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内，“刘晓庆案”喧哗与平静交替的速度让人无从料想。

　　“昨晚刘晓庆给我来了个电话，她说自己状态不错，也看到了很多相关报道。”8月18日晚，刘晓庆及其公司涉嫌偷税案的一位代理律师说。

　　此前三天，新华社报道说，北京晓庆公司涉嫌偷税一案，检察机关已经依法向法院提 起公诉。涉嫌参与北京晓庆公司偷税案的刘晓庆因有悔过表现和筹款补缴税款的愿望，16日被取保候审。

　　刘晓庆一封未公开的信

　　14个月前——2002年6月20日——刘晓庆被拘留。

　　被拘留前的2002年6月3日，刘晓庆写了一封致北京市地税局领导的信。

　　“在这封信中刘晓庆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并就自己和公司的纳税情况第一次进行了详细说明。”一位知情官员说。

　　据这位官员透露，信的开头大致如下：

　　当接到税务处理决定书时，我深感震惊。公司在税务上存在严重问题，我也非常悔恨。尤其是通过与税务部门接触、聆听税务人员讲解税法，更加认识到了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经营上的严重失职。平时我主管艺术和大方向，财务上都由别人管。在公司运作上我只知道公司不亏本就行了。我知道公司每年上缴的国家税收近百万，占朝阳区3万家私人企业纳税的1%，是朝阳区纳税重点户。我听到这样的汇报心里还十分自豪。既然是公司老板就应该负起责任来，但我没有看过财务帐务，哪怕是一次！

　　随后，刘晓庆表示公司在税务方面出现这么大问题，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她说自己通过信函通知律师向税务机关表达了愿意以个人的财产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想法，并且已通知将公司帐上的196万元由她申请作为税款交纳国库。这也就是第一笔补缴的税款。

　　关于众人关注的海外经营收入涉嫌偷税问题，刘晓庆在信中表示，她正在和开设海外账号的银行联系，请它们开出对账单，配合有关部门检查。她正面解释了这个账户的设立和用途：该海外账户是以她个人名义开设的(刘本人为法国永久居民)，因为公司有海外业务但没有资格在海外开设账户，而该账户也就一直由公司管理和运行。主要用于海外发行，支出海外报酬，香港办事处等。

　　“许多时候是由财务打印好一份询问单，给晓庆签字后发至海外银行。”一位曾经在北京晓庆公司工作过的员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刘晓庆不懂税法，更别说是海外税法了。”

　　刘晓庆在信中写道，“我应每年上缴的百万元纳税中当然包括海外部分，反正有没有税可缴公司会打理的。直到昨天(5月30日)，我向税务机关汇报时，才得知公司不管收支如何，只要有一定收入就要纳税。(这里指的是营业税)”

　　刘晓庆还表述了自己的态度：一、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二、相信执法者的水平；三、相信自己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好自己的问题。

　　对公司偷漏税的行为，刘表示无话可说。“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将税款补上，任缴任罚，而且我本人也做好了认罪伏法的准备。恳请有关部门在处理上不要一棍子打死，考虑我们公司成立7年以来脚踏实地地经营，没有做过非法买卖的事实。”

　　“我一生中再没有比这次教训更深刻的了，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好艺术家但不是一个好的经营者。”刘在信中说。2002年3月底，国家税务总局向部分省市地税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指派人马进京协助调查一起重大税务案件，这便是刘晓庆涉税案。“当时调查量最大的是那些分散于各个地与北京晓庆公司发生过收支的情况。比如一份劳务报酬，实际支付给劳动者的是2000元，而在收据上只写800元。这样的偷逃税情况得一个人一个人核对，还得怕他反悔，另外第三方的核实也非常不容易。”一位了解情况的官员说。税务部门还对于北京晓庆公司每一部电视剧的买卖合约、资金汇款证明及资金流向都进行了非常翔实的调查，买卖片合约也经过了多方(包括一些港商)核实。

　　“有人还估算说这次查刘晓庆的税收成本需要数千万呢。”这位官员说。

　　重新处理的可能

　　“如果你没骗我的话，你没有主观故意偷税，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我不会骗你的，也没必要骗你。”

　　这段对话发生在2002年6月初，在北京昌平玫瑰园刘晓庆家中。后者为刘本人，前者是她的一位好友。

　　这位一直陪伴刘到6月20日的朋友告诉本报记者，在得知税务机关开始查自己和公司税务问题时，刘晓庆非常担心，她不知道这些问题将在法律上带来什么后果，而后来经朋友分析后，她轻松多了。临别之际，亦是互相安慰说，向领导说说清楚就没事了。

　　在另一份刘晓庆当时写的情况说明中除了海外帐户问题外，她还提到另外的情况：“一，关于我个人的所得税问题。我的个人演出等活动基本上是以公司名义对外签定合同，由公司负责经营(包括税收)，其它少量以个人名义签定的合同均依法完税；二、关于我个人房产问题。我在个人所得税法制定前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以前所购房产都是自己购买，最近购买的各房产是以个人向公司借款形式购买。”

　　8月18日下午，记者就刘晓庆偷漏税数额致电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说，案子已移交检察院，其它方面现在不好说。该局负责侦查阶段的经侦处人士也婉拒了记者的询问。

　　北京市某区法院的一位法官分析说，关于这个案子大家的观点有分歧，估计重新处理的可能性较大。

　　记者从一位与刘晓庆案侦查阶段代理律师姚燕倩有过交往的朋友处获悉，在今年3月检察机关第二次以证据不足为由退回公安机关继续侦查时，姚燕倩律师曾向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法律意见书》，而据熟悉案情的人士推测，这次刘的“取保候审”与这份《法律意见书》的观点有着直接关系。

　　这份《法律意见书》认为，首先，税务部门对晓庆公司及刘晓庆个人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违法。按《税收征管法》第25条的规定，对纳税人进行处理时税务机关应该先通知其纳税申报，而对晓庆公司以及刘晓庆个人的处理通知书是在没有通知纳税人申报(指晓庆公司)和纳税人(指刘晓庆)申报不能的情况下作出的。

　　其次，对一个违法行为不能作出两个具体行政处理。京市地税稽一字第30号(2002)和京市地税稽一字第70号(2002)《税务处理决定书》分别对该公司自1996年至2000年少缴税款的行为作出补缴共计830多万元和1744万元的处理(另需扣除已缴纳税款196.6万元)的处理决定。因此该公司就同一违法行为受到了两个不同的处理，而两个处理通知书不可能同时有效，行政机关又未明确哪份有效哪份无效，则必然导致两份都无效。但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则认为在这点上，可以按后者出台覆盖前规定的原则，税务机关可不另行说明。

　　再者，法律适用问题。不同时间出台的法律对偷税罪做了不同的规定，而该公司的违法事实是自1996年至2002年，根据从旧兼从轻的法理原则，应该适用1997年10月1日实施的《刑法》第201条的规定(与2001年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规定不同)，而201条的规定应理解为只有在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拒不申报或做虚假申报的前提下，方才构成偷税罪。

　　还有，《法律意见书》认为刘晓庆本人纳税情况良好。综合北京市地税局的几个《税务处理决定书》等文件，刘晓庆个人涉嫌偷税金额仅13余万元，系刘晓庆在深圳和上海的个人房产由公司出租而发生的税收，在该经营行为中刘晓庆并非收益者，租金收入都归公司所有，刘晓庆个人并没有从中获益，故纳税主体应为公司而不是刘晓庆。

　　《法律意见书》还认为，偷税罪的法定代表人应该承担的是一般责任，如果法定代表人在偷税行为过程中没有直接的指使和授意则不构成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不过也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法定代表人责任应具体对待，此案中关键点是有无证据证明刘晓庆有或没有直接的指使和授意公司偷税。这位专家估计这也是屡次“证据不足”的原因之一。

　　“取保候审”的三种可能

　　据知情人透露，去年6月27日，刘晓庆的家人即向有关部门书面提出取保候审，之后又屡次口头申请，但均未果。

　　关于此次刘晓庆获取保候审的原因，北京一位资深刑事辩护律师说，一种情况是超期羁押；另外是案件本身证据不足；还有一种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即使有错，但很轻微，并不构成刑法所规定的犯罪。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通常刑事案件的逮捕羁押期为3个半月，如果符合法定条件，可延长到十三个半月。刘晓庆尽管已被羁押420多天，但是否超期羁押仍很难确定。洪道德还认为，刘晓庆曾经的补缴税款等行为可以判断出她不对抗侦查，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完全具备取保候审的条件。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就本案而言，第二、三种可能性较大。据相关人士介绍，公安部门在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时向相关人士做了询问，寻找公司偷税和刘晓庆个人存在因果关系比较困难。

　　去年底，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就刘晓庆涉嫌偷税案采访了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阮齐林。阮齐林说，如果确实有证据证明刘晓庆采取了法律规定的四种手法之一(伪造、隐秘、毁弃或者擅自销毁账簿、会计凭证；做假账；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却拒不申报；虚假申报)，并且确确实实不交、少交数额达到这么大，那么绝对额一万肯定是远远超过了，相对额10%以上也应该超过了，“按照税务机关以前报的情况，刘晓庆确实涉嫌偷税的问题”。阮齐林说。

　　6月初，北京朝阳区检察院第三次受理此案，检察院现在的“选择”只有向法院起诉和不起诉两种。

　　代理北京晓庆公司涉嫌偷税案的许兰亭律师日前表示，“刘晓庆能够取保成功确实是一件好事，但这只是解除被关押的状态，并不代表她自由了。我们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为刘晓庆以及整个涉案人员进行无罪辩护。”

　　据财政部科研所一位研究员透露，虽然近期大规模修改税制的可能性很小，但个人所得税如何更加体现公平、更与世界先进做法接轨，除了严格征管如何对纳税人更多一些平等和服务，都是目前政策改革的指向。

　　去年10月，《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施行。“目前个人所得税制度有‘劫贫帮富’的嫌疑，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因此，实行结构性调节税收政策，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幅提高对高收入者的课税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东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穷人的罪行与富人的一样，而富人的罪行与穷人的也没有区别。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只有正视自己的短处才可能进步。”对“刘晓庆案”一直关注的一位专家说。本报记者田毅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