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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梅地亚见到阿丘时，他很热情地与我主动寒暄起来，还殷勤地表扬了我们报纸若干句，这些都令我感到坐在对面的是一个老于世故的采访对象，他知道在什么时候该为我续上咖啡，在什么时候认真思考我的提问。在采访前，我一直一厢情愿地以为，一个能在央视新闻部把一档深夜新闻节目主持火了的人，一定应该超级自信，但当我听到阿丘不经意地谈到由于身材矮小，从小到大照毕业照时，他都是站在最后一排最边上时，我分明看到了他流露出来的那丝自卑。虽然事后他告诉我他的自卑都是伪
装，但我相信阿丘在那一刻是落寞的，也是真实的。由此想到阿丘提到他的“偷窥欲”和像躲在夜幕下猫头鹰一般的《社会记录》，如果说“偷窥”还有一分值得我们原谅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看到了真实，虽然我固执地认为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阿丘展现给我的真实屈指可数，但火花一闪也就足够了。当采访结束后，阿丘特意打来电话叮嘱我，发稿前要让他再看一遍，但我没有这么做，阿丘太精明，但真实是容不得反悔的。
节目：不像专家而像劝架的片警
新京报：现在很多新闻类节目都采取了“说新闻”的方式，这种方式似乎很容易被电视观众认同，你认为这会是新闻类节目发展的潮流吗？
阿丘：新闻一定要有他的权威性，个人的观点总会有片面的地方，我在《社会记录》中阐述的观点也是我们整个节目组经过前期讨论的观点。其实我们节目评论的大多是“小事”，像美伊战争这种事我们就不好说了。我们节目更像劝架的片警，而不是专家。这种“轻松化但不娱乐化”的方式会比较受欢迎，但不会是主流的趋势。
新京报：在《新周刊》今年最佳新人的评选中，你有一位很厉害的对手，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的杨锦麟，虽然我们对这次评选的规则不是很清楚，但最起码说明在某种标准下你是更优秀的，你自己认为与杨锦麟相比，你的优势在哪儿？
阿丘：我本人很欣赏杨锦麟的主持风格，有一次我们新闻部搞年会表演节目，请了杨锦麟做评委，我对他的潮州口音感到十分亲切，可能因为我们是老乡。我觉得我的优势在节目上，《有报天天读》的素材来源都是报纸杂志刊登过的新闻，而《社会记录》是我们记者采写的第一手的真实的素材，更有新鲜感。而且，《有报天天读》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关注，而我们只关注社会新闻，以比较八卦又不失观点的方式评论，这可能是我的优势。
新京报：《社会记录》被安排在夜里23:40播出，对收视率影响很大吧？
阿丘：对，很大。但我们之前做过收视调查，知道这个时间段看电视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大多是白领、业内人士、意识形态工作者，他们看新闻不会只满足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想知道为什么、怎么发生的。收视率并不代表影响力，我们宁可要影响力。
个性：自得其乐的“旁观者”
新京报：央视新闻评论部人才济济，你不但没有专业背景，也没有新闻工作经验，怎么就这么大胆来新闻部了呢？
阿丘：我觉得我的主持还是有个性的，央视这么多新闻节目，不缺广度也不缺深度，就是少点个性，所以我来了。像我以前搞过一段时间的娱乐，其实新闻圈里的人是不大认同娱乐圈的人的，但这也恰恰是我所能带来的比较轻松、调侃的风格。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你能在央视主持《社会记录》，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新闻意识的改变，这话怎么理解？
阿丘：这其实是话语权的问题。以往新闻都要以权威、专家的口径叙述，我们的节目以老百姓的视角评论新闻，换个语境传达新闻反而更亲民。我们的这种尝试也被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节目视为“叛逆”，风险也很大，以前刘仪伟在央视有过类似的尝试，但他主持的毕竟还是生活类节目，无关痛痒，但新闻节目是担负着很重的责任的。
新京报：采访你之前我问过一些看你节目的人，他们分成了两个极端，喜欢你的认为你很睿智，节目观点性很强，厌烦你的觉得你太贫，还有点痞气。这种极端的评价对你意味着什么？
阿丘：嗯，其实我早做好心理准备了，个性是把双刃剑，我宁愿要这种极端也不愿意自己被人认为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其实节目的包装，包括我个人表现出来的风格都是外在的形式，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崔永元刚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然而真正吸引人的是内容，是精神，我想这些东西总会被发现的，至于我的风格，也总得给大家一个习惯的过程吧。
风格：宁愿极端也不愿无足轻重
新京报：你的经历很特别，你是学政治的，做过编剧，也当过演员，成为了笑星，可以说你一直围绕着主流的边缘绕圈，却没真正进入过，这样的生活阅历对于你最终进入最主流的媒体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阿丘：有一句话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边缘也是种心态。可能是因为我个子比较矮小，从小到大每次照集体照，我都是站在最后一排的最边上。这个位置很好，侧身你就可以审视到整个队伍，能看见每个人的表情，别人却发现不了我，我自得其乐。也许这是一种个人偷窥欲，我习惯别人轻视我，我永远不会是主嘉宾，而是个旁观者。这种心态和我们节目的定位很相似，是节目对社会的偷窥，我们的节目就像躲在黑暗处的猫头鹰。
新京报：那你从小是个自卑的孩子吗？
阿丘：不，我是个自信的孩子，因为我知道用什么方式最适合表现自己。我表现出来的自卑其实是一种假象，我从来不需要别人的开导，也没有人开导我，我自己有能力储蓄能量。其实我在35岁时进入《社会记录》节目，在36岁时获得了最佳新人奖，这种感觉是很奇怪，但也很奇妙的。
新京报：最后问你一个程式化的问题，你认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什么？
阿丘：说自己的话。(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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