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代表，没人当了
“由此我想到一个老者，他的病体，怎么去挽救他？只能去性交杂交出一个儿子来，不可能万寿无疆。”
南方周末：你苦恼的其实是体制问题？
濮存昕：现在全国院团体制改革没有形成环境。造成的结果是，在我们人才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不敢大动干戈。但是你的机制没有，就永远没有人才。
国家话剧院比“人艺”要好一些，就因为赵有亮(国家话剧院院长)的工作方法有独到之处。“谁要排戏说一声，想排什么戏就排什么。在我这儿绝对没有红灯，哦，这个剧林兆华你有，那你到我这儿来，我这没审查制度。”
虽然有些戏可能并不成熟，水平也不一定特别好，演个十场八场就收摊儿。国家话剧院的问题也有，比如票房回收、观众数量也不多，但他这样一来，“国话”的局面就显得比较活跃，“国话”的年轻队伍就这样起来了，他们大概有六七个这样成熟起来的导演。
南方周末：你有完整的改革方案吗？在上任前，没有和他们沟通交流过？
濮存昕：没有完整的计划、方案，“人艺”的问题摆在明处，所有的人都清楚，但是没有人正面承认。
比如，我们能不能灵活用人，形成进进出出的机制，甩掉那些不合适“人艺”的多余人员，引进那些需要的人。人才应该流动起来。于是之老师曾说过，“我最苦恼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让剧院办成剧院，而不办成机关。”
这些想法在我上任前就和上级领导沟通过，但他们没同意我的想法。我当时没想那么复杂，想在实际工作中先慢慢干起来吧。但我发现自己太天真，北京“人艺”是一个国有事业单位，一个政府机关，不是一个单纯的剧院，在这样的空间里，我能做的事情太少，也应付不来。
虽然我负责主持工作，可是我不能作主，也作不起这主。我当院长的前提必须是我得按照我的意图工作，你不按照我的意图工作，我可以不干，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签法定代表人的那个文书。因此北京“人艺”现在没有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还是已退休的刘锦云。如果现在北京“人艺”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故，比如着火这种事，实际上是没有人负责的，这个现状很危险。
“人艺”的现状实际上是一锅粥，濮存昕你跳到这粥里去搅和，就会被这锅粥淹死。你想把这锅粥的汤倒了，重新煮，根本就不可能。
南方周末：你是不是太悲观了？
濮存昕：艾滋病首席疫苗专家邵一鸣教授说，德国一个森林病虫害，树木全部要完蛋了，很多科学家说赶紧打药治虫子，一部分科学家的判断是让这些树自然死掉，然后重新生长新的森林，自然资源没有被化学剂污染。
今天我们再怎么谈老北京“人艺”的辉煌，它实际上己经不存在了。老艺术家们离开了。我们剧院还有多少艺术力量，能做什么，给予他们什么空间让他们做？说林兆华不行，可濮存昕认准林兆华了，现在上级不同意，那就让其他人做吧。
由此我想到一个老者，他的病体，怎么去挽救他？只能去性交杂交出一个儿子来，不可能万寿无疆。这就是自然之道，文化之道。鲁迅过去了，你还说中国怎么生不出一个鲁迅来？就是生不出来。我们后来不过生出一个钱锺书、巴金，之后出一个王蒙、陈忠实来。
南方周末：就这样放弃，是不是太轻率？
濮存昕：我就是想做我想做的事。坚持我的观点，坚持我的态度，坚持我对这件事情的判断，这才是认真负责的态度。没人理解我。领导们现在知道了，濮存昕跟他们唱的不是一个调。他们想改造我，但改造不了我。他们要我不要和林兆华合作，要和其他导演合作，目前我还做不到这一点。
院里的年轻人也背后议论，“濮存昕这人根本不是做官这块料。”我走很容易，但跟着我干的人，我退了，他们怎么办？
坦率地说，我还是个明白人，下棋你得看十步以上，你哪能只看三步啊。这棋越下越臭，干脆收棋。你往后退我认为是一个负责的态度，从现在来看，我真的是尽不了这个责任。
所以说这事在今年内应该有一个了结。我不能再拖下去了。我还要和领导谈话交流，要把你真诚的东西让别人了解，争取领导对我真正的了解。因为他们也得负责任，这两年来我们没有谈过话。他们也没负责任。
院长，做不动了
“带着满脑门子官司，这关系那关系协调，矛盾的解决……怎么演？没法演！”
南方周末：你不想当这个院长，很多人都想做。
濮存昕：这个院长并不是我去要的，领导觉得，濮存昕这人没有大毛病，戏也演得不错，有知名度。现在看我真的是有大毛病，说真的。
我二楼开完会，上三楼排戏，我真的背不下来词儿，多痛苦呀！平时我跟这些演员相濡以沫，心贴心，但是你当了院长，站在这位置，“哟，院长来了！”他们刚才站在那里说着话，全部打住。我很不喜欢这个感觉。演员做工作就是表达角色生活很微观的心理过程，可是我带着满脑门子官司，这种关系那种关系协调，矛盾的解决，一看到这演员，集体利益啊，剧院利益啊，个人利益啊，人家说“放我一马，我想在外面拍电视剧去”，我不同意，然后我还要跟他们一块演戏，怎么演？没法演！
我是一个演员，我喜欢我自个儿，我喜欢我的状态，我要开心。我也喜欢大伙，让大伙开心。可是大家都觉得我人缘好，应该当领导，但我做不动。
领导者要有气质、品性、素质、能力、办法，能够推动改革和发展，影响改变别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是一个艺人，我真的改变、影响不了其他人。我已经告诉他我要这么做。他们不认可。
一切都和我想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剧院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一岁一枯荣”这是我曾经在一个采访中说的，说完这句话我哭了，碰到秋天了。
做逃兵？
濮存昕：就跟李白似的，非庙堂之器，不是这块料。鲁迅他也不参加党派，他也不参加团体，他根本不愿意负那责任。弘一法师扭头就走，出家了。
我是一个演员，我得出东西，我得去演戏。同时还有很多空间去完成我的社会工作，公益活动那么多。实际上我要把演员的事做好了，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帮助社会的很多很多方面，推动很多事，那里需要我，我只能这么做，你说我牺牲哪儿？
我曾有一个噩梦的主题，就是堕落无底的深渊，身体在压力的剧变中膨胀，直到一身冷汗地惊醒，我现在有身处悬崖之感，我很害怕“人艺”毁在我手上的恶名。所以我必须放弃，必须结束了，你别挂个院长名，徒有虚名还在招摇，还在那儿做梦。
南方周末：或许，有时需要漫长的等待，才能够实现目标。
濮存昕：你要想这么干事，一定得有一种激情，也可称作是英雄主义情怀，这是一种信仰的冲动。现在，我不愿意痛苦，我是一个对自己很在乎的人，不是一个特别无私的人，所以让我完完全全能够舍身去做，我做不来。
南方周末：一提表演你就眉目放光，一提当院长你就很累。
濮存昕：马上暗淡下去了，这是我人生中的“败笔”。太失败了。我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现在首先承认是我自己有问题。外部也有问题，外部问题的讨论应该是大家一起来做的，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我说的不见得对。
知识分子的问题就在于他老觉得自己对，就要争吵。政治家都觉得自己对，就要打仗。宗教告诉我们，不要只觉得自己对，要谦卑一点，要宽容别人。那你就退后一步。有些社会上的事情你解决不了。所以说，李白也好啊，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兼济天下不行就退而独善其身。
我就退到原点。我的一生中最要紧的职责是演员，而演员的创作主体是自我，是生命本身精神的质量，是兴趣热爱和投入。
南方周末：现在，上海已经出现了官办转民营的私人剧团了，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办个剧团呢？
濮存昕：我没有，我现在只想做好演员。因为现在比剧院更大的一个空间是有问题的，所以怎么办都会有问题。我们期待院团体制改革的春风吧。本报记者 张英 实习生 王琳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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