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专访：台湾，为什么会出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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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与李安(资料图)
李安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后，与他交往较多的台湾知名媒体人陈文茜接受本报近两个小时采访，探讨的核心话题是，台湾，为什么会出李安？
陈早在2009年就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结缘，彼时台中市长胡志强曾力邀李安所在电影公司来台为该片勘景，因未编列预算险些流产，适逢陈文茜为外婆举行百年冥诞，胡志强出席，陈文茜当即以外婆名义捐款100万元新台币，最后用于影片选择拍摄地的花销。陈文茜与李安的家人也有多次交往，通过她详谈李安家庭成员的相处的感受，也勾勒出李安生长的文化环境。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几乎90%都是在台湾拍摄而成，李安也在奥斯卡获奖感言中特别提及，“谢谢台湾，特别是台中”。
台湾像李安这样的家庭很多
《21世纪》：李安的电影涉及很多文化源流，很多人看后会疑惑，他是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台湾家庭，但自己像“少年派”那样，接触了很多不同文化吗？
陈文茜：李安的父亲是一位中学校长，他父亲身上保有了一种中国儒家家庭传统，有一种很特殊的父爱，他父亲在当中学校长时，对学生特别关照，不苟言笑、要求严厉，但对学生却特别关注——这很像传统中国家庭的父亲，有种威严感，但这并不代表父亲对孩子没有父爱。
而在台湾的教育体系底下，李安是一个失败的学生。李安那时的功课一直都很不好，以我们台湾的教育体系来讲，功课不好就叫失败，功课好就叫成功。李安从小就有电影梦，他就会自己写奥斯卡三个字。而台湾的教育体系基本是不给一个有奥斯卡梦的孩子提供鼓励的。
李安念了他父亲当校长的学校，他的(处理)方法是，远远看见他父亲，他赶快就背着书包拐一个弯，假装没看见，逃离他的父亲。当时李安是一个失败的、受挫折的学生，他面对他父亲的方法虽然是回避，但他知道那是因为父亲对他的爱有所期望，而又有所落空。
李安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在他的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中，这三部李安早期的电影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他处理和他父亲之间关系的过程。在《推手》里，面对一个同性恋的儿子，他爸爸的态度是什么？一直走路，一直走路……早就识破这件事，但不说破。
李安不是一个同性恋，但在他父亲的内心中，李安是个不符合期望的儿子，可他父亲不说破，用一种独特的方法关怀他。李安念台北“艺专”，就是连高中都没念，完全不符合他父亲对他的期待。后来他父亲也期待他出国读书，学费很昂贵，所以你想在那个年代，他父亲一定是拿了很多钱让他去Illinois(伊利诺斯大学)上学；他需要一面打工一面读书，他又到NYU(纽约大学)念书，都是很贵的学校。他一直往前走他的梦，他的父亲也一直往前走，他们俩所希望的路不同，走的方向完全相反……但有一种包容、有一条绳子紧紧地拉住这父子俩。
我觉得那种父子间的冲突，却又包了一层包容，这个包容的文化在我们台湾社会的民间跟家庭里是非常强烈的，似乎在每个家族大体都如此。台湾社会这样的家庭非常多，他们不管内部怎样冲突，不管彼此之间感受到什么样的伤害，他们一致对外，彼此间很像拔河一样的拉锯战，而这场拉锯战里有条绳子使他们永远不会分开。
所以当李安处理和他父亲的冲突时，他用三部影片去交待，这三部影片里每位父亲的形象都是沉默的，跟他儿子之间都是有距离的，父亲都有种威严，站得直挺挺的，都有种苦是往肚子里吞的；儿子用一种充满了理解的心去理解他和父亲的冲突，这个儿子等于是用一种进入他父亲的灵魂的方法去理解为何俩人是如此不同。
在李安的传记《十年一觉电影梦》里，他说，是电影梦抓住了我。我访问李安时，问他，你对于这份电影梦的坚持，像谁？是不是跟你父亲坚持的性格一样？他跟我说，不，我像我妈妈。在那样的一个台湾外省家庭里，妈妈是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个家庭(在台湾)没有其他亲戚。
大概六七年前，李安的妈妈还得了台湾长青组(70岁以上的老人)乒乓球比赛的冠军，我问她，你为什么还会去打这个常青组比赛？她说，在大陆时她就是体育选手，在逃难时特别有力气，到台湾后，快60岁时，她得了五十肩(肩周炎)，医生教她怎么甩手，她甩着甩着想，这不就是打乒乓球的姿势吗？那去打乒乓球好了。李安跟他弟弟李岗担心妈妈一个人，给她请了个外佣，她对待外佣就像对待家人。我在旁边看，那个外佣跟她的关系特别有趣，跟她像姐妹，天天一起去操场，去散步，去买菜……她把一个从菲律宾来的外佣训练成一个跟她一起打乒乓球的伴，她俩共同得了长青组比赛的冠军。这个故事是有一次我在他们家吃饭，李安的妈妈告诉我的。
当时，李安的《断背山》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我去李安的妈妈家吃饭，他妈妈也没有任何傲气，他们还是住在台北比较郊外、相对比较便宜的公寓里，家里很简朴，而他们家很会做菜，做各种不同类型的菜。李安的妈妈看到我就好像忘了她的儿子李安是我们所有人崇拜的偶像，就觉得像看到大明星一样，说，我终于见到了“小妹大”了(陈文茜主持《文茜小妹大》这档节目)……
所以当我访问李安时，他跟我说他像他妈妈，我就知道，这个孩子，他在他父亲身上得到了挫折，所以他把他自己放得非常非常的低。
我觉得，一方面，他父亲跟台湾的教育体系让他是有挫折的；另一方面，他母亲的爱、他母亲的毅力、他母亲看待事物的平淡，使他不认为这种挫折有什么了不得，所以他也没有愤恨、不满，他只是静静地等待、累积，某个程度他也想办法去理解和父亲之间那条绳子两端的拉拔，他永远没有忘记那条紧紧缠住父子的绳子。
《21世纪》：从台湾整个社会文化来讲，会有一些氛围影响到李安吗？
陈文茜：放大到台湾整个社会来说，我觉得台湾这个社会不太鼓励仇恨、嫉妒、不满。对我们来说，这种太尖锐的事可能会引起人们一时的注意，但最后这个社会就会渐渐远离那个太尖锐的声音。
台湾的教育体系其实也有问题，它不会特别鼓励李安这种人。但是，台湾文化里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放下；另外就是学习。台湾社会大的文化氛围跟一个家庭的氛围，要求你不断地替对方想，是一种要求放下恨、放下怨、放下不满的文化。所以我感觉，台湾的文化对人的嫉妒少了一点，对人的恨少了很多。在台湾，如果一个人很成功，我会去学他为什么很成功，而不是去恨他为什么成功，也不是第一个怀疑他是怎么成功的。
台湾社会也不是完全都那么李安化，它仍有尖锐，仍有一定的仇恨，并不能放下。只是相对好点。那李安在这时适时出现，对我们所有活在这个岛屿上的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为什么他这么迷人？
李安也不promote(凸显)他自己，他在任何场合都是感谢别人，他不会把自己凸显成明星。他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他可以理解每一个灵魂里头的温柔，低到他可以超越他和父亲之间的价值观差异，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既不会特别崇拜西方，也不会特别炫耀东方，他也可以超越宗教。
要说台湾跟中国大陆社会整体上大的一项不同，我不得不说，台湾很小，小到它知道它在国际政治里头是没有角色的，国际经济里的角色即使有，它也不会觉得很自豪。所以它没有中国大陆曾历经的屈辱，也没有现在崛起的傲气，台湾没有这两种情绪。对过去没有太深的恨，对现在没有过度的傲气。这一点跟大陆的差别太大了。
我的感觉是，某个程度来讲，或许我们整个台湾有一部分像李安，我们是(受)挫折的，我们是很小的一个岛屿。台湾社会也不能说到处都有李安，但这个社会比较可能产生李安这种人。
我刚讲的是，台湾能孕育出李安的大环境，可我告诉你，台湾社会未必会孕育出第二个李安，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李安不是一个大男人，而他碰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妻子。这个妻子说，他们也曾经吵过架，但是她后来突然就想通了，他把家事、孩子照顾得很好，她也可以好好去工作，家里也不欠钱，就这样吧。李安的太太是一个够独立的女性，李安个人也没有中国男人的自大与自卑。台湾太少李安这种男人了，台湾男人是很自大又很自卑的，他一旦自大不了了他就自卑，他自卑的时候又更自大。光靠自己的自卑与自大他就能把自己消耗完毕。
“他低到可以理解每一个灵魂里的温柔”
《21世纪》：你曾提到，李安的作品中贯穿了一种温柔又坚强的人性，这个东西没有变过。
陈文茜：温柔又坚强，很多人都做得到，连我都做得到。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格特质，他把自己放得好低好低，低到他可以理解每一个灵魂的温柔；同时他是那么勇敢地坚持自己梦想，是一路追梦、面对挫折的人。后者难，前者更难，而他同时做到了这两项。所以在那些功名利禄面前，他的表情、他的样子才那么迷人，才会变成一个“李安热”，他等于在无言之间征服了所有的华人。
他非常腼腆，但他很自信。这是他的迷人之处。
我跟他对谈时，他会说，你问我这些问题，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向来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表达的人，我也不知道诶……他讲话的语气就像一个小孩！
我跟他同台那天，他们说，李安导演不善言辞，拜托我去。我去了后，我们几个算是很会讲话的人，只有他例外，可他当然是全场最迷人的人。他一讲完这句，主持人就问，文茜，你怎么看导演说的话？我说，我们上当了，让我们把场子搞热，结果我们话说得越多，越显得我们邪恶，李安就越纯真，主持人，对不起，从现在开始，你问我任何问题，我的标准答案都是，我不知道诶！李安就哈哈大笑，说他应该把这句话拿去注册，然后他就整个脸都涨红了说，好吧，那我承认我的确是有一点天分，我在片场时，我们遇到了浪啊、3D方面的困难时，大家很慌张，就看着我，我有一种天分让所有人都信赖，知道我可以解决，其实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我在现场大家就觉得我是一个稳定的力量，我回去晚上都睡不着觉，一直想怎么解决，慢慢静下来，我想到了解决方案，第二天我就片场就指导大家解决。
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在你面前像一个透明人，我以后不要跟你同台了。(笑)
“他就是少年派”
《21世纪》：如果李安没去美国，一直呆在台湾，你认为他现在会怎样？
陈文茜：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李安知道自己够小、台湾也够小时，他就知道他的电影梦一定要在美国完成，可他永远没有忘记他来自什么地方。
他如果一直在台湾，我觉得他顶多拍得出《推手》这种片子，《Life of Pi》他绝对拍不出来，他的世界就停留在《推手》，甚至连(能否)拍出《喜宴》我都很怀疑。
(上世纪)80、90年代，李安在纽约有一帮朋友，而我们在纽约的时间是有重叠的，他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二都是跟我重叠的。我40岁生日party，他也都来，我们都在。他是很安静的人。我们台湾讲，那帮朋友很会“盖”，说话天花乱坠，每个人都像周立波似的。李安就不擅长言辞，就用他纯洁的眼睛看着大家，大家就觉得他是一个nice的人，是个可爱的好友，可是大家认为他是这个圈子里头最没有才气的人。他的朋友里头包括了舒国治，一个后来小有名气的文人，还有画家、舞蹈家，也包括其他有电影梦的人，那些朋友中有大部分人都帮助了他拍《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可是李安当时的沉默让很多人误判，以为他是所有人里头最没有才气的人。
尤其是李安6年在纽约完全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就是不断在看，不断在学习、观察、反省、累积。那时刚好台湾新闻局有电影辅导金，他的三个脚本都跟他的父亲、家庭有关，当李安跨越了他和他的家庭(关系处理的)过程，等于是跨越了他人生最难的课题——如何跨越他和他父亲的那条绳子。
当绳子不再变成拔河关系时，他开始飞了，他开始拍各种不同的题材，《冰风暴》、《绿巨人》、《卧虎藏龙》……成为日后我们所有人认得的李安。他拍《绿巨人》票房很差的，他拍《断背山》之后也不是急着再拍下一部片子，他拍了《色戒》，没有得任何奖。他已经等待了很久，他不会被A、B、C奖所迷惑，也不会被功名利禄迷惑太久、太深。
《21世纪》：据说2009年你曾跟李安电影团队捐款100万元新台币，让台湾最终成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取景地。
陈文茜：这个事情不足挂齿。而全世界都在做城市行销，都在争取大导演到他们那里去拍摄。美国的电影公司有个规格，就是来看拍摄地的时候都要坐头等舱、携带家眷。当时有澳洲、曼谷、台北、台中等好几个城市争取李安，那(台北市长)郝龙斌也曾给我打过电话说，文茜，这种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行情……
另外，大陆的人可能不了解台湾的预算制度，台湾的预算科目规定很严格，比如，(台中市长)胡志强要申请拨款，他们会问，片子还没拍，怎么拨款？以胡志强的能力，他要去募100万，台中市什么人都可以捐款哪！我觉得，第一，李安的电影拍得好；第二，胡市长有眼光；然后，那年刚好是个缘分，是我外婆100岁冥诞，我是台中人，就以我外婆的名义捐款给台中，那胡市长问我说可不可以做这个用，我说当然好啊。我跟李安认得，我跟他见面，我采访他，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那时他们坐飞机来的100万元(新台币)是我捐的，他到今天都不知道，这种不足挂齿的事情你跟人家提，不是很丢人吗？！
《21世纪》：你在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时候，你还能感受到那个你熟悉的李安吗？
陈文茜：我看了原著，也看了他的电影，再比对原著，看他把哪些部分舍弃或保留。日本保险公司雇员来看派，派给他们讲了第二个故事，这是原著有的，可是在电影里这个画面是干的，他们一直在讲话，而原著中很多煽情的部分都被他删光了……一个导演要有多大的胆量！可是李安告诉我，那是他最有力量的一部分。他讲完以后我就觉得，对，他多么有力量，他告诉了我们，人多么活在自己的成见当中。这一点，我佩服他，我没有他这个勇气。
我访问他的时候问他，Are you the Pi？(你觉得你是派吗？)他说，yes。其实他一直是。
他获奖的时候为什么下面有那么多人站起来鼓掌？因为这部影片对大多数导演来说，已经望尘莫及了。
我在访问李安的时候，他压力很大，因为他有一次被选为全台湾最有公信力的人中的第一名，他说他那天晚上都睡不着觉。那人家会觉得好得意。他觉得，完了完了，我被选为第一名，那我怎么办？我一定要做好榜样……他就觉得，他自己要更好。我们称之为荣耀的，他认为是责任。(笑)
本报记者 贺莉丹 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