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晚报《娱乐无限》记者王奎龙报道：华纳公司近日向本报特供了歌手老狼在珠穆朗玛峰期间的日记。

　　入藏

　　9月3日，我乘坐当日成都飞往拉萨的第一班飞机，于7点35分降落在拉萨机场。当地下 着小雨，黄超和祥子接上了我。黄超是我在阳朔认识的一个攀岩高手，现在在西藏登山协会工作，这次就是被他一通电话招来的。祥子是北京老乡，搞摄影的，说话特逗。他说有一老哥，平时人特好，一上海拔6000米以上就发脾气，逼着人家给他念武侠小说。我听着心里有点慌，在车上努力体会了一下，看有没有高原反应。谁知道呢？

　　中午，赶上这次活动的新闻发布会。这次2002年珠峰志愿者清扫行动，共有来自北京、香港、美国及西藏圣山登山学校的学员40余人参加，外加两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志愿者们将上珠峰清扫以往登山者遗留下的垃圾。这次任务由著名登山家尼马次仁任后方总指挥，前线由中国登山界传奇人物仁清平措负责，北京小伙康华领队。

　　9月4日一早，早已在拉萨集结的大部队向两日路程之外的定日开拔。我被留在拉萨适应两天，最终也在7日启程。

　　5200米大本营

　　9月8日傍晚七点左右，当我、黄超和摄影师“骑兵”一行三人抵达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的时候，光线犹如北京的下午三四点，天气干燥晴朗，珠峰清晰而真切。想起一年前，我与北京的好友黑哥还曾约定一定要来看看8848是什么样子。同行的骑兵也因第一次看到珠峰而激动得手舞足蹈。黄超催促大家换上“晚装”，我们于是穿上羽绒服，套上抓绒裤，戴上抓绒帽。

　　没有一丝云的遮拦，珠峰就那么平静地站在我们面前。我爬上联络官驻地旁边一座高约30米左右的山包，5200米的海拔已经开始让人气喘吁吁了。寒风中，几个来自上海的摄影师装好相机，等待夕阳将珠峰染红。大家在凛冽的风中几乎说不出话，身旁经幡飞舞。

　　大本营周围一片碎石荒凉，只有水源附近生出一片青草绿地，我们的帐篷离水源很紧。碎石滩上有许多登山遇难者的墓碑，据说遇难者与登顶者数目的比例为一比一。融化的冰川形成了数条冰冷刺骨的小溪，水色混浊。这地方气压变化不稳定，没有植被，空气中氧气含量只有普通海拔的60，所以攀登珠峰是一项对身体极限的挑战，需要长期的酝酿和准备。

　　大本营实际上是几顶绿色帆布大帐和零星帐篷组成的，唯一的固定建筑是联络官的住所和两间公共厕所。有两间简陋的茶铺，一个可以加盖珠峰大本营邮戳的袖珍邮局，并没有电影《垂直极限》中大本营的热闹场面。由于大部分志愿清扫队队员已经上山，大本营除了我们只有十几名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茶铺里喝着酥油茶烤火。干牛粪在炉膛里冒出一股股浓烟。

　　当我走出茶铺时，天已漆黑，满天星斗，亮得刺眼。终于看到了久违的银河。我裹紧“北脸”羽绒服，一颗流星无声地划过东北天际。

　　5400米1号营地

　　9月9日一清早，薄雾被初升的太阳褪去，我们在大本营吃了藏族小厨师赤兵做的早餐--鸡蛋和稀饭，开始收拾装备，与联络官打了招呼，向1号营地5400米进发。

　　从大本营走过碎石滩，趟过一条小河，我们从珠峰左侧的山谷向上爬升，身上的背包迅速变得沉重。骑兵和黄超两人在前，我在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爬升，我们到达了1号营地。

　　不久，在1号营地遇到了已经下撤的两名香港大学的队员。由于疲劳过度，大家几乎没什么交流，只是各自找了较平坦的岩石休息。我们的计划是第一天适应性上升至5400米1号营地，然后下撤到大本营5200米；第二天再试图冲击2号营地5800米。等到香港队员回来了大半，我们也开始下撤。我依然走得最慢，跟在黄超、骑兵十几米处的身后。归途中，遇到一个行色匆匆的夏尔巴人，从我们身旁一闪而过。夏尔巴人据说是藏族的一支，是古代藏族士兵的后裔，因从小生长在5000米海拔以上，能够在高海拔山地行走如飞，经常被各国登山家雇为向导和登山协作。大家不由得赞叹起夏尔巴们在山上行动的敏捷。

　　傍晚，早上涉过的那条小河变得湍急。黄超居然凭记忆找到早上过河的几块大石头,有GoreTex外衣的保护，我们平安渡河。听说香港队有一名队员，脱鞋光脚过河，鞋子不小心掉入水中。藏族协作队员扎西跳入冰冷的河中帮他把鞋捞起，自己浑身湿透。

　　晚上回到大本营，在茶铺中听说在前一天的清晨，一名法国登山家成功登顶后，单板滑雪速降失踪。我们下山时在路上碰到的夏尔巴正是赶到大本营报信的人。此时，另两名夏尔巴正坐在茶铺默默地吃着鸡蛋炒饭。由于语言不通，大家只偷眼看着这两名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听说，他们还要连夜在冰川中寻找失踪的法国人。

　　珠峰的夜虽然很美，但并不好过。半夜我醒了几回，只觉得从肺到嘴都干燥得厉害。喝了几回水，捱到了天明。

　　5800米2号营地

　　9月10日早上，阳光依然很好，晒得人无处可逃。我与黄超、骑兵加上一个协作的藏民背上装备和路粮。出发之前穿的抓绒衣裤被我们迅速脱掉，汗从排汗内衣中洇出来，让人一停下休息就觉得背上凉飕飕的。

　　三条狗尾随着我们上山。但走着走着，它们突然冲向左侧的一片碎石坡。原来碎石坡上约200米的高处有三五只黄羊正拼命向上逃窜，踩下无数碎石，只听得山坡上轰轰作响。眨眼间，碎石如雨点般落下。虽然大家都气喘吁吁且身背重负，还是不由得小跑起来。眼见一块得有几十斤重的大石块就砸在黄超身后一米处。好险！

　　好不容易越过5400米的1号营地，我已经开始丧失信心。只知道今天要到5800米的2号营地，只好眼睛盯着地上的碎石，尽量保持节奏，一步一步稳定前进。骑兵和黄超一路上都在尽量激励我：什么你要是知道我第一次如何上的高海拔啦，什么珠峰的海拔由于缺乏植被尤其容易让人不适应啦，什么文艺界你上得最高啦。。。。。。8小时的跋涉后，2号营地终于就在眼前了。

　　2号营地只有一顶大帐和一顶三人帐篷。一群巨大的乌鸦在营地周围盘旋。骑兵说在山上看见乌鸦是件好事，说明营地就在不远处。从2号营地看不见珠峰，但周围却有美丽的冰塔林。我们脚下就是古老的冰川，只不过上面有一层碎石与浮土。有些冰川裸露的地方，由于坚冰融化，形成湛蓝清澈的水潭。但我已无力欣赏美景，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夜又要降临了。

　　骑兵做好了晚饭，瓜条加风干肉和圆白菜。我吃不下去，看着他们三人风卷残云一般暴搓。头轻微地痛，让我想起北京温暖的家，此时不知道那些家人朋友都在干嘛。高原反应彻底地来了，使我的思绪无法深入，似乎只能飘浮在空气稀薄地带。

　　早早地睡下。没想到晚上11点多钟，就第一次醒来。先是觉得喘不上气来，口渴得要命。坐起身来喝了口水，吃了一片止痛片。第二次醒来是半夜一点多钟。骑兵和黄超都在毫无声息地熟睡。我又翻了几次身，大口大口地呼吸，有时索性坐起身来。帐篷外面有风呼呼作响。

　　好歹熬过了夜晚。11日早上8点左右，我从帐篷里探出了头。打开门帘，帐篷上结的冰霜簌簌地滑落。此时，山谷中飘着一层雾气。

　　我两腿发软，站在离帐篷不远处开始止不住地干呕。因为前一天没有吃什么东西，所以只吐出一滩水。据说其他队员能够继续顺利爬升，主要是因为在高海拔适应的时间比我更长。黄超和骑兵看我这样子，劝我在原地休息。

　　两人匆匆吃完早饭继续上升，而意志和体力彻底崩溃的我坐在一块巨石上看他们翻过一道冰川，继续上行，越走越远。周围一片静谧。我终于获得的宁静，却让我觉得有点不寒而栗。冰塔林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周围的山坡上，时不时有一通小型落石轰轰作响，渐渐地倒让我习惯了。

　　我开始在营地附近慢慢地搜索从前的登山者留下的罐头盒、食品带，并归成小堆。昏沉的头脑让我觉得自己动作也随着迟缓了下来。

　　吃了几块三明治饼干后，高原上耀眼的阳光让我感觉无处躲藏，头被晒得晕晕乎乎。吃剩下的半包饼干，被大乌鸦叼走了。周围很静，静得越发让我难受，让我想起望京大工地里嘈杂环境中的家。

　　下午三点多钟，远处上坡上出现了几个缓缓移动的小人，终于有人下来了。原来是黄超和骑兵下撤了。在6200米左右，黄超他们遇到了下撤的民工，被告知由于6400米处天气恶劣，数名志愿者出现身体状况，大部队决定9月12日集体下撤，黄超和骑兵也放弃了登上7028米北坡的愿望。看到他们下撤，我的高原反应却越发强烈起来，只好放弃了单独提前下山以奔赴内陆演出的计划，改成随大部队同行。

　　重返5200米大本营

　　9月12日，我们从5800米下撤。这时又遇到昨天的那几个夏尔巴人。他们依然在冰川中寻找已失踪两天的法国人。下撤时，我的装备被黄超、骑兵和协作的民工三人瓜分，只留一根登山仗。我强打精神开玩笑说，如果有一位女队员在，我就不至于如此无能，黄骑二人笑而不答。也许因为我此时头脑不太清醒，骑兵他们时不时放慢脚步，看我东倒西歪地尾随在他们身后。

　　上升时花了8个小时，下撤用了6个小时，我们终于返回了大本营。小厨师赤兵作了米饭和炒菜。两天没怎么吃饭的我吃了一大碗后转眼全吐了出来，喂了鸟。

　　珠峰依然矗立在那里。茶铺里大家平静地谈论着失踪的法国人。联络官叫人通知我去一趟，据说内地传言我在珠峰上失踪。黄超用卫星电话向西藏登协汇报了大队的情况后，也报了我的平安。而我却为连累了大家而深感惭愧。

　　9月13日，全体队员下撤持续了整整一天，从下午陆续有人从山上下来。先是学员与北京志愿者杨震，接着是领队小康又带着一批学员，最后在夜里11点多钟，大批牦牛队和两名中央台的记者及协作人员才最后从山里撤了出来。

　　大本营热闹了起来，茶铺里坐满了人，大家都很兴奋。圣山探险协会的藏族学员们，个个都是晒得黑黑的脸，我就“平措”、“扎西”一通乱打招呼。他们大都笑着，用藏族话聊着我这个面色苍白的“名人”。

　　重回5200米，反应自然好了些，可是依然浑身没劲。第二天，大家在5200米大本营修整，集合清点牦牛队运下来的垃圾。联络官已经办好了法国人的死亡证明。夏尔巴人重上6000多米，取回他们留在营地的装备，由樟木返回尼泊尔老家。我和骑兵弹着借来的“让蜜”琴，在阳光下昏昏欲睡。

　　撤退

　　9月14日，拔营撤退。装备和垃圾被运上卡车，我、黄超、骑兵被幸运地安排与前线总指挥仁清平措老师同车。从大家尊敬的目光和老人家因冻伤而残损的手指，我体会着这位中国登山界传奇人物的一生。在半途中，我们的丰田6200发生了故障，老人家忙着推石头给车轮制动，打水降温，甚至有一次在司机修车的功夫帮路旁的筑路人搭起了工棚。他尽力地帮助需要他的每一个人。随这样的人登山你又怎能不信任他呢？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次珠峰清扫中的两位女性。一位是来自北京星期五餐厅的小马，一位是来自西藏登山学校的英语老师汪汪。难以想象他们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在6500米生活了两天。

　　在西藏，总有一种让自己纯洁的欲望，因为那里是一个崇尚信仰崇尚美德的地方。那里的生死很简单，连界线都很模糊。那里的美更不用多说。

　　我西藏的朋友们，扎西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