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璇的第一任丈夫严华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潘凤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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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影星(严华之妹)严斐(左)与周旋(中)合影
 周璇之子周伟与妻子常晶
 周伟
前不久，记者电话采访了远在加拿大定居的一代红歌星周璇的次子周伟，发表了名为《周璇两子为何结怨半生》的报道文章，初步揭开了笼罩在周璇后人头上长达几十年的恩怨“疑云”，文末记者称：7月底，周伟将携妻带女回上海举办一场音乐会，届时他将披露一个“惊人”的秘密。8月5日，记者在北京首体宾馆见到了从上海来京办事的周伟夫妇，虽然来去匆匆，但周伟和夫人常晶还是先后两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见面时，周伟先生送给记者一篇他
刚刚写就的文章《为了母亲的微笑》，在这篇大曝内幕的文章中，周伟将矛头直指著名演员、作家黄宗英，他向记者指出，黄宗英在周璇逝世以后，处心积虑，以收养他本人为名，侵吞了周璇的遗产。
十几年之前，周伟就曾起诉黄宗英侵占周璇遗产，经过四年艰难的诉讼，黄宗英败诉，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黄宗英赔偿周伟人民币7万余元，周伟向记者表示：十几年前黄宗英赔付给他的仅是黄宗英侵占周璇海外唱片的版权费，而周璇逝世后留下来的大量财产以及后来由香港银行转至内地的保险箱，至今仍下落不明，无案可查。去年8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周璇日记》是由周璇的长子周民与朋友共同编著的，在该书中，作者对周璇遗产的遗失显得非常豁达超脱，称“在波澜壮阔的公私合营和公有化的时代大潮中，这类事的发生丝毫也不奇怪，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这就是历史，历史是伟大而且无情的，在历史面前，任何小的个体都不应承担什么责任。”但周伟对此的态度却是希望能够查查清楚，不仅给他们一个交代，更应揭开历史真相，这也是他几十年来念兹在兹的一个最大心愿，周伟认为如果要追查周璇的遗产下落，黄宗英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的！
周璇回国后，为何要对她展开“斗争”
1946年冬天，周璇，舒适等明星应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之邀飞抵香港拍摄影片《长相思》和《各有千秋》，很快风靡香江，1947年春夏之交，周璇又匆匆从香港飞回上海拍摄影片《忆江南》，从此周璇不断地穿梭于上海、香港两地拍片和灌制唱片。整个1949年周璇都在香港为长城影业公司拍片，这其间与追求她的上海商人朱怀德同居，1949年底周璇怀上了朱怀德的孩子，而朱怀德已返回上海，周璇苦盼朱怀德不归，多次去信不见回音，忧心忡忡，1950年7月，周璇从香港飞回上海，想找到朱怀德与其成婚，不料却发现周怀德早与一名舞女同居，并且有了孩子，周璇始知上当受骗。记者日前采访周璇前夫严华的妹妹严斐时得知：周璇当时回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想与朱怀德结婚，在香港时曾有朋友劝说周璇生下孩子再说，但周璇却死活不肯答应，她曾说“如果我不回去我就完了”。
周璇1950年9月生下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周民，1951年春天主演电影《和平鸽》，从此她希望能够在内地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周璇受到了上海剧影协会的重点“照顾”。上海剧影协会是上海话剧电影工作者的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当时剧影协会下属的妇女部主要是维护女性话剧电影工作者合法权益的组织，负责人是黄宗英、黄晨(导演郑君里的夫人)、吴茵(著名演员)。《周璇日记》中说：“黄宗英、黄晨、吴茵是代表协会的，相信他们和周璇从前没有什么直接交往，也谈不上个人恩怨，她们代表了组织，说大一点，代表了新中国新一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对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身上有许多缺点的女演员进行帮助和改造，这是一场新与旧的斗争。”
为何黄宗英、黄晨、吴茵们要对周璇进行“帮助”和“改造呢”？周璇身上有哪些缺点呢？《周璇日记》中提出“从旧社会大红大紫过来的周璇过于看重酬劳，她完全不懂新中国的“两为”的文艺方向”，上影厂老编剧沈寂先生则认为对周璇进行“帮助”和“改造”是因为她当时受骗后，思想上想不通，感情上无法接受，黄宗英、黄晨是帮助她做思想工作，从感情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更好地进行工作。对以上两种说法，周伟都不认同，他认为：周璇无论在资历，知名度，艺术成就，海内外影响各方面都远远超过了黄宗英这些人，如果不把周璇打成“从旧社会过来的身上有许多缺点的女演员”，并迅速对其进行“帮助”和“改造”的话，那就是没有她们的戏唱了。周伟透露：八十年代著名演员王人美约他谈了一次话，告诉周伟她当年在上海也差点被送你妈妈入精神病院的同一拨人送入精神病院，幸亏我北京有个姐姐是医生，把我接到北京安定医院住院观察检查，一周后无恙出院，我前脚出，你妈后脚进，后来王人美对电影界的老前辈说：我还是留在北京工作吧，上海滩太险恶了。
为何成立“周璇财产保管小组”
据《周璇日记》中叙述：“1951年周璇在拍《和平鸽》的最后阶段，突发精神病，被送回枕流公寓六楼的家中，当时家里仅有养母叶凤珠和不到一岁的儿子敏敏(即周民)，养母告诉剧影协会的黄宗英、黄晨和吴茵等人，周璇经常半夜里起来，走到敏敏睡的小床边，痴痴地望着敏敏自言自语，轻轻地哼着歌，而且哗哗地掉眼泪，一天，养母突然打电话给剧影协会，说周璇在家闹起来，用东西砸她，并声称要把敏敏从窗口摔出去，事不宜迟，黄宗英她们一行代表组织，匆匆赶到周璇的寓所，她们请刘琼和韩非把周璇哄到外面，然后直接送精神病院。从1951年8月到1957年9月病故，周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据说周璇在精神病院的时候，常常一个人面对墙壁，嘴里说：“我完了，我完了。”1952年，上海剧影协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周璇财产保管小组”，王人美生前证实过这件事，她曾向他们汇报过周璇身边还藏有金条，结果这些金条也被搜去保管，据周伟介绍：这个小组的成员有黄宗英、吴茵、黄晨以及当时剧影协会的领导。成立这个小组的目的普遍的说法是因为周璇患了精神病，所以需要组织上派人对她的财产进行管理和保护。
周伟说：在我母亲还活着的时候，由别人来管理她的财产，自己花自己的钱，反过来还要向她们申请批准，这是一件非常可笑可气的事情，我的奶妈沈桂男告诉我，当时我在襁褓之中，每月从黄宗英她们那里领取从周璇存款中提出的20元，连她的工资和我的饭钱包括给住院的周璇买点解馋的小吃都在这点钱里，请问那有这样替人保管财产的？周伟告诉记者：1983年他主动去问黄宗英关于周璇遗产的事情，万没想到遭来一场暴风雨般的袭击，黄宗英对他说：你那周璇妈妈，像她这样腐朽的人，要不是穷得一分没有，能从香港回大陆吗？告诉你，她当年住上影招待所和每天伙食两块钱都是我借给她的，如果像黄宗英说的，我妈妈从香港回来分文没有，为什么还要成立“财产保管小组”呢？这说明黄宗英当年的谎言多么拙劣可笑。
周璇在香港拍片的最后两年，每拍一部电影，都是以几十根金条计算片酬的，据称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以百两黄金的片酬才请到周璇拍摄《清宫秘史》，她同时还有几十张唱片，每年的版税就源源不断，当时的报刊称周璇为影坛歌坛上最富有的人，与她交往颇深的女明星王人美声称，京剧界梅兰芳的财产也不能与之相比。可在周璇逝世后，她生前积累下的那些版税、金条、股票、债券、现金等等，都到哪里去了？“周璇财产保管小组”到底管理了周璇多少财产，后来怎么处置这些财产的，目前仍不得而知。周伟还向记者透露：当年有一位姓张的处长和一位姓任的干部因为贪污周璇的财物，都曾经被判过刑。
“黄宗英是为敛财才收养我的”
周伟生于1952年，周璇逝世时他才刚刚五岁，1960年他才被黄宗英正式领回家中。周伟说：1960年到1963年，我上小学，吃住都在黄宗英家，从1964年开始我就开始住校，1966年十二岁的时候便每个月从黄宗英那里签字领16元的生活费，全家人只有我一人在外面公共食堂买饭票搭，。后来又赶上上山下乡，所以正式跟黄宗英一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据周伟介绍：黄宗英当年以她的过人之处，争到了对自己的抚养权，也就是争到了周璇一部份财产的掌管和使用权，夏衍的秘书林曼曾告诉他，黄宗英当年靠走上层关系，讨得上峰同意，像商场夺标那样争取到了对他的抚养权，黄宗英领养她，既没有人强迫，又非出自她心甘情愿，而是出于敛财的需要。周伟指出：在他与黄宗英打的那场财产纠纷官司的法院判决书中披露：黄宗英分别与1958年和1959年两次做了周伟的监护人公证，第一份公证应仅涉及周璇的国内财产，钱财到手后，仍然可以将自己置于孤儿院而不顾！第二份公证方才涉及到周璇在香港的财产，因为后来整理周璇遗物时，发现一把不知用之何处的钥匙，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求证，证实这把钥匙是周璇在香港汇丰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得知消息的黄宗英很想当我的监护人，因为这样她就可以以周璇财产继承人(周伟)监护人的名义把周璇香港的财产调回国内。
周伟随即向记者出示了一份黄宗英签名的从孤儿院领回他的字条，周伟说：1959年7月，黄宗英把我改了名字，从孤儿院领回，很快她监护人的身份第二次公证之后，便倒手把我送给了一对收破烂的姓毕的老夫妇，但因为她答应每月付给人家的抚养费没有给，后来人家又把我送还给她，她才迫不得已收养我，这已是1960年的事了。
周伟自述在黄宗英生活凄惨
对在黄宗英家几年的生活情况，周伟是这样叙述的：打我从在黄家生活起，衣裤从里到外就是补了又补的，短了拿到外面的裁缝铺去接，接长了再穿，鞋子更不用说了，补到最后前后左右都是补丁(球鞋或布鞋)，当已经补过一次前掌的鞋底又穿漏了怎么办？再拿去补，在漏洞上再镶进一块 疙瘩式的补丁，接着穿，走起路来脚前掌被咯得生疼生疼的，把脚骨都扭伤了，最要命的是鞋穿小了不给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脚也跟着长，鞋小了，挤得大脚指头疼痛难忍，迫于无奈，我只好自己动手把原来的补丁割掉，再重新缝一个兜兜式的小补丁，好让大脚指头伸展出去，使疼痛能够缓解一下。记得曾有一次我的班主任找我要自己一双洗净补好的白球鞋参加一个什么展览会，可见我当时的针线活已有相当水准。十五岁时，黄宗英把她弃之不穿的一双女便鞋硬要我穿上，不仅要穿女鞋，我还要穿黄宗英妈妈的旧女袜，当年上小学时，我最怕老师把我叫到讲台上去背诵课文，众目睽睽之下，一副寒酸相，很自卑，黄宗英不仅剥夺了我的幸福童年，还给我造成了更多身体上的伤痛，如慢性膝关节炎(因冬天白天穿不暖，晚上盖不暖所致)和精神上的种种委屈，耻辱，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全家人去杭州等地游玩，偏偏把我一个送到一家幼儿园住了几个星期，上山下乡时我得了肝炎，她竟给我寄来了一本工农兵豪言壮语，同学的母亲还给我寄了二斤白糖，请问这能算是一家人吗？
黄宗英家名贵家私竟与周璇一样
周伟在黄宗英家生活期间，凭记忆后来与有关当事人和见证人仔细核对后，发现黄家于五十年代就已经拥有的大量家私，如德国造立式钢琴，法式四炉头带烤箱的煤气灶，可供十几人坐的欧式大西餐桌及配套皮椅，镜面有一人高的墨绿色梳妆台，真皮长短沙发若干，两侧下端安有抽屉的法式席梦思双人床等等，这些家私竟与周璇去世前家中的物品一模一样，周伟认为：上述家私价值不斐，仅一个法式四炉头带烤箱的煤气灶，少说也在一千大洋以上，他查阅当年报纸得知，(止于某年)这种煤气灶在上海只有四家人拥有，周璇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前，赵丹和黄宗英生活状况平平，赵丹还蹲过几年大牢，即使建国后，夫妇二人被评上文艺一级360元人民币和文艺四级240元人民币的工资，就其购买力来说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买下上述所有名贵家私。后来一位老干部曾向周伟进起他于五十年代初到访赵丹、黄宗英家的印象，即“子女较多，尚有老人，摆设简单，家境一般”，周伟说，黄宗英就算一脚踢到了一个大钱包，也不可能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买到、买齐与周璇家那么多一模一样的居家贵重用品。
周伟为“回城”被迫写“歌颂”黄宗英的文章
上世纪80年代初，周伟通过朋友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常晶，当时他在内蒙古航天工业部下属的公司保卫处当干事，常晶的父亲是我国著名中医，常晶深得其父真传，1989年7月移民加拿大，于同年10月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当时常晶在朋友家见到周伟，据常晶讲：周伟一米八的瘦高个，人样子一般，我当时并没有看中他，但周伟到我家去了两次就博得我爸爸的好感，我爸爸还是周璇的歌迷，周伟比较内向寡言，让我觉得他不热情，不懂礼，爸爸却说他朴实爽朗，虽然性格有些孤僻，但这完全是由于他从小不幸的经历造成的……我从小受我父亲影响很大，对我俩的婚姻，他可以说做了一半主，1981年我和周伟结了婚，黄宗英对周伟搞对象的事情从来不闻不问，但知道我有海外关系后要见我，我和周伟当时是旅游结婚，我们到上海见了黄宗英、黄宗英给了我们两千块钱，我开始时很崇拜她，但我也看出周伟在黄家根本没有地位，不知为何那时我心里隐隐约约感觉到总有跟黄宗英闹翻的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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