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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岩
原名侣海岩，1954年出生于北京。
15岁当兵，海军航空兵地勤。
18岁起当警察10年，做过刑事警察、治安警察，搞过政治保卫，干过劳改。
主业是职业经理人，现任昆仑饭店总经理、董事长，锦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锦江集团北方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业余”写作，著有长篇小说《便衣警察》、《死于青春》、《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平淡生活》、《深牢大狱》。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2004年7月中，长篇新作《河流如血》面世。
7月，海岩又出新作。书名异乎寻常地费解，反响一如想象地参差。
比如这种：“亦舒有本散文集，叫《只是比较喜欢写》，用来形容写作人的痴迷，十分恰当。身为锦江集团副总裁，海岩笔耕不辍。近34万字的新作《河流如血》，只用3个半月———强啊！海岩说了：‘我追求的不是不朽的作品……质量不是我的强项。’都坦率到这个份上了，我们也只好对这位‘比较喜欢写’的朋友，以‘鼓励为主’。”
不是什么好话。
对海岩有先入之见是容易的。从《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开始，8年，一年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每年六七月间，畅销书榜上，像彗星抑或幽灵，海岩年年复来。更何况已经伴生出至少6部热播长篇电视连续剧(《深牢大狱》还在选演员，《河流如血》油墨未干)，且几乎每部都有年少青春的面孔因之一炮而红。所以，说他写得太快、写得多、写得大众流俗，听上去似都成立。加之他接受采访，又总少不了“我追求速朽”之类话赶话的“嘴硬”和自嘲。一来二去，“警匪＋言情”、“琼瑶大叔”、“畅销作坊”、“写作印钞机”、“青春偶像制造厂”之类名号就如影随形了。接踵而来就有一类人，从没看过海岩的书，但却自信满满跟谁都敢大声说：“海岩的书我不看！”
我是其中之一。这真让人羞愧。
6月底，海岩新书的书稿传到信箱来的时候还叫《自古忠臣无孝子》。磨蹭了大半月最终决定接下这个选题后，开始找他的书来恶补。新作之外，还看了《玉观音》，《深牢大狱》来不及读完。7月29日那天京城晚霞壮丽，我从海岩的书上抬起头，胸中翻江倒海，把人世沧桑、苦难悲情，连同自己看人断事的想当然和轻慢一并反省。
7月30日上午10点，在昆仑饭店5层的“侣董事长”办公室见海岩。事先被嘱“海岩这些天嗓子不适，要简短”的采访，最后进行了3个小时还多。主人最后都用上了润喉药，但始终耐心而柔和。
为无爱时代做爱情小说。我的惯伎在于让你享受完一段优美的爱情乐章后突然惊愕，突然沉默，突然低头长叹，然后一连数日郁郁寡欢
记者：有件事我得坦白，以前我不看你的书。最早在报纸上有一眼没一眼地看几篇连载，没发现语言上有什么好处，就搁下了。这回为做选题才真正认真看，特别震惊，我跟人感叹“海岩真是会讲故事”，一个人全靠故事来推进一个小说，把人那么抓得住，“我服了”。
所以好多话我特别没把握说，因为我看得少。就我看到的这几部，觉得跟印象中所谓“海岩小说”挺不一样的，怎么那么惨啊，看完心里真难受。后来别人跟我说“海岩所有的小说看了都挺糟心的”。
海岩：其实我觉得媒体对我有一些，算误会吧。比如，“海岩的小说就是‘爱情＋警匪’”，这是一种非常流传的。还有，海岩小说就是“言情”，封我为“言情教父”、“言情第一人”。
记者：“琼瑶大叔”。
海岩：对。还有，“他的东西就是一个情节、故事”。像刚才你也说，就是一个故事。我呢都不是非常地服气。
其实我的作品，比如我比较关注金钱的作用、贫富之间的心态，还有不同年龄、不同教养、不同地位的人，他们价值观的不同、冲突。就像《河流如血》里，你说他姐姐就错了吗？他父亲就错了吗？保良就错了吗？他那些叔叔们就错了吗？
比如老一点的读者，就特别喜欢《河流如血》里父亲这个角色，而年轻一点的人就说：“你这个人，你是不是跟你父亲有仇儿啊！”
记者：是，我也有这个感觉。
海岩：就特别不喜欢他。那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价值观不一样，对于什么有价值、什么是正确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感慨比较多的是我小的时候，20岁的人和60岁的人价值观是一样的。那个时代，价值观是差不多的。我们这个时代，20岁的人和60岁的人、四五十岁的人，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四五十岁的人和六七十岁的人也是不一样的。然后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北方人和南方人是不一样的。城市里的人和乡村人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就说，小说里张楠这一家人算计得太清楚。
记者：也没有啊，其实也可理解啊。
海岩：而我妈她们就特别觉得，这讲的都是道理啊。那我觉得是一个道德观、价值观的问题。
所以我的小说常常引起争议，包括《永不瞑目》当时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中国青年报》当时搞了一组讨论，第一组讨论标题是《我看了很吃惊》。它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你去牺牲一个青年的生命，让一个青年去赴死是不道德的。人的生命你是不能去轻视的，它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记者：有道理啊，对啊。
海岩：第二篇文章《你吃的什么惊》，说，把个体的生命看得最重要，是西方的价值观，而我们东方的价值观是不同的。比如说西点军校，第一条训令是“士兵的生命最可贵”，而中国的军校肯定不是这样，肯定是“国家的利益、领土的完整最宝贵，我们随时牺牲个人的生命，甚至做出民族的牺牲”，为了一个大的利益牺牲小我的利益是东方文明的体现，这没什么可吃惊的。
那第三篇文章就说，他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啊，他为了一个女人，为了所谓的爱，难道值得这么去歌颂他吗？他最多就是一个少年维特吧，不是一个普罗米修斯，他不是英雄。第四篇文章就说，那在现在这样一个功利化、物质化、金钱化的社会里，为了纯洁的爱去献身，难道不反映了人性的美好吗？怎么就不能可歌可泣呢？
这就是不同的价值观。
记者：这不挺好。你呈现出了这种丰富性，你自己没有简单化，这就很可贵了。
海岩：很多人批评我书的时候，你仔细问他，他没看过。
记者：但他就敢说。以前我也这样。
海岩：他凭印象，因为媒体都在说“琼瑶”、“爱情＋案情”。然后看完以后觉得“哎，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海岩啊。没看过海岩，但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海岩”。
灾难是人生一次可贵的游历，生存环境的黑暗，可以造就思辨的光明。当人类面对危机时刻，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辨就会变得尖锐而激情
记者：我自己感觉，看完你的书心里特难过，那种特沧桑的感觉。《深牢大狱》最后你有一句话，说，有一种沧桑是“由于苦难的分享”。当年你接受《南方周末》采访谈《深牢大狱》，有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你说：“失去自由是一种苦难，人在苦难中就像铁在火中，那是一种身心的淬炼。我写了一个罪犯，他服刑三年零一个月，一千一百二十六个晨昏，那个高墙深牢的大狱，是他苦海慈航的方舟，那些杀人放火抢劫强奸贪污盗窃走私贩毒的囚犯是他同船过渡的伙伴，现在他已回头是岸，岸上人潮如水，他却无家可归。”
我就觉得你的小说一以贯之是写命运和苦难呢，你笔下那些人岁数都那么小，但个个饱经沧桑。你玩命地对他们下狠手，把他们逼到一种绝境的地步。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对生活有这种感觉的？是不是因为你在公安这块儿多年，你看到的罪恶和险峻的命运特别多？
海岩：这很难说。一个作家他的兴趣点，很难说是怎么形成的。但我觉得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必定是多义的，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解读。不同的人会理解出不同的含义，得到不同的启发。
我是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信仰比较单一的社会里，我们东方文化对人性是不关注的。对人的尊严，对少数人，特别是弱势群体，他内心的那种爱和恨、他的感受都不是特别关注的。我们关注的可能是社会、历史、未来，关注大的东西。对个人的善恶，大家好像都不是特别有所谓的。而我比较关注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人性最深层的东西，它是要到一个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境遇下才能够表达出来。我们在一个单位里工作20年，夫妻同床20年，你不一定了解他人性最深处的东西，因为没有事情把你逼到那个份儿上，一定要你选择。就像很多夫妻同床20年，突然“文化大革命”一来，“哎哟不认得了”，父母子女、同事之间，“哎哟，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都不认得了。
记者：对对。
海岩：所以我喜欢，去讲在我们这个很和平的年代里，大家都是有很多“面具”的这样一个时代里，当一个人面临一个关头，他必须做这样或那样选择的时候，他本质的东西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选择？他能坚持他平常那样的东西吗？还是他完全变了一个人？这是我喜欢讨论的东西。
记者：那我想知道，你对这种东西的了解从何而来，就比如说人在绝境？我觉得你应该没经历过什么绝境。
海岩：我觉得可以体会，可以推测。
记者：光推测就能推测对？我的体会，好多东西是需要经多见多才可以。关于人的状态、各种境遇中的心境、体会，这个东西能无中生有吗？
海岩：作家可能更多地依赖于本能，就看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敏感。人的类型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通过经历、学习，他可以做很多别的专业做得很好，但做作家不一定。在文学创作上，你的那种对人生的感受，可能不是说学习越多就越多的，很多时候要靠挖掘自己的天分。
我对生活有一种情绪。这种悲剧情结到底是从何而来，很难从理论上说清楚，反正就是想这样写，这样写觉得它让我出了口气
记者：我看过你一个表达，你说：“绝大多数观众的欣赏习惯是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的作品大部分不是这样的，善不一定有善报，恶不一定有恶报，有情人最后不一定能有好的结局。可能这不代表我的世界观，但是代表我对生活的某种情绪。所以有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在自己的作品里去发泄一种悲剧情结。我的所谓悲剧情结到底是从何而来，很难从理论上说清楚，反正就是想这样写，这样写觉得它让我出了口气。”
我就觉得你其实是心中有一种愤怒、有一股怨气的。
海岩：有一点儿。表面看我是一个比较擅长于理性思维的人，要不然我那些长篇也不可能结构成那样，但其实我是一个感性的、随情绪走的人。天性比较感性，只是这么多年在政府机关、公安机关、军队和大型企业工作，这种工作的训练养成了理性的那种习惯吧。
记者：我特别感兴趣你的那种怨气是……
海岩：从哪儿来的？我日子过得也不错……
记者：对啊，而且听说你性格随和，在哪儿都受领导喜欢，然后比较顺利地得到提拔。是不是跟你在公安这个圈里看到的那些东西有关？
海岩：我自己体会没太大关系。我觉得是个人的气质吧，天性就有，有的人就不喜欢乐观，就喜欢忧郁，一忧郁他就快乐了。的确有这样的人。我呢，我偏忧郁一点。
记者：你说的：“我在生活中看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我认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它是有价值的，但是不被我们这个社会所重视、所承认，它的价值不被人发觉，是被人忽视的。”你对这个特别不高兴。我就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你也没有受到过什么太大的迫害吧？为什么觉得好人没有得到足够的珍惜？
海岩：我呢，你看我在单位里都是鼓舞大家的，都是在描绘美好未来、给大家信心的，这么一个角色。那我到了我的总公司去，我也是要让上级快乐的，让他们知道我这里都很正常，而且我们都是有很多干劲的。但我内心里边确实是，平常看很多问题，以抱怨为多、不满为多，平常自己啊，是生气的状态多。
记者：偷偷的？
海岩：啊，不露出来的。所以有一次算命的说，你是火命和土命，大火大土，三层火三层土，你心里边特别地折磨自己，是容易激动、冲动的人，但你表面一点儿看不出来，因为你有三层土盖住了。说得我，恨不能去给他跪下了。特别准特别准。你说我生活中有什么特别的不幸？也没有。但是呢，就是这么一种心态。而且我是心里边不开心啊，但我特别希望，比如我在一个团队当中，我在我家庭当中，我希望大家都好。比如好多人都劝我，他们副手闹矛盾更有利于你控制啊。
记者：啊，对呀。
海岩：对吧？他们副手都团结一致了，你这个……但我就特别不乐意，我们那个副手之间，或者我们公司里边张三李四之间闹矛盾了，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就是两面说好，操心，就希望大家快乐一点。
记者：那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付出得越多，就会觉得自己就越冤屈，会觉得自己得到的爱太少？
海岩：这倒没有。但我还真是一个天蝎座的人，天蝎座什么事儿都特认真，一定要说清还得执著。天蝎座的人要谈恋爱呢，他必须要对方每天三次以上跟他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然后他心里就特舒服。要不他老是不放心，要把这个事情弄清。
我的目光总是留恋着那个激情时代，青春的纯情、浪漫、率真、挚爱、狂放不羁，甚至苦难，都是我倾心向往却终不可得
海岩：还有一个呢，就你刚才问的问题我要仔细分析原因啊，就是说，我从小受的教育都是特别晴朗的教育，我那个家、我那个时代、学校，那时候看的书，都是晴朗的教育。善恶都很清楚的，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好，毛主席好、共产党好，都是这样子的。家里面教育也是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全是正面的。这种东西它进入你的脑子形成你的一种情感方式，什么时候你应该激动、什么时候你应该悲伤都是很固定的。但我们长大以后看到这个社会就特别地不正常，好多黑暗的东西、特别不公平的东西、特别不在理的东西。但是呢，不在理的、不公平的、黑暗的东西，常常、长久地大行其道，很多人还为此受益。可能我们也随波逐流进入到这个社会里去，我在社会里还是如鱼得水的，但是心里边和这个社会、和这种现实是非常抵触的。这就使得我们平常老是生气，老是心里感到特失落，老是痛恨。别人看这种现象可能觉得很正常，我们看了就心里边特别窝火。
记者：你是1954年生人，跟王朔同龄吗？
海岩：比他稍微大一点。
记者：那他就选择用他那样的方式。当然这个可能就是性格了。
海岩：跟我同时期的人啊，也不都是我这样。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特定环境还有一些不同。我小时候就特别浪漫，把一切都想得特好。跟家庭教育特别有关。我们家对我的教育全是正面的，比如说小朋友要是把我的那个玩具弄坏了，我回家跟爸爸告状，那我家里一定跟我说：“弄坏了就弄坏了嘛，反正是你的好朋友弄坏的嘛，不要紧的，你怎么能让人家赔呢。”全是这种。所以长大以后就对这个世界特别不适应。就是你心理的那个情感类型已经固定了，和现在这个时代是有点儿抵触。
记者：但是那样的教育会让你特别善良。
海岩：我的本质上是比较善良的。你看我所有的小说，我对善良的歌颂都是挺卖力气的。
记者：看到你有一次说：“我记得刘恒说他小时候受到的教育都是很美好的，所以他早期写的都是很美好的东西，后来他看到社会黑暗面，他就转写黑暗，他说我写黑暗的时候我敢下狠手。我跟他正相反，我当警察、从商时我看到的都是很黑暗的东西，阴谋诡计的东西，所以我就转而写最纯情最简单的东西，所以我写最纯情最简单的东西我就敢下狠手。”
海岩：这个啊，都是十多年前的话了，前边是刘恒自己说的话，然后呢很多记者就问我，为什么写那么浪漫的爱情、唯美的爱情？我就借着他这个话说“我是当警察当商人看黑暗多嘛，所以我写光明敢下狠手”。就借着，跟排比似的。其实很多话都是因为当时特定的问题，话赶话，上下文这么一对产生出来。其实我跟刘恒是差不多的，这种心态。
记者：但是选择不同？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哪怕是小人物的生活，也还有很多值得让你遗憾、让你为之惋惜的事情，这就是我想让大家重视的。”我觉得这其实说得挺本质的。
海岩：因为当时人们都说我怎么怎么“写得太浪漫了，哪有这种爱情啊”。那么我就说，我整天都看这些黑暗的东西，我还写这些干啥？
警察是我最热衷表现的人物，与其说是缘于我对警察生活的熟悉，不如说是我对这个职业的迷恋。在和平年代很少能找到另一种职业比它更酷
记者：你有一次说：“我最熟悉的生活其实在商界和官场，这一段积累才是我真正的宝藏，目前为止基本还没动用。如果我有一天再也编不出爱情故事而不得不过早动用这个‘家底’，那就说明我一向引以为荣的浪漫情怀和年轻心态，已彻底老去。”对爱情的那种信心，或者说信仰，我觉得在你这儿一直是有的。
海岩：其实你看我在商界、在官场都是如鱼得水，但我内心是，不是很适应的，并不喜欢。所以我可能会在小说里边不断地去表达我对年轻人一点儿没有交易性质的那种爱、特单纯的那种爱，那完全是一种特别美丽的东西啊，我就特别留恋。人家说我“你怎么老大不小了，老写20岁的这种人”。人家就问了，“你写20岁的人，你跟他们接触吗？”我又不接触。
记者：啊，对呀。
海岩：我接触的人都跟我岁数差不多，或者比我大的。那人说“你怎么知道20岁的人什么样子呢”。但是我的小说，很多20来岁的男孩儿女孩儿看完就觉得特别对，觉得很真实、很感动，至少他接受，他不觉得写得很隔，或者“你写的不是我们”。别人就说“那你怎么会这样呢”。我想来想去，我就告诉他：“我就是20岁。”我还活在那个年龄当中。那个年龄的那样一种心态、那样一种状态我就很喜欢，我觉得我就是那样的人。可能是我个人的经历的缘故，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那个感觉特别好，所以我就老想回到那个年龄。
记者：20岁的时候你是当警察呢。我读你书的感觉，一写到比如说警队出动、面对面的搏杀、枪击和抓捕，你的文字就一下子有了速度感，动感鲜活，一旦真正沾到公安行，真的就是“啪”地一下，好像一盏灯给打开了，一下儿就精神了。
海岩：这个还是我喜欢。我喜欢这种生活，这种感觉。所以就会写得好。
记者：所以有人说“海岩的作品有一个最大的共性，那就是他的‘红色情结’”。你自己也说：“我的作品都带有英雄主义的审美趋向，骨子里仍向往军事化的生活，无私忘我的人际关系。”
海岩：因为我是从部队直接到的公安。那种比较军事化、比较强悍，又充满悬念、智慧、牺牲、忘我的这样一种氛围，可能会在我那个年龄，20来岁，影响到一个人一生的喜好和价值观。
记者：反正能感觉，至少你喜欢有一类女孩儿，像《河流如血》里的夏萱、《永不瞑目》里的欧庆春，英姿飒爽。
海岩：是，我喜欢穿制服的女孩儿。
有些心境是别人永远都无法理解的，即使亲人也一样。自己的灵感、向往的东西不能和别人沟通。有人说爱情和死是永恒的，我觉得孤独才最永恒
记者：大家对你的生活很好奇，你说：“我是一个安静的人，我下了班就回我的家。”
海岩：是，没有什么热闹的事儿，跟文学圈、文艺圈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文学界基本上对我评价，“海岩那小说肯定不是自己写的。咱们都是写东西，这还看不出来吗？他又不经历那些生活，速度又那么快，一年一年，这肯定不是自己写的。”
记者：认为你肯定是有一个写作班子。好在你是现在难得的用手写、有手稿的作家。
海岩：逼得我有时候只好拿原稿给他们看。还有作家跟我说：“海岩，别人再说你有写作班子你千万别否认。只有大作家才能有写作班子。”还有人说：“海岩不是写得好，是凝聚力比较强，那么多年写作班子不出头。”
记者：被文学圈不以为然你是不是都已经有点儿习惯了？
海岩：现在很多在文学圈里混得久了的人，一说讲故事，他觉得不是一个最高档的事儿。我觉得现在中国写作的人当中，会讲故事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大家都不乐意说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不赞成的这么一个现状。
第二在文字上，有人说“海岩的文字是可以被忽略的”。我觉得这是对我莫大的褒奖。能够忽略文字，说明文字是最好的。这是我的观点。人物和故事已经成为主角，让大家忽略到了文字，就说明文字不是障碍。文字怎么能沟通得好，让读者不产生阅读的难度，特别容易就进入，这种文字也是要改来改去的，也不是说随便就可以做到的。比如这个词儿，我没找到很好的词儿，但现在找到这个词儿是不太常说的，我是一定不甘休的。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常说的词儿，这个话绝对地是不能绕。稍微我觉得一般的读者到这儿会打磕巴儿，我就一定要换，换写法。
记者：大家对你有很多猜想，比如“海岩肯定仇视女性，你看他那书里所有女孩都没有好下场”，还有“海岩在成长过程中肯定跟父亲有过很强烈的冲突”。因为你作品够多嘛，大家就喜欢这么总结。
海岩：我的感觉是，我听到的这一类的总结常常有相反的。比如也有人说“你的女孩儿都写得好，男孩儿好像都毛病比较多”，所以我没办法去说你们谁对。比如《平淡生活》和《玉观音》的两个女主角，我都作为完美女性来写的。而同一书和其他书里的男性，这种完美都是没有过的。所以很难说我到底是仇恨男的还是仇恨女的。这个都比较难说。
父亲的角色在我心目当中，始终是一个正面的角色，都是特别可理解的。
记者：有一个记者写到对你的印象：“海岩气质儒雅、声调悦耳地和人聊一下午天，娱人快己，就是没有一个人一件事能够叫人觉出海岩的感动和在意。”
海岩：我觉得不太对。那是表象，可能。可能他是觉得不太能进到我的心里去。比如说你说你以前不喜欢我的小说，现在呢至少有你喜欢的部分，那我就特别感动。然后你说“看《河流如血》我特心疼保良、特讨厌那个父亲，我都感动”。你刚才说“你的小说就是故事，没有文字”，我马上反驳，对吧，我用了很大篇幅来反驳，对不对？不是不在意啊。
记者：你的生活我不好意思问，看你说过：“一个真正的作家、人文知识分子是很难找到一个红颜知己的。作家的本质是很孤独的。”
海岩：我觉得作家和知识分子，他是不能离开孤独的，特别难找到完全理解自己的人。
记者：那对这种孤独，我想问你是什么状态，你享用它？你刻意营造？还是这种状态你很无奈地身在其中？
海岩：肯定是痛苦，我觉得。
记者：但这个东西是你选择的啊，你不去跟人交往，然后……
海岩：不是，就是说你跟人交往永远是浅层面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完全理解你、能够解读你的人。
记者：你觉得人跟人之间这种不能完全沟通和理解是……
海岩：必然。
摄影/本报记者王晓溪注：本版小标题文字摘自海岩自著《海岩散文》一书
采写/本报记者吴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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