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

　　侯孝贤明白指出，人文素养必须从教育做起，而教育又必须从小做起。他认为，台湾政府与文化单位应该“要拼了命”去为小朋友制作电影，让孩子每周可以看一两次电影，电影不需要讲解，当娱乐就好，等孩子长大，到了大学、出了社会，就会多了一份鉴赏力，假使影像这样做，文学、美术、音乐都这样做，居民素质怎会不好？即使是念理工的学生也都会很厉害。

　　但侯孝贤也清楚知道，这种需要长时间耕耘的“拼命政策”，受限于台湾当前的政治和选举文化，换一个朝代、政策就变，“这必须要仰赖文官体制，可以不管上面改朝换代去做”。

　　年过耳顺的侯孝贤，关注公共议题的热忱依旧。当媒体喜于捕捉他一两句重话来针砭时政时，他也没因此停下手边持续着属于直觉的电影创作。他坚持创作不载道，关心社会的方式就留给自己“唠唠叨叨”的性格来实践就好。也因为分清楚了两者的界线，侯孝贤在艺术成就深受国际肯定之际，还不忘继续像工人一样，朴实地在社会底层续发挥力量。

　　撇除光环 侯孝贤：我的本质是蓝领

　　“我感觉我是蓝领，吃槟榔啊、抽烟啊，基本上我的本质跟他们(工人)是一样的。”年逾耳顺的侯孝贤，一身轻装犹如邻家大叔：夹克、运动帽、便鞋、双肩背包，亲和力十足。侯孝贤说，有一回他去爬山，巡逻警察喊他“阿伯”，他才惊觉：“我已经是阿伯的年纪了！”

　　“电影有光鲜的一面，可能变得很有钱、变成白领，但这是要看个人”，对侯孝贤来说，他宁弃舍光鲜那面，继续维持“拍片的人就是劳工”的调性。也因此，曾有广告商开出千万酬劳希望他代言，都被拒绝了。没有什么物质欲望的侯孝贤，常和本地劳工、外来劳工、性工作者团体“日日春”在一起，久而久之，这些人看他时，“都觉得我怎么跟他们一样？”

　　为何会有这种自然而然在底层跟升斗小民站在一起的特质？“那是我的本质”，侯孝贤说。也是因为这样的“搞怪叛逆”性格，侯孝贤的电影创作之路一路走来，都以描绘升斗小民的写实风格著称。

　　在接受专访时，侯孝贤的第一句话便半开玩笑地嘲讽：“你们媒体不都这样？就希望我们出现一些激烈的言词。”随后他便语重心长地解释，媒体这样的报道方式，有时反会造成社会莫大干扰。

　　实话实说的侯孝贤，对于商业利益、政治权力、媒体乱象，有着毫不留情的严峻批判，难道都不怕得罪人？侯孝贤一派轻松笑说：“他们都知道了啦，也不会随便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