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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香港发行商曾丽芬小姐是我的老朋友，她也得悉我为《南方都市报》写稿，于是，为我安排了时间跟Sammi(郑秀文的英文名)做访问。谁知我去现场时，方知那是直列式，整日都安排了记者，我只有一小时做访问，那不是我做访问的方法，我要坐着问问题，希望没有时间压力，天南地北地“吹水”。但我之前有《苹果日报》记者，之后有《明周》，所以只能比较仓促地问问题，有些关于“演技”这等较为深入的探访就没有时间。
早些日子，我在访问中表露了自己对香港某些女星的演技批评，Sammi是我以严厉的方式作了判断的其中一个，引起了一些影迷的不满。我之所以重下判语，是因为Sammi很聪明，她在港式城市喜剧类中自创了一种“设计”的自然表演方法。那种喃喃自语地读对白方式非常独特，开始时挥洒自如，但到后期就觉得“自如”而不“挥洒”。因为“设计”的自然演绎，总比不上“自然”的自然，演腻了就会露馅。她这么聪明而人又有上进心，毕竟自己摸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演绎方法殊不简单。但我的要求就比较高。创作人总要在压力下才能进步，我也是如此自勉。我近期阅读过许多访问她的文章，我把意见统一起来，夹杂在我的访问中。
在首映礼后，我自己做了一些私人访问，看看行家的反应。奇怪的是非常参差，喜爱的爱得不得了，不喜欢的又批得体无完肤。我的一位好友是李安的一名助手，主要就是为李安读剧本，所谓的专职“Reader ”。他耸耸肩，只说跟王安忆的书本有很多出入。我问他感觉，他说“我的问题是没什么感觉，旧上海部分我不入戏，新中国那部分我入不了戏。”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喜欢整部作品的精致，虽然那种精致是“玻璃瓶里的精品”，如果要作比较，《活着》整体比《长恨歌》出色，《活着》有诗意，差一点就有“史诗”的味道，《长恨歌》只是一座大厦的变迁。
——张坚庭
第一次读小说，我就完全知道怎样去演绎王琦瑶
表哥(张坚庭在圈中人称表哥。以下简称“表”):你的演绎方法是什么？
郑(以下简称“郑”):就是我了然于胸的方法，很难解释。我第一次读小说，我就完全知道怎样去演绎王琦瑶，剧本到手，我读完后想法没有改变，仍是我初读剧本的王琦瑶，我的演绎方法已心中有数。
表:导演有提出演绎方法吗？
郑:导演信任我，他一开始就让我去表达小说/剧本的王琦瑶。
这是聪明的方法，在管理学上，有所谓的权力下放，权力愈下放，下属就愈能发挥所长，管理层的权力含金量就愈高，当然管理者必定要有提拔能者的能力。Sammi是聪明的演员，导演放手她就竭尽所能，若然导演享受摆布演员的权力，他可能得不偿失。
郑:他当然不都是全部放手，但他很会勾起演员的情绪，即引导我，这方面导演真有一手。
在导演生涯中，我认为郑裕玲是模拟能手，在《表姐，你好嘢》片中，她对内地公安完全不熟悉，但一上手，其逼直度吓死人。
你问我在演艺圈中，我属歌星还是演员，我会告诉你，我视自己为演员多一点
表:你第一场戏拍什么，跟谁演的对手？
郑:跟胡军。
表:我觉得他长相很像《少林足球》的老品林小明。
郑:(大笑)对，是吗……哈……哈……有点像。
在外国有权力的演员，尤其演技派艺员很重视第一场，因为这是他/她为角色定调的最重要时刻，所以她们断不接受中段戏作为开场。但香港片碍于时间及演员的档期，甚至先拍结尾。我觉得胡军没有先前的神采，但怎样也比吴彦祖好得多，吴彦祖在《长恨歌》中出不了位很可惜。
郑:我认为好的演出就是我演出舒服的时候。
表:我曾经很不喜欢半路过档当演员的歌星，他们把形象摆在前位，这个不成，那个不成，头发长不好，短又怕影迷责怪……
郑:今天你问我在演艺圈中，我属歌星还是演员，我会告诉你我心中的感受，我视自己为演员多一点(有评论说她把电影视为玩票性质，但今天，她视演员为一条难行但她又乐于选择的道路)。
的确，《长恨歌》可能成就不了关锦鹏成就不了王琦瑶，但肯定成就了郑秀文，郑秀文与导演合作，扔掉了Sammi的港式喜剧外貌，叹只叹剧本中的王琦瑶不够她发挥。郑秀文的演绎，其“留白”方式比以前进步。我说的所谓的“留白”演绎是演员在演出过程中有一段不能解释的空白，是精练对白，紧缩时空的那一点迷惘。周润发不错，万梓良不成，葛优出色，姜文也很好。但我对Sammi说，你的这份“留白”能力可能来自你的普通话不好，要由广东话里译出普通话，在这转折过程所流露的“空间”，只不过是不知所措而已，她听后微笑不置可否。
2003年拍《恋上你的床》，由轻喜剧转至有爱情深度的角色，这些小突破她认为不足够，但到了《长恨歌》，却有抽离不了角度的迷惑。她说进入了角色，是一种心甘情愿而非“演绎”，就算能抽离，我也赖死不走。我就喜欢很难的路，我为“王琦瑶”做了很多功课。
我学了三个月普通话，原本以为还可以。我喜欢用文字表达另一个我，文字让我把理不清的事情好好整理
表:你有没有吃咸蟹、醉蟹……
郑:我是潮州人，这些东西……好像没吃……
我问这问题主要是我自己是在上海家庭成长，所以我比香港人更能接受《长恨歌》，也为此觉得导演未能充分表达的那一份慵懒兼海派味。我会听上海话，但戏中未有半句上海方言，我感到可惜。《花样年华》在香港拍摄，但其上海味比《长恨歌》浓，若王安忆有意见的话，这一股“海派”味肯定是其中之一。
郑:我学了三个月普通话，原本以为还可以，老师说“行”。但不用母语演戏真的不简单，我在现场以国语思考，今日不时也以普通话想问题。
语言问题是国产片的困局之一，《长恨歌》在香港上映，索性不用广东话版，Sammi全普通话演出，这也奠定了香港电影要在普通话中再生的事实，其他香港演员没有不学好国语的理由了。
郑:我喜欢用文字表达另一个我，文字让我把理不清的事情好好整理，就算短短的一篇文章，我也会花上五六个小时，我读文学小说，但一本解构美学的书却让我轻松下来。我一年没有录唱片……
我以前信密宗，后来我跟姐姐信了基督教，虽然不常到教堂，但我的信仰很坚定
表: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
郑:我以前信密宗，后来我跟姐姐信了基督教，虽然不常到教堂，但我的信仰很坚定。
“坚定的信仰”，就算郑秀文没有宗教信仰，但她的宗教情操却是她要在影艺圈成大事的理由。上世纪90年代初，陈欣健带郑秀文到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只觉得她年轻貌美，算不上是一个好演员，况且签了歌星合约也不会视演员为她的志向。今天我在考虑把我写的八个短篇小说给她看，那是尖沙咀(也可以说是香港)那一帮上海吧女的故事，一群退居到小渔村的昔日大亨仕女，沦为卖酒女郎。那是我成长的一部分，今天，我以为我小说中的那名女主角只有她能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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