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到金融危机，他是有点小得意的，“公司小，一共就6个人：2个会计，2个制作人，1个文秘，1个司机。2008年初的十几场演出把一年的费用赚出来了，之后我们主动回避了市场行为，该冬眠时冬眠，等世道好转一点再出来。这么多年了，经济危机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经济危机是正常的，潮起总有潮落嘛，对我们民营企业来说，最大的危机是政策危机，政府管得太多，这才是最大的危机。”

　　这次大年初四至初六在上海大剧院演出《阳台》，档期是一年前就敲定的。陈佩斯演的是一个讨薪的农民工，他把最新的“金融危机”也带到了剧中，“剧本是7年前创作的，反映的是房地产黑幕——利润都被腐败巧取走了。这些社会现象那时媒体都有报道，这其实就是经济危机的先兆——真正造出大楼的人恰恰成了改革开放的受害者。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我也曾上山下乡，我了解农民、农村，看不得他们受苦受害。”

　　然而，恰恰是话剧的高票价将他关心的农民工挡在了剧场外。“当然这也是一个矛盾。但为什么演民工就一定得让民工看？话剧和他们无关，只是表述我对社会的看法。他们看不到我也没关系，长江后浪推前浪，总会有他们喜欢的人出现在电视上。这是小事，大事是我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做到了。”不上电视

　　只因创意不能被体现

　　因电视而成名的陈佩斯如今离电视越来越远了，去年和朱时茂去了北京春晚()，也只是出于“还一个愿，毕竟人家在我最危难的时候帮过我”。他说，排小品要占用太多时间，又有着诸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因此是不愿意再上电视了。

　　北京春晚的《陈小二乘以2》运用了多媒体技术，这是陈佩斯多年来想做却无法在央视春晚实现的构思。1998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向春晚导演提出在小品中采用高科技和电影蒙太奇手法，导演没同意，为此两人决定不参加1999年央视春晚，“我想了10多年，但是最后出来的效果，我不是很满意。瓶颈在于文化上，尽管技术上是成熟了，但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法把我的创意表现出来，这正是我不愿意再上电视的原因之一，你想的和他们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他有很多想法别人实现不了，于是决定由自己去实现；他有很多看法和众人不同，他也不强求别人向他靠拢。对于今年流行起来的山寨、囧等词汇，他如此评价：“流行流行，‘流’和‘行’都是动态，不就意味着有生命力限制嘛……”

　　从“山寨”说到“山寨春晚”，再到陈佩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央视春晚，“山寨春晚挑战央视春晚？挑战就挑战，关键是谁怕挑战，不能有了你一家，其他人都没了。其实，当年电视春晚的出现对于舞台春晚来说也是挑战，电视也流行过，也是动态的；我也是动态的，所以不能因为我上过春晚又离开春晚，就一直把我绑这上头了……”绝不点名

　　只因常常“祸从口出”

　　一直以来，陈佩斯以心直口快出名，他敢说，也敢做，甚至敢于因版权问题和央视打官司。不过，现在他有了些微的变化——点评人事物时不再点名。

　　问他喜欢什么类型的作品，他答“有智慧的”；具体问到“什么作品”时，他仅以“挺多的”作答。他说是因为吓怕了，“稍有虚指的，媒体就会往具体的人、事上靠。”

　　陈佩斯指的是最近一次网聊的对话。当讲到中国现代的喜剧时，他说道“我们民族的欣赏水平都回到先秦的侏儒俳优了，那么多节目都是以戏弄残疾人而让观众获得优越感和快乐”，这一句话，后来被有些媒体理解成是影射赵本山()。对此，他表示无奈，“这哪儿是哪儿呀，他们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最近吧，有人穿个三点出来游个泳，都被说成那样，换你在火车上看到山里光屁股小孩，说不定还觉得人家可爱，赞一声‘真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