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53岁了。他自豪自己在这个年纪还能拥有成型的腹肌，他的遗憾是：“过了45岁，白血病捐献骨髓的事我做不了。”
作为“卫生部艾滋病预防宣传员”，他设立了“濮存昕爱心基金”。企业找他拍广告，他先跟对方讨价还价：“你要参加艾滋病的关爱救助项目，先做这个事，我就跟你做。”拍完广告，再跟对方说：“钱你别给我，投入我的爱心基金。”几年下来，基金会前后募集
到120多万元，并且已经花出了60多万。最近，他正在考虑帮助被艾滋病感染的大学生朱力亚完成学业，再给她找个工作。
作为北京“人艺”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院长，濮存昕却发现自己3年来“一事无成”。
2003年4月11日，濮存昕被北京市委任命为北京“人艺”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院长。
当院长不到4个月，在抗非典之后他参加的第一出戏《北街南院》上演当天，濮存昕就向上级递交了辞职书，同时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全剧院。
辞职书交上去以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上级单位没有任何答复，他的辞职请求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批准。
现在，濮存昕只想做一个单纯的演员。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也不容易。在采访濮存昕两周后，记者从别处得知：原计划2月13日开始排练的话剧《白鹿原》又遇到了新困难。这出准备了两年多时间的大戏，由林兆华导演、濮存昕领衔主演，计划集中“人艺”最强的演员阵容。在排练即将开始时，因为内部协调问题，能参加该剧演出的“人艺”演员不到原计划的一半。
继承传统的机会，丢了
“剧院的人民性体现在长期演出和低票价，而北京‘人艺’一直在努力地坚持这事，但是眼看快坚持不住了……”
南方周末：2005年，你在话剧上投入精力非常多，《雷雨》、《李白》、《万家灯火》、《茶馆》几个戏都有你的角色，这样频繁的演出，角色转换吃力吗？
濮存昕：一点不吃力，因为不是新的创作。每场演出都是一种总结、完善。去年4月份，在演《李白》的时候，我的从容感是从来没有过的。每天都是充满着兴趣创作，每一天每一天地和李白相逢，去反复体会这个角色。这个过程就像吃菜，要吃好几口才过瘾
南方周末：几年前，你曾说过话剧没好产品。你现在的看法呢？
濮存昕：因为文化产业在我们所有剧团面前都是课题，根本没有成功的经验。所谓的成功经验都是一时一事的，比如独立制作也好，还有民间制作的一些戏剧，包括在上海我们策划的《雷雨》。更多的是演完就完了，真正对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的，品牌也好，剧目也好，没有产生过。
当然大家也说有好戏，只不过是说哪年哪年演了5场，大伙儿有个对5场的回忆。北京“人艺”不同于其他剧院，它的历史传统给我们留下的运作方式，一个好戏可以演几十场，几年之内很容易就上百场。这个市场有深度和广度的影响。虽然它的经济效益比不上独立制作，独立制作就演3天，它的票价可以上1000元的。像我们这种长期演出的剧目，它的票价就不可能那么贵。它应该让更多的人来看，我们经得住更多的人来看。
彭真市长当年说，你们不要完全按照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称谓来定北京艺术剧院，还是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好。剧院的人民性体现在长期演出和低票价，而北京“人艺”一直在努力地坚持这事，但是眼看快坚持不住了，所以政府投资往里贴，贴了半天，体制又限制了艺术的真正滋长。
南方周末：最近几年，戏剧一直处在尴尬的状态，缺少能走向世界的戏，没有什么戏让老百姓奔走相告，为什么？
濮存昕：也不是，我们剧院的《茶馆》应该说是走向了世界，去年底在美国演出，过去在欧亚很多国家都演出过，受到好评。但应该说从时代的要求来讲，好作品还很少，也有体制上的问题，比如电影与电视创作的整个机制上，有优化组合的可能性。它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汇集整个专业层面里最好的人才，一起做一件事情。
戏剧是以剧团为创作单位的，它的资源，创作力量的资源，是有局限性的。在创作过程中，可能某些地方要将就你资源的不足。
也不是说现在没有特别好的剧，有，但是不多。有些好作品，因为演员的退休、离去，有时使得这个戏就没法演了。我们演的《鸟人》，林连昆老师现在病了，那三爷的角色就没人演，不可能有别的演员顶上去，所以那戏就没了，只能有一个录像，看一看碟，也就只能如此。
但是《茶馆》，我们就真的接下来了。没有看过老戏的观众看了，很喜欢。“哦，《茶馆》，好戏！台词写得真精彩！”但是，下一拨年轻演员再演，我就不知道怎么样。
南方周末：有人评价你，作为演员，你在舞台上已经做到最好了，正处在黄金年龄。
濮存昕：听到这种评价，我很悲哀。因为我心目中，前辈在我脑子里的高度，我们是不可逾越的。而且我们40多岁的时候，一点成就感都没有。没有人认为我们是对的，没有人认为我们行，我们只是尽演员的责任，一点点去做。
现在突然间有了高树悲风、不胜寒意的感觉，那种感觉很糟糕。怎么对待我们今天“人艺”的青年的力量、中年的力量？没有任何人来肯定这件事情。
20年来，我们缺乏对戏剧界的青年、中年力量的肯定与承认，没有给他们更好的空间和尝试。对他们个人的创作冲动、对自我生命的各种表达没有给予更多的尊重，包括对林兆华。我们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了继承传统的机会。
前不久，在焦(菊隐)先生的百年纪念会上，一些与会的老前辈仍旧说自己老一套的话，“焦先生，继承继承……”有人动员我发言，我使劲忍住没有发言。因为现在没有人会很负责任实实在在、实事求是地对北京“人艺”目前的现状发言。今天有谁能继承？20年来谁按照焦先生原来的演出样式排过一台戏？完完全全按照焦先生的演戏方法去排戏，它就能够有观众，能够出精品？
南方周末：这是你对今天戏剧现状的判断？情况有这么严重吗？
濮存昕：我们的文艺现状就是所有的地方都修建苏州园林，不要原始森林。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保护原始森林。而且应该去培育、种植像原始森林一样的杂木林，也让草野着长为好，否则我们的文化空间就不够大。在文艺题材上，特别是地方，限制了艺术团体的自由发展。
能排戏的导演，缺了
“林兆华之所以在‘人艺’没有形成主导地位，是因为这个环境不能容忍他的创新精神。”
南方周末：“人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尝试，比如“人艺”创办了“实验剧场”，开始做一些实验戏剧。
濮存昕：“实验剧场”也不是我推动的。林兆华推动现代的、有实验性的戏，早在《绝对信号》就开始了，但长期以来对于林兆华实验性的那些戏剧观念，“人艺”方面基本上是一种否定的态度。
一个剧团的灵魂，最重要的核心力量是导演。导演的核心力量是抓剧本、抓素材、抓写作、抓制作。
目前，“人艺”的瓶颈是导演。我最寄予重望的林兆华已经退休，就剩任鸣和李六乙。任鸣的问题是近年来他排的戏都不是特别的精彩，这都是可以公开说的，我认为不太精彩，有他近年来的生存状态问题。李六乙是太超前的一个导演，作品有很多独到的东西，但只能小范围地被接受，很难进行商业运作。还有一个顾威，他是个退休演员，也做导演。现在来了两个年轻导演，应该说还都没有进入状态。
“人艺”倒有一大帮发牢骚的明星，因为体制的原因，使他们在“人艺”赚的这点钱，根本就拢不住他们在“人艺”排戏，这有体制的问题。还有一部分中间力量的演员，他们一天到晚地在“人艺”排戏演戏，因为导演层面的薄弱，缺少对他们进行培训、提携、指导，使得他们缺少进步的空间。
从我个人来讲，我40岁以后的进步是从林兆华开始的。他给予我一些表演观念，他对于我的一些艺术指导，和我通过他对于现代艺术的一些了解，使得我突然间就多了一手。我除了传统的表演，从夏淳、从我父亲、从剧院的写实或现实主义的戏里面来的那部分东西之外，“哦，我还能这么演戏！”
南方周末：因此，你对林兆华的期望那么高。
濮存昕：林兆华是北京“人艺”的最后一个还能导戏的前辈艺术家，除他以外，前辈们大都退休不管事儿了，“人艺”没有其他人了。我在“人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林兆华出任艺术总监，负责整体的艺术创作，以他的艺术思想观念，建立现在“人艺”的艺术标准。
“人艺”真正有一流水平的人现在都在外面干，不在“人艺”干，能感召他们回来的，只有林兆华。
实事求是地说，在戏剧上林兆华有一生的积累，也有现实主义戏剧传统对他的滋养，这20多年有一系列的优秀作品，具有国家级别和世界交流的水准，和现在的一些年轻导演比较，他比他们高一大截。他的声望、成绩、作品摆在那儿，你躲不过去的。
林兆华之所以在“人艺”没有形成主导地位，是因为这个环境不能够容忍他的创新精神。如果让他放开去做，给他一个好的环境，他也不会有时表现那么激烈，不会去喊口号，去斗争。他也不会用批判“伪现实主义”去批判别人。这句话使很多人生气，以为在说自己呢。
南方周末：林兆华现在并不是“人艺”的艺术总监？
濮存昕：我的提议既没有得到上级的支持，也没有得到“人艺”领导层的赞同。在中层干部会上，我提出来之后，也没有什么响应。如果我一定要坚持这个事情的话，就要出现投票的尴尬局面。毫无疑问，肯定不会被通过。
我对他们说，能不能先试试？把以前的个人恩怨抛开，林兆华也快70岁了，给他5年时间，让“人艺”有一个发展，这5年中间我们磨合，看着能再做点什么。
一次院里开会，有人说：“林兆华做艺术总监？他不是副院长，这个领导关系怎么做？难道我们院委会、党委，要听林兆华一个人的？”就这样，没有人支持我。我发现能够理解我跟我合作的人，不存在。
在林兆华的问题上，我们的上级领导也认为我的想法是不对的。他们对“人艺”的定位要求和我想的完全不同，还派人来“加强领导”，配合我们工作。这一“加强领导”的出现，谁敢支持我的意见呢？会上的发言就都绕脖子说话了。
最后我发现什么都做不了，用林兆华有人不同意，让某些人辞职走人也不行。一天到晚开会，围着文件转，天天都是这些事。然后我就变成了曹禺，变成了于是之，你们不知道，他们后半生在领导岗位上精神其实是很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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