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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的香港湾仔福临门酒楼人声鼎沸，但声音最大的肯定是黄霑。本来我们要谈华语流行音乐的问题，黄霑却让伙计买了本《东周刊》给我看他的专栏，里面是他在写金庸。
黄霑很喜欢谈金庸，说他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以前金庸在无线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都是他卖的。两个才子究竟是怎样闹翻的？“我跟他闹翻就是1997年香港选特首的时候，他捧董建华，我捧另外一个人。金庸在报纸上写文章指责我捧的那个人，我是收了人家钱的
，你何必这样做呢？”黄霑一直在批评金庸的社会经验：“你看给金庸卖给央视的《笑傲江湖》才1元钱。要是拿给我卖，账面上还是1元钱，声誉还是很好，下面还可以帮他收很多钱。”
没想到黄霑会这么“为老不尊”，实际上这与黄一直急呼的“要死”的华语流行音乐一样，唱片也好、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大家想拿来赚钱，却不知道该怎么变成钱。
周杰伦的加州牛肉面
你说半个月华语音乐是什么都变不了的，这句话是对华语音乐的一种看法吗？
黄霑：香港粤语流行曲死了。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流行音乐是一个商品，1996年是19亿，现在是3亿，有些歌星的唱片出来卖几百张，19亿的生意变成3亿就是死。
但衰退不仅发生在香港，全球都有。
黄霑：所以音乐面临非常大的变化，听音乐、买唱片的方式都要改了。香港流行音乐面临的死亡期很长。可能在死亡之前有个生机，就是香港跟广东音乐人在一起，香港跟广州加起来有8000万的市场，这个市场很大，如果不把这个市场抓住，香港音乐就肯定死掉了。粤语音乐是方言音乐，主力是在懂得粤语的地方。而华语则不仅仅是粤语那么简单。要三地的年轻人全部找到共通点，才会买同一张唱片，但这个很难。
三地都买一张唱片真有必要吗？
黄霑：不是必要的，但如果不是这样你就很难做得很大。
李宗盛最近说，香港唱片公司过于急功近利，而歌词也是粗制滥造。你觉得呢？
黄霑：有部分道理。创作人青黄不接是一个原因，整个乐坛都青黄不接，比如说现在周杰伦很卖座，行家说是150万张。但我觉得很奇怪，周杰伦玩的HIP-HOP和R＆B都是外国的文化，我们怎么学，都没有纽约街头的感受，没有美国HIP-HOP的环境，我们学就跟中央电视台常常播的洋人唱京剧一样，无论他们怎么好都不会像中国人唱得那么好。
就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
黄霑：其实我们真的要华语音乐有自己的个性，就要找出中国人都能共鸣的音乐。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听HIP-HOP？因为现在中国人也很洋化嘛。但到了深层次的洋化，真正懂一点的就觉得这个外衣衣不称身。我觉得怎么写都不可能写过外国人，那怎么不听外国的HIP-HOP？崔健的摇滚不也加了唢呐进去，摇滚哪里容得下唢呐？这个唢呐就是中国特色。
只要加进民族的因素就是有中国特色？
黄霑：不是，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我做了这么久都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味道，这个很难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之前陶喆也在做HIP-HOP，但只有周杰伦敢牺牲中国汉字的发音，让吐字成全节奏，这是不是HIP-HOP的中国味道？
黄霑：但我还是很反对。我们应该找中国的东西。什么是中国味道？李宗盛有李宗盛的中国味道，罗大佑有罗大佑的中国味道，我有我的中国味道，不一样。只有每个人找才有希望，流行音乐必须有自己的个性。
你觉得周杰伦HIP-HOP是一时之风，不可能长久下去？
黄霑：我觉得不可能长久。大家现在是不懂，觉得很新鲜，就跟崔健开始搞RAP一样。崔健搞RAP就是一首歌《一无所有》，这是所有内地青年人的心声。“一无所有”不可能是香港的概念，因为香港的青年没有“一无所有”，内地作家必须抓住中国青年的心，把它表现在歌里面，这个歌才能够卖，我不相信周杰伦有这个本事。
方文山给周杰伦的歌词里加进了不少文化典故，这是否一种新趋势？
黄霑：当然是了，不然为什么他的唱片卖得那么好。我喜欢一个小胖子，臧天朔的《朋友》，你发达的时候不要来找我，你失业的时候需要我帮助再来找我，写出了中国人的义气，很打动我。周杰伦喜欢HIP-HOP很好，因为我们现在很洋化了，连牛肉面都要吃美国加州的牛肉面，其实我们应该吃地道的中国的牛肉面。洋化是一个过渡。
如果让你给周杰伦写词，会怎么写？
黄霑：没想过，不知道。流行毕竟是年轻人的，你说恋爱，我的初恋离开我都50多年了，不记得了，我老了。
李白也没林夕写得多
但你一直是很不服老的，你现在还在读大学？
黄霑：我在香港大学读流行音乐的博士，5月份拿到学位，写了15万字论文，就是讨论流行音乐和社会的关系。我发现歌词的走势其实反映了社会的心态。这段时间失恋的歌很多，你只看见歌词里都是“我多痛苦”、“我多难受”，却没看见他难受在哪个地方。其实这是人们为外遇找借口，说我还是对爱情坚贞的，对爱情是渴望的，但就是分开没到1个月就有新人了。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时期的流行音乐肯定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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