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资料图片 来源：新浪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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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张艺谋会想象，在过去的2004年，他惟一的对手是帕帕约安努——雅典奥运会开幕式的艺术导演。有着北美票房冠军(周)，有着新片《十面埋伏》，还有着奥运会闭幕式“从奥林匹亚到万里长城”8分钟的张艺谋，“希望”自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
奥运年产生的英雄会是一位导演？2004年不是，2008年也不会是。
中国32枚奥运金牌，烘托的是一位手擎国旗跳上领奖台的刘翔，他说，“中国有我，亚洲有我！”那一刻，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中国体育与整个雅典，只是这位英雄的舞台。
二胡、灯笼、功夫与《茉莉花》，这些经典的中国符号，是导演张艺谋用来展示的中国形象。但很不幸，在奥运会这个舞台上，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需要寻找的都是一位自己的英雄。A.C.尼尔森公布的美国NBC奥运报道第一周的收视率(15.7%)，甚至超过中国奥运报道的最高收视率(13.3%)。郎平回忆她的好友、美国排球选手劳尔参加汉城奥运会，“我能代表美国就是一种光荣”。那一年劳尔已经34岁。无论你是否喜欢，无可否认的是，奥运年，国家及其形象，是最被关注的主题。在那本《我是刘翔》的书里，初二的体育插班生刘翔，说下了课前后排的同学都会围过来听他讲比赛的故事，“说心里话，这种感觉，真好——被围在中心，有同龄人用带着些许崇拜的眼神看着你”。对于个人或者国家，这种情感与角色需求，刘翔界定它很“温暖”——有例外吗？
从刘长春的洛杉矶奥运会(1932年)到吴传玉的赫尔辛基奥运会(1952年)，中国早就发现奥运会在制造国家形象上的价值。这种发现最直接的结果是，体育系统从共青团序列里分离出来，有了国家体委。一路努力下来，1984年，我们终于诞生了第一位奥运英雄许海峰。奥运会、金牌英雄彰显国家形象的价值，差不多是东方国家共同的选择。比较北京的两次奥运申办，何振梁说:“中国现在的气魄已经不是当年——‘你给我吧’，现在是‘我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我愿意为这样的事情做自己的贡献’。”20年的奥运之路，从许海峰与郎平开始的中国人自己的英雄，已经演变为能够代表全球化时代中国身份的姚明与刘翔。
在奥运会这个平台上努力制造自己的国家形象，这一东方国家共同的选择，对应的是一个被别人描述的身份历史——爱德华-W-萨义德那本《东方学》第一个直接引语是:“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萨义德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接受维柯的精彩观点——人的历史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他所知的是他已做的——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且将其扩展到地理领域: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简言之，萨义德要说的是:“西方”创造了“东方”。
中国形象的第一个制造者，美国人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观察是:马可-波罗。是马可-波罗“代表”了中国，“马可-波罗的名字几乎对每一个美国学生都如雷贯耳，一提起他，总会使人想起中国古代盛事辉煌”。马可-波罗以及后来的西方传教士们创造的美好中国形象，结束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1793年)。在他与清朝官员就是否下跪进行没有结果的纠缠后，他的中国之行失败了。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失败47年后，1840年，发生了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那场著名的战争——鸦片战争。有意思的是，无论马可-波罗的美好中国，还是马戛尔尼之后“不再迷恋中国的欧洲”，都不为当时的中国人所知。1859年美国公使华若翰抵华，是否接受下跪叩头的礼仪，仍是当时咸丰皇帝所考虑的头等大事。但是，马戛尔尼的失败，佩雷菲特称，是中国与西方“长期对抗意想不到的起点”。当年的《纽约时报》报道说，直到1901年，大清国“终于认识到国际影响是一种力量”。美国《国家地理》中文编辑分析说，马可-波罗被中国人所知晓，“时间应不早于清末民初”，“(此时)正是中国国势衰微……一名来自西方，曾对中国心悦诚服，由衷赞叹的探险家的故事，想来分外能抚慰当时遍体鳞伤的民族自尊心。”
无论马可-波罗的中国还是马戛尔尼的中国，依萨义德的概念，是西方的制造。有意味的是，《国家地理》这样写道:“今天，马可-波罗代表的意象依旧充满着我们生活的周围，仿佛成为中国强盛记忆的象征。”——二胡、灯笼、功夫与《茉莉花》在美女与短裙包装下所制造的“8分钟”，或许算得上这种结论的重要证据。
但是，更复杂的情势是，这一年代，中国人还是非中国人更在意那“8分钟”所制造的“中国强盛记忆”？我们获得的材料是，张艺谋的“8分钟”拿到了22届国际体育电影和电视节最高奖——菲亚特奖。很不幸的是，张氏“中国形象”遭遇了刘翔——中国“举国体制”制造的英雄，这非常戏剧也非常尖锐。我们选择了刘翔作为《三联生活周刊》的年度人物。
当然，过去的一年并不仅仅只有张艺谋与刘翔在形成我们的年度记忆。
审计长李金华仍然延续着自上年始的媒体高关注度。本年度审计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奥运年里，这一数字的公布使中国体育体制更复杂的一面得以展现，但对李金华及其审计署，这只是他们的例行工作而已。李金华接受采访时没有对此(体育总局动用资金)给予任何解释，他面对审计出来的诸多问题，“最大的矛盾与困惑是，如何落实和追究审计责任”。这是一个制度建构与权力分配的问题。深刻的是，李金华阐述说，“国家治理需要明确责任法制化。人们往往倾向于追逐权力法制化，却容易忽略责任的法制化。这样一来，由于个人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成本太低，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机构各部门追求权力的冲动。”从审计专业出发，这是李金华提出的重要问题。
32枚奥运金牌与中国足球队未能世界杯外围小组出线，这一极端的落差，中超赛场久已存在的各种矛盾年底终于爆发。这个被广泛形容为“资本挑战权力”的冲突，“资本方”的“老大”，是大连实德的徐明。徐明是谁？是我们曾经的疑问，但现在仍然没有答案，似乎徐明只安于媒体给他的形象:“资本代言人”。这里面冲突的事实是，既为资本的实际操盘手，徐明与他的“投资人”团队，在与中国足协重构中超的博弈里，如何讨价还价重新分配利益，是最为核心的诉求。但是，看起来今年，这一重构很难有明朗的结果。所以，这一人物与个案，现在能够给予判断的仍然只是徐明那13份文件所彰显的价值——向中国足协索回属于自己的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与监督权——但这也仅仅是提出了问题。
李金华提出了“责任的法制化”，徐明申张“资本的权力”，这都只是一个开始。与他们不同的是，刘亮有了结果，他终于要回自己的那辆宝马车。与秋菊相似的是，刘亮执著地要个说法，不同的是，在对彩票相对不信任的普遍情绪之下，他的所有努力有了足够的响应与关注。仅仅出自十分单纯的个人利益动机，刘亮事实上开启了整肃中国彩票发行制度与纪律的官方努力。
但是，这一切在奥运年里——国家及其形象成为核心关注的年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副主任岑传理提供的雅典奥运会收视率，最高的是中国女排与俄罗斯女排的那场决赛，“尽管已经是北京的凌晨，决赛的现场直播收视率达8.6%。直播之后，中央电视台又在当天三次播放比赛录像，收视率都在6%以上。一共吸引了4亿多人次观众”。20年后，中国女排仍然如此有号召力，谁也很难否认体育对中国人有着大大超过体育本身的力量，这是我们无可逃遁的现实。这层现实，甚至美国人都比我们看得清楚，休斯敦火箭队的老板说，因为姚明的加盟，“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主场”。放在700年中国形象西方制造的历史里，今年，我们最重要的收获是“中国制造”的刘翔。“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会让你们再次看到我胜利的微笑”，刘翔的理由是，“因为，我是刘翔。相信我”。主笔◎李鸿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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