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

　　中新网12月15日电 2004年，台湾知名电影人侯孝贤焦虑地从电影创作一脚跨进政治参与的第一线，还差点要参选“立委”。他拍摄了生平一部纪录片“那一夜，侯孝贤拍族盟”，片中表达出他对政治人物激化族群对立的忧虑，以及对族群融合的期待。

　　事隔四年，这部承载深厚使命的纪录片没有太多人知道，“要电影文以载道，拍起来不容易，我也不想拍。我才不载道，我自然就载道了…。”侯孝贤依然关注公共议题，但面对电影创作，他回归到原来的“直觉”。

　　以下是台湾《联合报》的访问内容：

　　台湾人，还说不清楚自己的好

　　侯孝贤总是直言不讳。当《海角七号》大卖，社会燃起对台湾本土片振兴的期待，但他认为，振兴台湾本土片需要两岸三地合作，至少要有二十个导演站上一线才有力量；《海角七号》与当年《悲情城市》意外为地方观光带来热潮，侯孝贤却指陈，岛内基层公权机关欠缺完整的规划，反导致九份风貌破坏殆尽。

　　“为这些地方带来人潮，不是不好”，侯孝贤以欧洲为例、反观台湾解释，“巴黎、罗马的外壳很重要，哪怕只剩一面墙，都要保留、招牌也要限制，保留整个样貌，才可唤醒人对于那个时代的直接感受。像乐生，捷运要盖大型停机场，乐生这一块当然能包含在其中，而且一定很屌！这才能让人感受到什么是乐生、什么是痲疯？因为无知而扭曲对疾病的认识，透过保留乐生，一切都可以变得很具像。”

　　侯孝贤认为，台湾的问题出在，当“政府”高喊拼观光时，却没有长期规划和认知，口号成了表面文章。

　　侯孝贤好友、大陆知名画家陈丹青造访过台北，形容台北是个“温良恭俭让”的地方。侯孝贤说，很多外部的人都是透过电影来认识台湾，来了台湾之后，真的喜欢台湾，反而是台湾人还说不清楚自己的好，“我们累积了很多文明视野，只是自己从来不知道如何去说明白，我们还无法为自己的城市说清楚。”

　　人文素养的养成，来自教育

　　面对类似九份被炒热之后的人文景观问题，侯孝贤强调，这并非一开始拍片时所想到的状况。“拍片要回到直觉判断才好，相信直觉就是相信自己，你不可能拍出一个连自己都无法通过的东西啊。”

　　当现实状况和创作动机有了落差，甚至社会对于“导演”有着过多期待时，侯孝贤倒是显得坦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只能像传教士一样，唠唠叨叨去说，但是电影不可能去负载这些东西，你期待我带一堆人起来革命吗？不可能嘛。”

　　进入李行的片场工作，为侯孝贤开启了电影生涯。在踏入电影工作之前，侯孝贤仅当过八个月的业务，之后除了电影就再也没碰过别的工作。

　　现在人人眼中的“侯导”，从影已逾三十年。侯孝贤深厚的电影实力，是建基在年轻时从编剧、副导做起，一个职务一做就是七、八年，且每部片子都卖座，才逐步累积出今天的成就。面对现在台湾的电影困境，侯孝贤忧心的并非“没有导演”，他说，“台湾新锐导演前仆后继，厉害的不得了，这十年来一直有这股力量。”他担忧的是，近年来由于数字化让拍片门坎降低，人人都可以拍、大家都冲得很快，“人文素养”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