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驰

宁财神

　　本月以来，影迷们心中的“喜剧之王”周星驰不再是“一个惊叹号，一个句号”，好像一下子变成了飞向紫霞仙子的“问号”。

　　香港娱乐圈重量级人物陈岚日前在接受《明报周刊》采访时爆料：“周星驰非常聪明，但太难相处”，并发誓称“以后拍戏绝不用他”。之后一场“倒周运动”风起云涌，有关周星驰和昔日合作伙伴的众多往日纠葛———重提。

　　对于镜头上那个天真地可以跟“小强”对话、刻薄到要说“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可是出来吓人就是你的错”、浪漫到说出“如果非要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的周星驰，转眼间似乎腹背受敌：罗家英说他“太看重钱”，王晶说他“不擅沟通”，吴孟达说他“需要被否定”，洪金宝说他“不把人当人”……

　　尽管事件的版本有诸多解释和回旋，但前金像奖主席文隽一句“周星驰过时了”又仿佛让人感觉切中要害。周星驰的危机或许并非单指向个人，人们隐隐感到了对周式“无厘头”喜剧的一种盖棺论定式的心理欲求。或许大多数人心中，对周星驰的喜爱和迷恋，更愿意保留为一个掺杂了疯癫嗤笑的过往记忆，“可回想，不可再现”。

　　周星驰的危机，暴露了港产喜剧即将的没落？后周星驰时代，被更为嘈杂的娱乐氛围包围的中国人，国产喜剧能否填补“空巢”？本报记者采访了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张柠，影评人周黎明、顾小白，还采访了近年来国内喜剧的“金牌编剧”、《武林外传》编剧宁财神。

　　1、周星驰的危机

　　《长江七号》的平平反响后，周星驰似乎已不再如日中天。《少林足球》之后，隔4年才拍一部的速度让周星驰的温度顷刻间冷却下来。自去年3月起，周星驰旗下的星辉公司艺人大有集体出走的架势，陈国坤、田启文两大星爷御用配角演员已与公司解约，如今周星驰身边，仅剩下了林子聪、张雨绮和徐娇。“长期没有戏上”、“公司分红有问题”，一时间在台前风光无限的周星驰成了千夫所指。

　　“喜剧之王”周星驰昔日一手捧红过的诸多明星，如张柏芝、莫文蔚、朱茵、吴孟达、黄圣依、张雨绮等无不离去。如今，旧爱朱茵现在痛恨他，老搭档王晶、吴孟达、罗家英对他满腹怨言，签约艺人黄圣依公开宣布背叛他……

　　影评人周黎明对此颇有看法：“电影的工作方式需要灵魂人物，但始终是集体创作，有才的人被大量排挤掉，如果还说周星驰能保持之前的高度，肯定是令人怀疑的。”

　　周黎明支持文隽的观点：“《长江七号》真的很失败，似乎让我感觉周星驰已经有些江郎才尽，他完全与自己‘无厘头’风格背道而驰。不过，每个电影人都有自己的黄年时代，周星驰很可能已经过了创作上的顶峰。”

　　但影评人顾小白的观点却恰恰相左。“我觉得周星驰没什么危机，之所以会受到一些人的不喜欢可能跟他的家庭环境以及性格有关系。他的性格不太合群，不喜欢扎堆和拉帮结派什么的，又是一个追求完美主义的人，对人的要求很严格。但是国外好莱坞的一些导演性格也很苛刻，只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太讲人情的社会里他才会显得格格不入。”

　　顾小白认为，周星驰的时代并不一定就此结束，反而可能会更加辉煌。“以前他要考虑市场，考虑作为演员的走向，受到的限制比较多，现在他放弃仅仅做喜剧的演员，开始作纯粹的导演，受到的限制比较小，他的发挥空间也会更大，这一点从《功夫》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我觉得他还会有更大的惊喜和突破带给观众，他的时代远远没有结束。”

　　在钩沉近30年中国电影的历史时，周星驰的成功是最有趣的个案之一。1995年拍成的《大话西游》在票房上惨淡，却非常偶然地借助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VCD热卖、电影频道开播以及第一代网民追捧等因素，在拍完数年之后于内地所向披靡，甚至连周星驰都感到意外。

　　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这样定位周星驰对于一个喜剧时代的开创性意义：“90年代末期，大陆进入文化解构时期，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以戏仿和反讽的方式，对人的尊严和文化经典进行了全面颠覆，与中国民众的解构热情一拍即合。经历了王朔和王小波洗礼的青年学生，正处在文化叛逆的年龄，对此当然心领神会。盗版磁带和光碟当时也开始流行，从技术上为传播和观看提供了保障。”

　　“每个艺人都有他的演艺生命周期，要是周星驰的时代正在过去，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但它的衰亡并不意味着大众对喜剧的需求发生了改变，而是人们需要新的喜剧元素的注入。”朱大可说。

　　2、港产喜剧时代的终结？

　　香港喜剧电影是极具香港本土特色的一个重要类型片种。在上世纪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标榜着香港人看过之后一定会开怀大笑和能深有共鸣的香港喜剧电影，在稍微迟滞的几年后在内地广受认可，进而使香港电影达到全盛时期。

　　“周星驰并不是香港喜剧电影的唯一。”周黎明认为，在周星驰之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过许冠文、许冠杰、许冠英，以及董骠和肥肥等香港知名的谐星。“对比后来王晶的‘低俗’喜剧，许氏兄弟的《摩登保镖》等作品主要围绕香港底层市民，来讲述诙谐幽默的喜剧故事。”

　　“虽然与以前的喜剧一样，周星驰的电影大多表现的是小人物的故事，但周星驰的幽默气质是出类拔萃的，他的喜剧一方面疯狂和夸张，另一方面会让你看到不同的视角，体会更复杂的感情。他的喜剧创造出了一种‘间离’的效果。在后来的《功夫》里，虽然有意削弱了喜剧元素，但是依然能让你在发笑的同时体会一些人性的东西。”顾小白分析说，最开始的时候在王晶和刘镇伟等导演的帮助下，周星驰终于完成了“无厘头”风格的形成，与后来《功夫》更为全球化的野心相比，周星驰艺术鼎盛期早在《唐伯虎点秋香》、《赌圣》这些旧经典时期就已形成，作为一种文化元素，催生了香港喜剧电影的黄金年代。

　　或许周星驰“无厘头”在内地的风靡，恰恰迎合了香港文化上世纪末对内陆的某种文化征服力。“香港市民文化的生长是充分自足的，而这种文化的特点就是东方式的无厘头，类似于东北的二人转。它是底层自由市民趣味的象征。周星驰的商业模式表演，最大限度地迎合了民众的精神需要。”朱大可说。

　　张柠认为，香港是一个商业文化和城市文化比较发达的社会，城市文化最重要的两个特点就是消费和娱乐，喜剧在香港承载的更多是娱乐功能而非教育。“北方人见到周星弛之后却一惊一咋、大呼小叫‘星爷’,仿佛遇到了救星。在北方那种严肃的环境里，听到周星驰的无厘头、反逻辑、有瓦解性的语言，的确有一种解气的感觉。但这种‘无厘头’的语言风格乃至行为方式，在岭南文化中早就存在。”他认为，南方“无厘头文化”对北方文化是一种弥补，但正统中原文化无法对此作出有效解释，以为是香港人从欧美引进了什么新的文化怪物，所以冠以“后现代”之名，这是周星驰们始料未及的。”

　　香港喜剧电影目前的窘境是，整个港产电影在大陆电影产业兴起的强大冲击下，越来越被染上一层“明日黄花”的色调。这背后，若隐若现地出现了香港文化在强大内地文化复苏后的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