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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明：婚姻之理道不明
能争取到面对陈道明的机会，颇费了一番周折。在约定的地点，我刻意先他而到。墨镜、棒球帽、一身运动装束的陈道明准时出现。握手、寒暄，座位由无烟区移到吸烟区。
点着烟，陈道明拿过我的采访提纲看。几分钟的沉默。末了，他淡淡一笑，坦言道：“你提纲里三分之二的问题都废了。因为我不是婚姻专家，所以你提出的有关婚姻的问题我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以点带面来回答。剧中宋建平和林晓风的婚姻，只是在某个情节和段落上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已，没有所谓的绝对值。另外，我一向不愿意谈及家庭话题，不要想以《中国式离婚》为突破口打开我们家的‘防盗门’。”
没想到，采访还未开始，陈道明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心里有一点波动，但我脸上的表情尽量平静。
“我觉得咱们放弃提纲，放弃理性，你尽可以提出问题，我努力回答；要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好说，没有意思，我也会选择不回答。”陈道明随即提出这个建议。
事已至此，只能接招。见招拆招。
采访的话题于是由陈道明引出。
“我的片酬经常打折”
陈道明：我觉得现在媒体和演员的关系成了职业的勾连关系，少了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缺少人性化的沟通，所以造成了很多误区。演员和媒体的关系应该是相濡以沫、唇齿相依。没有媒体就没有演员，没有演员也就没有媒体的存活，尤其是娱乐新闻这一块。没有罪犯哪来的警察啊？但是千万不能说是警察逮小偷，现在的媒体就有点这个意思，惟恐天下不乱，演员也恐怕自己不乱。所以我一向信奉少说废话，我不喜欢做表面文章。这个职业给演员带来太多名利，但一定要学会放弃。当满天下都是你了，这时你离倒霉就不远了。
记者：我觉得你不应该过于回避媒体，通常被媒体伤过的人，才会对媒体有一种本能的抗拒。而大多数的媒体是很善待你的。
陈道明：我不是以这种事件性事实来说话的，而是从我的职业和媒体应该是什么样的良性关系来考虑的。不是说没被伤害或是记者老写我的吹捧文章，我就得经常亮相。我和媒体天天聊天都行，但是我不能和老百姓天天聊天，那就会招人烦了。洋洋洒洒地说一些重复的话，不可能有什么新鲜东西了。我没有那么高的造诣和水平，能对“离婚”的话题说出八个样来，现在媒体关注点的角度大体相同。
记者：你几乎很少让媒体抓住值得炒作的破绽和把柄，惟一对你议论颇多的就是片酬了，比如具体是几位数等。
陈道明：但是估价极为不准。经常有记者问我现在是不是片酬最高的演员，我说我不是最高的，也不知道什么是片酬的高低，我只知道演员的片酬要和整体协调。一个本子你非常喜欢，制片方颤颤巍巍地找你来了，你如何对待？我就会减少自己的片酬，但会说清楚，请把这些钱不要放在制片方的腰包里，而要分给其他演员或放在制作上。我还碰见过，剧组要请另外一个演员，但钱不够，我问好差的数额后，就把自己的片酬降下来给那位演员，把他请来。所以我的片酬经常“打五折”。
记者：五折？按人们通常理解打折的东西可能会有质量问题。
陈道明：不是，我打五折的原因就是要保证质量，保证整体的平均值。这一点并不是说我自己的境界多么高尚，而是不想丢脸。我不想一部片子制作40万，我拿走20万，其他的都是些虾兵蟹将，所以我常说“要钱还得要脸”。
记者：但是国际的一些大牌明星，包括港台明星，心里都有一杆称，觉得自己的身价是不能掉的。
陈道明：还好，我没有按照这个标准走，我不认为谁红谁就是最好的演员，身价最高就是最好的。一个演员演了一部非常好的戏，价码一下就上去了，但不一定下部戏就好。我评论一个好演员不是以商业价值为基础的。
记者：那你不觉得这种观念有些落伍吗？现在连金鸡奖的评奖标准都把票房因素考虑在内，而不是完全看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
陈道明：你觉得我落伍吗？
记者：起码你的标准跟这个大环境不太接轨。
陈道明：你这是从商业角度考虑，作为演员，我只从一个演员的职业眼光来看。这是两个范畴。不是说我现在就落后了，要是落后，我现在还是拿一集180元。
记者：但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投资商包括观众只认“明星”。所以演员一定要出名，像你说的那种叫好不叫座的演员其实很悲哀，演了十几年的戏还不出名就意味着失败。
陈道明：那不叫失败，只能叫不成功。不成功和失败是不能画等号的。我觉得一个很职业的好演员他没有出名，有他先天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客观因素，可能是机会没到，或是没有把握好机会。什么叫成功者就是一个聪明人把握了他该把握的机会，因为人的一生中上天给你的美好的命运良机是屈指可数的，有的人把握住了，乘风而去；有的人没有把握住，任凭东西南北风，风吹日晒。
“我有霸气但不霸道”
记者：现在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你觉得自己把握了哪几次重要的机会？
陈道明：如果从过去“一本书主义”来说，演员一次机会就够了。很多演员一文不值的时，突然一夜成名，然后一部戏就吃了二十年。所以演员这个行业是比较异性的行业。我们的体育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重，因为它有标准，多高多快，有硬指标；但演员没有，完全是感觉的概念。
记者：虽然像你说的有些演员一部戏吃十几年，但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难能可贵的是有的演员戏拍一部是一部。比如大家对你的评价就如此。
陈道明：我觉得不是。我要声明的是，我决不是拍一部戏是一部戏，演一个角色就是一个角色的演员。我也拍过一些烂戏。
记者：你一定是个完美主义者？
陈道明：我还达不到完美。在潜意识里任何人都是完美主义者，但还要看有没有条件，这和个人的心愿又是两回事了。我想我和大家是一样的，做一件事情都想尽善尽美，但往往不尽人意。
记者：你认为烂戏的标准和社会普遍的的认知标准一致吗？
陈道明：有的一致，有的不是，但大体是一个标准。有个别现象，比如我认为是很烂的片子结果收视不错。比如《少年包青天》，收视率很好，很多年轻人是通过《少年包青天Ⅰ》认识我的，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它是烂戏。
记者：你自己的标准会跟着大趋势有所调整吗？
陈道明：我不调整，我不从众。我认为是烂戏别人认为好看的，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是好戏的别人觉得不怎么样的，我仍认为是好戏。比如《二马》和《一地鸡毛》，虽然反响和收视率一般，但我认为它们是好戏。我觉得一个演员最大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己演戏质量的所在，但难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时受各种因素影响，有情感绑架因素、金钱绑架因素等，也包括拍摄时平均值到不到一定标准的。
有的时候曾经跟我合作过的导演制片人来找我，平时大家相处得不错，他们把一肚子苦水都倒给我，我就成了个垃圾桶，于是我就背着一个垃圾桶上战场了。
记者：你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
陈道明：也不是，算是性情中人吧。你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冷板一块。就像接受贵报的采访一样。
记者：所以想要采访你的记者，采用“情感绑架因素”也许会奏效。今天能跟你面对面，很多人都很羡慕我。
陈道明：不会的，我真的没这么重要。我自己什么样最清楚，我只能说是相对地更职业化，或者说是有一定影响的演员，但从商业标准和艺术标准综合指标来衡量说，我不是很重要。我可能在某个局部、某个方位，有一定的存在值，不是绝对值。
记者：如你之前所说自己不是泛娱乐化的人，正因如此才是媒体关注的目标，因为有关你的报道很罕见？
陈道明：我罕见吗？一年也做两三次采访呢。(但是别人也许是有二三十次甚至百次。)那是他们努力的一种方式，我不好妄加评论。就像有些人要出名而刺杀里根一样，首先我不反对他们这种努力方式。
记者：那你的努力方式是什么？
陈道明：我觉得演员就是拿角色和观众交流的，不用别的废话。对演得不好的戏还说什么废话呢？演得好的戏也不用非听到别人的溢美之词，冲你竖大拇指才罢休，我觉得这都是说废话。
记者：你通常在什么时候才有想说话的欲望？
陈道明：比如像现在这样和你聊天，说我自己想说的话的时候。我不愿意别人搭完台我去跳舞，也不希望我搭完台让别人在这个范围内跳舞。
记者：你不希望别人给你搭台，某种程度是你个性的一种表现。你身边的人包括很多跟你合作过的人都说你有点“霸气”？ 他们甚至有些怕你。
陈道明：如果你理解为“霸气”我可以接受，霸气不霸道就行了。这就跟傲气和傲骨的区分一样。我可能有时会有霸气，但决不会霸道，不能把坚持原则和对质量要求高而不去执行粗糙的东西称为一种霸道。怕我的人是他们对自己不自信。
当然每个人偶尔都会做出一些没理的事情，包括我。这就和人的自由度一样，真正自由的人是会用自由度的人。真正讲道理的人善用不讲道理，谁都有不讲理的时候，这是一种人性使然。所以演员这个职业是令人向往而不令人尊重的一个职业。我觉得这一辈子要成为令人敬重的演员就足矣了。
记者：你觉得自己跟“令人敬重的演员”还有多大的距离？
陈道明：(干脆地)还差很远。不论观众还是同行，让人家认为我是一个让人敬重的人是多难啊！ 我正在努力做，在自我净化的过程中，但做得还很不够。
记者：但你现在起码是一个让人爱戴的演员，因为你拥有很多不同年龄层的影迷。
陈道明：有，只是一部分人而已，就是爱戴你的人爱戴你，不爱戴你的人仇恨你。这个行业就悲哀在这，在网上我看到骂我的人很多。
记者：看到骂你的评论是什么感觉？
陈道明：没什么感觉。这就是生态平衡。就像我曾经在报纸上说过的，我觉得演员和观众的健康比例是这样的，十个人有六个人认可你就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有五个人认可就是不错的演员；有四个人认可就是个还可以的演员；有三个人认可是一般演员；有两个人认可就不是好演员了；而只有一个人认可就不要再做演员了。
记者：你觉得十个人中会有六个人喜欢你吗，你有没有这个自信？
陈道明：过半数就足矣了。我觉得作为演员有自信是个非常原始的因素，面对褒贬，心态健康很重要。 演艺圈是种生态现象，适者生存。
记者：有评论说你是最具男性魅力的演员，这一方面是对你表演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说明你很有人格魅力。
陈道明：观众中有几个真正知道演员人格的？太少了，演员呈现给观众的只是表象。有的演员演了英雄人物，没有人会想到这个角色从荧屏上走下来会是什么样，在生活中他也许不是英雄。所以说所有的演员在媒体上说的话都是经过“整容”的。
记者：那你今天说的话是经过整容的吗？
陈道明：应该说是整容不大，还没在我整容范畴中。演员做一些表面文章是职业需要，在所难免，演员就是一个需要宣传的职业，但要是适度，过了就变成作秀了。所以希望采访我的记者在写作的时候要把我说的话写完整，有些记者经常会断章取义，本来你说了正面也说了负面，但他把负面摘去了，这是好意记者。还有一种不好意的记者，只留了负面的内容。其实真正的媒体是演员的监督者，而且是良性的监督者，而不是猜忌、炒作，娱乐记者更应该是演员的鞭策者和监督者，给演员营造好的环境和氛围。但是由于报纸竞争的因素，迫于各方压力，有些记者不得不去做他排斥的文章。按照人的本性，观众都有好奇心和偷窥心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记者：你也是一个普通的读者，你关心这种所谓“谈资”吗？
陈道明：我不关心。我连电视都不看，我们家没订报纸，厕所文化更不在我的关注范围内。我是个保守主义者，体现在我比较关心过去和历史。
“我永远当不了‘火车头’”
记者：你不属于那种前瞻式的人？ 陈道明：不是，所以说我当不了“火车头”，也没有人把我当“火车头”。我觉得自己就是在第二三节车厢上的人。
记者：事实是，我问过很多学表演的学生包括年轻的演员，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演员，他们很多人的答案是陈道明。
陈道明：你应该把“很多人”改成“一些人”。我觉得大家可能把我“物化”了，并不真的代表我就是第一。
记者：你在拍《末代皇帝》那会儿，想过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演员吗？
陈道明：没有，这也是令我欣慰的一点——从来不给自己假设，不管是金钱假设还是名誉假设。我从来没有目标，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觉得一些东西很好玩的，是在我操作范围内就会去做。像有国外影片找我，很多人认为是机会我却不去拍，我觉得中国这块土地够我发挥的了，不想走什么国际路线了。我是没有太大抱负的人，我不给自己画地为牢，也不给自己格式化，自然成长最好。
我觉得人努力就意味着有一定程度的变形，奋斗就意味着有一部分的牺牲。就像人推门推不开的时候姿势肯定会变形(很形象地用肢体语言向我们示意)，不用那么大的力，推门时会很绅士。我尽量保持不变形，这样生活才比较安定。我做不到大隐于世，顶多做到小隐于民。
记者：能达到这种不变形是有条件的，比如有的演员没有名气，甚至生存都还不能保证，他肯定会很用力地往前冲的？
陈道明：(深有感触地)是难，但我觉得这和人的天性有关。我能一个礼拜不出家门，可以一两年不拍戏，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挺好。
记者：事实是这两年你拍戏的节奏比较快？
陈道明：这不是我耐不住寂寞，而是制片人不放过我。这些年我看剧本的量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以前别人是拿着红缨枪要我上戏；而现在是拿着枪对着我，甚至说我要不上，他们就举枪自杀。像昨天过中秋节，好几个人又找到我，说如果我不拍他们就要自杀，因为戏已经卖出去了。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改剧本，改好了我就上，不行我还是不上。
记者：某种程度上你还是幸运的，因为你掌握让他们“改”的话语权，不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权利的，也不是所有人的话语权都被重视的。
陈道明：现在不需要改的电视剧本有吧？(但是如果你没有现在的名气和号召力……)我觉得这是演员的权利，而不是名演员的权利。不接受的人只能说他是势利眼，不能说提意见的人是不对的，如果是很好的创作者，不论大小演员的意见他都该考虑。
记者：有时候话语权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个性。比如在《中国式离婚》北京记者会上，因为摄像记者阻碍了演员跟文字记者的交流，所以你带着主要演员从主席台下到了记者席。不是所有人都敢这么做的。
陈道明：那天我确实有些恼火。可能别人比我有涵养，我想说话时就说，没有心情说的时候别人逼着我说我会很难受。我天生不怕得罪人，如果有一天媒体电视台要封杀我，我大不了就不拍戏了，相安无事。我做过休息十年的准备，也做过大家都围着别人转，自己被冷落的心理准备。因为这个职业总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观众觉得我不再重要时我就不会再演下去了。我没有要死在舞台上的高尚境界，我肯定是死在家里，我是能少干一点就不多干一点。
“在自我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记者：想到有一天自己不再是焦点，不再被人簇拥，你害怕过吗？
陈道明：我不怕，因为我已做好了准备，那时的心态跟现在不会有什么改变，读读书、发发呆、遛遛弯，绝对不会失落。我经常跟朋友聊起有一天我不想做这行了做些什么。
记者：那你想做什么？
陈道明：争取做个好老头。(笑)一个胸无大志的好老头。
记者：包括做一个好父亲吗？
陈道明：我现在就是好父亲。
记者：是好丈夫吗？
陈道明：好丈夫不是，(很诚恳地)平时照顾家里不够，也不干家务活，只能说是心态上的好丈夫和好父亲，行动上付出的比较少，有点愧对吾家。
记者：既然意识到了，为什么不尝试改变一下？
陈道明：我觉得我一改变，别人会觉得很怪，这样会给人家惊着，所以还是按习惯行事吧。我说的都是实话(身子很放松地向后靠着，笑得很自在)。
记者：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陈道明：(不假思索，脱口而出)Yes,sir。(你在家里也很霸气)不霸气，因为家里人都愿意我作主，所以我就理所当然地作主了。
记者：大事管，小事也管吗？
陈道明：小事不管，小事管不过来。 (话音未落，陈道明机警作出反应，语气中带着调侃)你开始开我家的防盗门，试图拿钥匙往里塞。我说得对吗？我不能把我们家的事都公诸于众，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跟朋友聊天也如此，从不谈私事，从不谈他人事，我不议论这行里任何人的好与坏。
记者：生活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陈道明：枯燥无味。在家里，经常往椅子上一坐，发呆。
记者：那太太和女儿没有意见吗？
陈道明：没有意见。他们已经适应了一个枯木头立在家，如果枯木突然有一天滋润了，他们肯定会觉得不对劲了，一定是哪漏水了。别说是在家，就是和朋友在一起，也很少说话，要不看剧本要不看书，要不在网上，他们都难以忍受我的枯燥单调。我从来不上街，不知道潮流是什么，不管在哪拍戏都在外景地和酒店两点一线间往返，但从没觉得乏味，在我的世界中生活其乐无穷。
记者：但有些乐趣是可以和家人一起分享的？
陈道明：是跟家人分享啊，现在有多少男人是情愿天天呆在家里的！这对家人来说就是最大的愉快。我是很稳定的，很享受这样没有欲望的生活，无欲则刚，有些话也敢讲了。调整好的这个心态是一个自我进化的过程。
记者：太太和女儿的生日你真的不记得？
陈道明：怎么会呢！我都记得，而且都会献出我的宝贵礼物。9月份太太刚过完生日，我送了一个价值四万多元的吊坠。
记者：你的生日太太也记得吧？
陈道明：我的生日我倒希望他们不记得，过生日太麻烦。太太和朋友给我买了好些我根本用不着的东西，比如烟斗，还有送我很贵重的笔，我家的笔可以拿箱子装。但这些是心意，我还得假模假势地领了(很温暖地笑了)。人生就在这很多无奈中消去了很多情感，慢慢地使我们麻木了(带着方鸿渐式的感慨)。
记者：《中国式离婚》播出期间，我看过一个采访编剧王海和蒋雯丽的电视访谈节目，其中主持人和王海令鸟 一致认为你有一场戏演得不太自然。就是最后一场戏，宋建平和林晓风亲吻，据说这是你的荧屏初吻？
陈道明：(很释然地笑)我把初吻献给了蒋雯丽。拍那场戏我感觉很痛苦，那天蒋雯丽涂了很多唇膏，我享受不了那味儿。(所以主持人说由此看出陈道明生活中是个不接吻的人)是吗？谁知道我接不接吻啊？我觉得那场戏是可以不真吻的。我知道自己演得不太自然，他们批评得很对。
记者：戏播出了，你更在乎肯定的说法还是否定的？
陈道明：肯定否定都不想听。就像我小时候上学的心理一样——老师千万别当众表扬我，那会让我无地自容，因为我知道自己还有杂质；也千万别当众批评我，那会让我尴尬，因为我知道错了。没人理我最好。所以我拍过的片子从来不看，就像大师傅做完菜，往人家面前一端等别人来品尝就完成任务了。
记者：大师傅也分等级，这么说你觉得自己是特级“厨师”？
陈道明：不是，准确讲是一个有经验的“厨师”。(平时在家做饭吗？)从来不做，我对吃也不讲究，我可以三个月顿顿吃炒米饭，还不腻。我最爱吃的往往是最廉价的，我不喜欢复杂的东西，越简单越好。我的生存欲望比较低。
记者：可以说你的生活质量也比较低吗？
陈道明：我不认为，我对物质生活质量有自己的要求，我爱干净，而且非常在乎住的环境，一定要非常舒服、干净。(舒服未必奢华？)对，必须能让我在那里长时间呆着，要说物质的这个要求很高。我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没边儿，自在就是精神世界。精神自在有很多表现方式，比如家里装修我一定是和工人一块干的，我喜欢这些，我一定要跟他们一样弄得一身土，而且从早到晚盯着，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的愉快。
体味婚姻的模糊之美
记者：《中国式离婚》提到三种背叛：身体的背叛、心的背叛和身心的背叛。剧中刘东北认为心的背叛是最致命的，你认同他的观点吗？
陈道明：我说过我不是婚姻问题专家，我的理解绝不代表别人。有的人认为只要对方人不走就行，无所谓哪种背叛；有的则说你敢碰别人一下。性格导致婚姻的最终结果，没有标准可言。
关于情爱的话题道不明，从有了家庭史就无法谈清。不同年代、不同年龄的人会对婚姻有不同的解释。现代社会恐怕有很多人愿意当第三者，因为他完成了自己的感情历程，不像过去人们觉得婚外情是一种耻辱。就像歌里唱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而有的人就不行，恪守妇道，恪守礼教。所以说中国的婚姻有殖民地的，有半殖民地的、有封建的、有现代的、有资产阶级的、有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的婚姻理念是混杂的。
记者：都说夫妻相处是门学问，婚姻需要大智慧。我并不想让你以婚姻专家的角度阐释这些，只是想让你以一个在婚姻中的普通人谈些切身体会？
陈道明：每个家庭的婚姻体会都不一样，婚姻中讲的大智慧都是虚的。在爱情和婚姻中有时需要模糊，不要总问为什么？怎么回事？到底怎么样了？你会在模糊中看到一种美丽，不是别人的美丽，是你自己的美丽。在婚姻中最好难得糊涂，我并不是中庸，不相信模糊主义者，一定要去清晰化，未必有好的结果。
记者：如你所说不同年龄对婚姻的态度是不同的，人到中年的你怎么看待家庭和婚姻？
陈道明：婚姻和家庭对于现在的我没有任何压力。我挺自在的，压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人的压力只有两点，一个是良心的，一个是肌肤的。人最重要的就是随心所欲，保持一份愉快的心情。快乐不是每一个瞬间赋予的，如果一天的某一个时刻你不小心摔了个杯子，你这一天就不快乐了吗，未必，你得问自己总体快乐吗，要看平均值。
送女儿出国是为了锻炼她的能力
记者：女儿的成长和教育会给你带来压力吗？
陈道明：完全没有。我对孩子的教育就三条，第一要身体好；第二要愉快；第三才考虑到学习好。 比如她要染头发，我问她染完后愉快吗？她说愉快，就让她染了。她毕竟18岁了。
记者：她一直在国外学习，你觉得她的观念跟国内的孩子差异大吗？
陈道明：没有，她一年至少回国三次，上三次“国产进修班”，学中国的规矩(笑)。我对孩子没有太现实的目标，梦想和现实是两回事，不能拔苗助长。
记者：你把女儿送到国外学习的初衷是什么？
陈道明：叫她知道什么是独立，锻炼她的能力，我觉得未来的世界不是拼学历而是拼能力。我觉得女儿现在的能力还行，在做着自己认为愉快的事情，她愉快我就愉快。她正在上预科。
记者：女儿对艺术表演有兴趣吗？
陈道明：她跟我这行没什么关系，她也不认为她爸爸怎么样。她跟我之间的关系是朋友。
记者：你对她会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吗？
陈道明：没有太多的意见，就是问问她的能力行不行，她兴趣点能不能支撑到底，想不想做。仅此而已。
记者：在女儿面前你没有父亲的威慑力？
陈道明：碰到事才有，不过一年也碰不到一两次。平常的事就随她，顶多问她跟谁出去，这是从安全角度做。
记者：18岁正是谈恋爱的年龄，关于这方面作为父亲你对她有约束吗？
陈道明：没有。从愿望上来讲，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找一个稳定的，彼此相爱的人，但具体实施哪能一步到位，现在年轻的女孩至少得谈十次恋爱。
采访手记：
这是一次有准备的采访，但现场却变成了一次抛开提纲的聊天。充满着未知、悬念和惊喜。
两个小时中，陈道明给我的印象由冷转热，由矜持到轻松再到坦诚。开始，他戴着帽子挺直脊背坐在我的对面，后来他摘掉帽子，身体随意地倚在靠背上，开始跟我们轻松谈笑。那神情、举止、语气和笑容是意料之外的。
采访中谈及个人魅力的话题，我问他有没有自信——认定10个人中有6个人喜欢他？他不置可否。于是，我对周边的10个人做了一个调查。持肯定答案恰好6人，其他两人的答案是“没感觉”；一人的答案是“喜欢以前的他，不喜欢现在有点‘事’的他”；还有一人的答案是“仰视”，她不确定这种感觉是不是喜欢。
也许，结果并不一定说明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陈道明身上已经被涂抹上些许神秘色彩。因为他的深居简出，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因为他的霸气。就如他自己所说媒体某种程度上已经“虚拟”了他。感谢这次与他面对面，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陈道明。原来他是一个没有目标随欲而安的人；原来他是一个活在自我世界中自得其乐的人；原来他是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性情中人。
我也惊诧于他处在风口浪尖的冷静和清醒。他不敢妄称自己已成“家”；觉得自己距“一个让人敬重的演员”还有很大的差距。也许，这就是陈道明的魅力。
采访中陈道明多次称自己是一个枯燥乏味的人。看记者半信半疑，他于是让身边的助手证明，见助手摇头，陈道明笑言“他不敢说”。末了，他如是评价自己：“我自认为还不是无聊的人，应该是一个能给大家带来压力和愉快的人。”
毋须多言。采访后我们愉悦的心境足以为证。
“只要你愉快是最重要的，文章写成写不成不重要。记住了，每个人在每秒钟都奔向死亡。如果这两个小时谈话很愉快，这两个小时值得，这种死亡消耗值得。”
但愿这两个小时对陈道明也是值得的。握别，他明朗的笑容，足以让我欣慰。
文/江月
图/photo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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