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袭明黄色的长袍轻搭身上，露出瘦削的肩头，戴一头亚麻色假发的梅艳芳在被处理成绛红色的香港背景里回眸凝望，看不出是留恋还是告别。在香港尖沙咀附近一幢高楼一间略显拥挤的办公室里，一进门对面墙上便是这张巨大海报。这是香港著名音乐制作人金广诚的工作室，房间里满是他作为制作人参加的大牌歌星演唱会海报，贴在最显眼位置的“梅 艳芳经典金曲演唱会”这一张不过是其中之一。

　　2003年11月16日，是梅艳芳在香港红勘体育馆举行的八场演唱会的最后一场。“我问她，要不要再Encore(返场加唱)，她说没有歌了，我说我来安排。”金广场为梅艳芳安排的最后一首歌是《珍惜再会时》，梅艳芳同意了。在唱这首歌之前，她似有所指地告诉现场观众，要珍惜眼前人。刘德华、陈亦迅等一帮圈中好友都在台上陪她一起唱，全场观众也站起来，不少人流着泪看着梅姐一点点消失在舞台。40多天后，这一幕发生在真实生活中，梅艳芳在那天晚上的演出成了绝唱。

　　在前七天演唱会上，梅艳芳的最后一幕都安排成:灯光集中在舞台中央铺红地毯的楼梯，特别被邀请来的上海交响乐团奏起婚礼进行曲，身着超豪华婚纱的梅艳芳在舞台中央缓缓升起，显得高贵迷人。在最后一首歌前，她这样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相信命运，也许到我60岁时候才能等到生命的另一半。唉，还要再等20年。黄昏好靓，夕阳好靓，但眨眼都会过去。”穿婚纱的梅艳芳唱的却是颇感伤的“夕阳之歌”，在最后的音乐中，她背对舞台，独自拖着长长的婚纱一步步走向楼梯，孤独的背影令人感觉不胜凄凉。只是在最后一天，不想再让她一个人穿着婚纱孤独地走上去，演唱会特别安排了刘德华、谢霆锋、蔡一智等好友上台陪她走完最后的一幕。

　　在这次演唱会之后，梅艳芳马不停蹄地去日本拍一个美容广告，和圈内一些好友包括张学友、周星驰等一起吃了饭，同样在座的金广诚感觉她当时心情不错。金广诚也是王菲演唱会的制作人，在王菲的演唱会前，他专门跑到医院去看梅艳芳，两人还谈到下一次合作——今年3月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开演唱会的计划。

　　“日本回来后，她的病突然发生变化，又进了医院。”其实自去年12月以来，梅艳芳都在住院，她的好友、造型师刘培基替她挡掉了很多想来探望的人。金广诚后来到医院，梅艳芳告诉他想在圣诞之前离开医院回家，但就在圣诞前夜，她陷入昏迷。

　　“她答应我继续战斗。我觉得她作为一个战士，一定会好好地活下去，接下来很多工作等着她。我以为她可以打赢这场仗，想不到她自己放弃了。”金广诚十分痛惜，“我觉得是她自己放弃了，她真的很辛苦，她太累了。”2003年12月29日晚，赶到养和医院的金广诚见了梅艳芳最后一面，那时她已认不出别人。次日凌晨2点50分，终于不治。

　　香港商业电台一台的节目总监梁文道说，在得知梅艳芳去世后，电台特别制作了纪念专辑，名为“活在艳舞台，比生命更大”，“她是为舞台而生的，在她心目中，舞台比生命的价值更高”。

　　生于舞台

　　“在舞台的感觉，像回家一样。”梅艳芳不久前在接受“凤凰卫视”许戈辉的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尽管她也可能曾恨过它、厌过它。毕竟，这是她4岁半时就开始的人生起点。

　　梅艳芳4岁时就登台唱歌。虽然上面还有两个兄长、一位姐姐，但这个老小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宠爱。因为父亲早逝，母亲覃美金在旺角创办“锦霞歌剧院”教唱歌跳舞。1995年，梅艳芳向香港的一本杂志口述自己的经历，说那时她妈妈开了一家小型艺术学校，小小的她跟在母亲身边看她教学生唱歌，忍不住也哼哼唱唱，妈妈发现女儿有唱歌天分，她就这样早早地被发掘了。

　　梅艳芳和姐姐梅爱芳一起在这里学艺。后来剧院大火，梅妈妈欠下巨债，于是两姐妹上午上学，晚上在荔园、启德游乐场、戏棚等四出表演。每天唱完，再搭公车回家，脸上还挂着未及卸去的浓妆。成名后的梅艳芳回忆，车厢里的人那时看她的眼神她都还记得。

　　“我不觉得我有过童年。”11岁时，梅妈妈开了歌厅，她除了上台唱歌、当主持人，偶尔还要客串乐队队员，下台后仍然没有休息，再做女服务员，端盘子、打扫、抹地板。

　　“歌女”的身份让年少时的梅艳芳在学校饱受白眼和嘲笑，1977年，她14岁从中学二年级退学，全职在香港一些娱乐场所巡回表演，最高纪录一晚跑七场赚钱养家。她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都是令人压抑的灰色，但这也恰恰构成了她日后在舞台和银幕上塑造一个又一个鲜活形象的精神宝库。

　　“在舞台上，她的很多动作不是事先设计的，是发自内心的。”和许多人对梅艳芳的评价一样，金广诚认为她是为舞台而生的。一到舞台，梅艳芳有如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即使在她已是一位晚期癌症患者，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一点也没感觉她是一位病人”，观看了梅艳芳最后演唱会的香港导演张坚庭说。

　　1983年，张坚庭与梅艳芳合作了一部电影《表错七日情》。那时张坚庭刚从美国回来，片中与梅艳芳合作的男演员是阿B钟镇涛，身为“温拿五虎将”之一的阿B比梅艳芳红得早，那时刚刚拿到新人歌手冠军奖的梅艳芳给张坚庭的印象，只是一位刚出道不久、略显生涩的年轻女孩。

　　虽然梅艳芳出演的角色对白不多，但给张坚庭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他回忆自己当时的感受时说。“看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眼神。她演戏的眼神非常好。那种复杂、不稳定的思绪，她用很简单的表情就能传递出来。”那时刚入娱乐圈没多久的梅艳芳给张坚庭的印象是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沧桑感，“好像是早期生活磨砺出来的。”在张坚庭看来，梅艳芳的喜剧远没有悲剧演的好，“她演喜剧只是演一个傻大姐的外型，没有内心的幽默感”。

　　执导《胭脂扣》的香港著名导演关锦鹏告诉记者，当初在决定启用梅艳芳时，不仅是他自己，原作者李碧华、电影公司都觉得她是最合适的人选。“她具有展示身体语言的能力，举手投足就把三四十年代的情调、韵味展示出来。她的确是天生做这一行的。”

　　死于舞台

　　“我知道她有病，我领会到她的意思:就是死，她也情愿死在舞台上。”金广诚为梅艳芳制作最后一次演唱会时，也担心她的病情，但他知道梅艳芳只要下决心做事，任何人都不能阻挠，“我担心也没用，我对她的关心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支持她”。

　　在此之前，金广诚早就听说梅艳芳的身体出现问题，打电话问她，她一口否认。2000年，梅艳芳在姐姐死后曾秘密接受检查，据说两年前，梅艳芳已知道自己的子宫出现细胞变异。2003年初，癌症已进入第三期与第四期之间。5月，她接受电疗和化疗，也曾对医生说过:“罗文抗癌失败，哥哥跳楼自杀，对我的打击很大，我想放弃治疗。”到9月公开承认病情时，癌症已扩散到肝脏，接受治疗为时已晚。梅艳芳深知病情，但她不愿就这样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梅艳芳去世后，一直为其做造型设计的多年好友刘培基透露了阿梅临终前的三个心愿:搞音乐剧、开演唱会和拍张艺谋电影，可惜离去前只完成了其中一件。直到去世前一星期，梅艳芳才正式辞演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可见她多么在意这次合作。“我懂得她的心。”张坚庭说:“她是属于舞台的，就算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她也要死在舞台上。”

　　“其实她最后的演唱会，一场比一场好。”金广诚回忆，“第一场她的信心还没有出来，因为病了很久，没那么多时间排练。”演唱会的首饰是她买了十几年预备结婚时戴的。“这套嫁妆我一直摆在保险箱里，有空就拿出来看，它和我一样从黄金期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欣赏，我也知道没机会戴，现在终于有机会见人。”这是当时梅艳芳对着上万观众说的，其实周围的朋友都知道，她明白自己再不会有机会穿了。

　　梅艳芳的好友刘培基也透露，2002年梅艳芳得知自己患癌后，他曾陪她到苏州、上海求医，梅艳芳见到姐姐梅爱芳当年接受化疗时的痛苦，所以只想看中医。2003年元旦刘培基收到梅艳芳的贺年卡:“请你不要难过及伤心，只要我感觉得到痛就好了，求求你Eddie(刘的英文名)，让我决定一次，我不想知道我是一个病人。”

　　演唱会完成后，梅艳芳仍给自己安排很多工作，当时她发给刘培基一个短讯说:“如果我现在不工作就会胡思乱想，你知否我做完化疗有多辛苦，我想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有一碗毒药放在你面前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喝下去。”

　　据养和医院医生透露说，梅艳芳的癌细胞其实早已扩散到骨、肺、肝和脑，影响呼吸和心跳。因为癌细胞已扩散，她的身体尤其是骨盆剧痛难忍，医院已连续四天为她打吗啡止痛，每隔一小时打一针。由于子宫颈癌引起下体出血，每天都要接受输血。到12月29日下午4点，医生通知:留给她的时间不多，刘培基赶紧通知朋友，3个3个地来到床前，但那时已陷入深度昏迷的梅艳芳已认不清人，但眼珠转动似心里仍有反应。

　　当晚8点左右，梅艳芳的好友邱淑贞亲自开车，拉了几位喇嘛到养和医院，为信奉密宗的梅艳芳念藏系经文。本来这几位喇嘛已在10点钟离开，但没多久又返回，在场记者均知事情不妙。

　　12月30日凌晨2:10，张坚庭听说梅艳芳情况恶化，他有些犹豫去告别，因为这种场面令人“太难过”。后来在走廊里见到谢霆锋，他示意他进去，医生说只有一个小时，“我进去看着她，心里很难过”。这时梅艳芳已连续几天昏迷，不能讲话。站在那没多久，监测器显示的心跳慢慢减弱，直到变成一条直线。-

　　一个艺人 和一个时代的似水流年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梅艳芳《似水流年》

　　一个大姐大的诞生

　　《似水流年》是梅艳芳的代表作之一，很多场合她都会唱这首歌。其实作为一个女歌手，她的似水流年也恰好见证了香港流行文化的兴衰浮沉。

　　“她是香港娱乐界的女成龙。”香港英皇集团旗下的导演张坚庭这样形容梅艳芳。

　　梅艳芳的第一个舞台是香港荔园，当时她才只有4岁。荔园是在海边围海造田盖起来的一个游乐场，香港著名词人向雪怀饶有兴致地回忆，荔园里有养着大象、猴子等小小动物园，也有歌舞厅。花一二角钱就可以进去。同样在这个场子里演出的，还有日后香港影坛的另一位著名影星郑少秋。

　　香港商业电台一台的总监、著名文化评论人梁文道将之形容为“庶民的游乐场所”，“大陆解放后，大上海市民娱乐的场所和习俗在香港荔园里得到沿袭。”后来到80年代，李嘉诚将这片土地买下，荔园从此成了老一辈香港人的记忆。从这个意义说，梅艳芳也是“最后一个传统的跑江湖、跑码头拼杀出来的华语女歌手”。

　　有人把梅艳芳比作东方麦当娜。1982年，跟着姐姐参加歌唱比赛的梅艳芳，意外地凭一曲徐小凤的《风的季节》拿到冠军。1985年，梅艳芳推出名为《坏女孩》专辑时，亮出鲜明的叛逆和性感色彩。那时正值出生于1970年的梁文道上初中一二年级时候，他清楚记得那时电台不鼓励甚至禁播梅艳芳的歌，指责其中有露骨的性暗示。“流行文化就是这样，你挣脱掉那种压力后，这就变成你的个人风格了。”向雪怀说。梅艳芳生前翻唱过向雪怀为邓丽君写的一首《东山飘雪西山晴》。

　　梅艳芳走红的时候，正是以粤语为标志的香港流行文化大举进入内地、台湾以及全球华人圈的黄金时代。

　　“以前衡量歌手是不是成功有两个标志，一是看你在红馆能开多少场演唱会，二是唱片的发行量有多少，而不是今天靠颁奖来衡量。”向雪怀说。

　　梅艳芳在电影上的表现丝毫不逊于舞台，公认演得最出色的电影是《胭脂扣》。关锦鹏回忆，这次合作没有丝毫不愉快。虽然在此之前，他听说梅艳芳是个爱热闹的人，拍片过程中，很多朋友前来看她，“就要打灯的准备时间里，她就会很高兴地讲电话”。但是，只要一进入拍摄，“她马上进入角色，一点没影响到拍摄”。

　　这次合作之后，关锦鹏为梅艳芳量身打造下一部电影《阮玲玉》。但在1989年拍摄时，出于种种考虑，梅艳芳坚决辞掉了这个角色。接任者张曼玉后来凭此片获得柏林电影节大奖。梅艳芳丝毫没流露出悔意，“这是我最佩服她的地方”。关锦鹏感慨道，“后来每次见面，都有人提及此事，但她总是一笑了之。”有了《胭脂扣》的合作，关锦鹏、张国荣和梅艳芳一直在寻找下一次合作机会，“甚至想把胭脂扣改成舞台剧”。2002年，关锦鹏想拍摄一部《逆光风景》的影片，邀请梅艳芳和张国荣再度合作，已经到欧洲取了景，但因预算太大而搁浅。“她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她会爱别人。”关锦鹏这样说。

　　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香港商业电台一台的总监、著名文化评论人梁文道出生于1970年，他成长时正是香港流行文化最鼎盛，向大陆和台湾地区输出的阶段。梁文道记得的一个细节是，在1997之前有股移民潮，不少同学跟着父母移民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等。“那时流行录卡带，磁带上录的是张国荣、梅艳芳和谭咏麟的歌，“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就是香港的辉煌和灿烂”。

　　张坚庭介绍说，大陆解放后，一些从北京、上海、台湾等地来港的文化人仍在发挥作用，所以直到20世纪60年代，国语片和国语歌在香港一直占主流地位，此时的粤剧“艺术成份比较低”，基本停留在插科打诨的地位。从70年代起，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香港人的意识也慢慢增加，开始逐渐建立起以粤语为标志的本土文化，代表粤语歌曲走上主流的歌手便是许冠杰。据向雪怀回忆，当香港人第一次听到许冠杰用粤语唱底层人的生活时，也很惊讶，同时也怀疑这种“俗文化”的表现方式。到了80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向粤语靠拢，开始出现本土化倾向，梅艳芳与张国荣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

　　文化的强势与经济繁荣离不开。梁文道说，香港人对他们的怀念实际上也是对那个黄金年代的怀念。那时候香港处于文化输出地位，从一个港口城市真正变成国际大都市，香港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找到了香港人的自信。

　　梅艳芳与张国荣最红的时期，也是香港流行音乐最发达的年代。那时候梅艳芳最多在红馆连开了28场音乐会。在梁文道印象中，这也是今天的歌星不能比的。“这是什么概念呢？她的演唱会，四面舞台都开放，每天一场，连续28天，一场唱片能卖到几十万张。现在在香港最红的TWINS，最多开六七场演唱会，唱片能卖到六七万张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成龙的经历形成他今天的成就，梅艳芳的经历也是如此。这样的艺人不会再有了。以前说无人可替代是客套话，梅艳芳是实实在在的无可替代。她和张国荣的离开标志着广东歌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听得出，作为香港人，张坚庭的感情比较复杂。他相信以后的流行文化必将以国语为标志。

　　张国荣与梅艳芳在香港红了近20年左右，“他们唱的歌、演的戏陪伴着许多年轻人度过黄金成长岁月，听到这些歌，看到这些戏，仿佛又看到了过去的香港。她和张国荣的故事与香港的成功经验有关，是香港黄金时期的神话。”梁文道说，“那时候觉得他们的歌无处不在，他们的每一首歌都跟自己的成长联系在一起。”梁文道又给了梅艳芳一个形容“娱乐圈的李嘉诚”，“在信奉个人主义、个人奋斗的香港，梅艳芳从下层社会盘旋了十几年，终于走上天皇巨星的宝座，她的成功正好活生生地见证了这个时期。”记者◎李菁(发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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