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月、王铁成、王英--我采访过的几个特型演员

王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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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90年代初我开始涉足影视圈以来，采访过数不清的演员、导演、编剧、制片人等，但是，采访过的特型演员并不多，惟有饰演毛泽东的古月、年轻毛泽东的王英(正确的字应该是在上面先盖上一个“雨”字)；饰演周恩来的王铁成和饰演蒋介石的赵恒多。

　　一般来说，观众对于特型演员的幕后生活更有兴趣，因为，与其说关注这些特型演

员，不如说更关注他们饰演的政治人物。由于人戏界限的模糊，特型演员真实的面貌，便也成为了当时正风起云涌的周末版枪手佐料。

　　古月

　　古月，是我采访的第一个特型演员，1991年9月，《大决战》在全国各地上映后，媒体把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毛泽东的扮演者——古月。古月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接受采访高峰期。因此，他必须有所重点、有所选择地接受经久不息的采访热潮。这样，对于刚刚步入这个圈子的新人，我当然不具备起码的竞争力。

　　这就决定了我采访他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但我必须要采访他！

　　给他家打过无数次电话，他当时的妻子桂萍回答的总是千篇一律的“不在。”后来，电话使我们“太熟了”，她告诉我：古月实在忙极了。许多社会活动都请他出席，他又接了新片，至于要采访的记者真的多如牛毛、应接不暇。我理解桂女士的一席话，但还是希望她帮助我安排一下，我并不需要他很长的时间。

　　桂萍没有食言，她及时地把古月的活动日程反馈给我，让我减少了许多次徒劳无益的电话。终于有一天下午再通话时，桂萍答应我第二天中午可与古月一见。

　　第二天中午，古月在电话里讲：能否给他半小时时间，先让他吃完饭。那天我正在《农民日报》办事，饥肠如鼓地坐在《农民日报》周末版编辑部的电话机旁，只好答应再过30分钟打过去。《农民日报》记者们要为我买饭，我谢绝，说等一会儿就得采访去，没时间吃了。

　　35分钟后，我再打电话时，古月早已无影无踪。接话人讲，早走了。我问他留下话没有，“没有！”对方干脆地一句就挂了。旁边的记者们都很愤慨，认为古月太不像话了。现在不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而是他不应如此捉弄人的道德问题。“这些人，架子太大。”大家忿忿地总结。

　　我气愤地抓起电话，给桂萍打，她说没回家。我义正词严地让她转告古月：“作为人，我们是平等的。他有权接受或拒绝我的采访，但他无权言而无信地捉弄人，我从今后可以不再采访他，但他必须得就他的今天的行为给我做出解释！”

　　很快，古月到家了。他按照我留的电话打过来，态度诚恳地解释说：他是身不由己地被剧组的车拉走的，“你常跟组，应该知道的，我不能让车等我一人呀，他们安排无规律，所以失约。”但他仍然希望我能谅解。”最后，他希望我明天能和他见面。

　　第二天，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与他相见。我们刚谈片刻，接他的人就堵住了门。我提议边走边聊，在起身时，我要求古月提供几张照片，他有些犹豫：“你们记者就是这个毛病不好，借照片时海誓山盟保证奉还，但一转眼就把诺言抛在九霄云外了。我的照片一般没有底片，结果现在几乎全拿光了。”然而，他还是给我挑了几张。“能还回来吗？”他问，“能。”我肯定地说。

　　路上，他仅谈几句非常滥熟的套话，我们彼此不了解和时间紧迫也决定了这次采访的质量。回家后，当我拨开那些干巴巴的冠冕堂皇套话后，下笔实在找不出丝毫的切入点。这次采访，坚定了我永不进行这类徒劳无益采访的信念。如果我看不到真实和光彩的一面，那读者又怎么能耐心读这类破烂货呢？

　　我敷衍了事地完成了这次众媒体托嘱的工作，我感到唯一的收获就是：我再决定采访某个公众人物时，增加了自信心。

　　一个月后，我去八一厂办完事，顺路给他送还照片，古月很意外，他再次对上次的“食言”表示了歉意，我早不再计较。以后，我们又偶然在一个场合相见，我们彼此客气而礼貌。我没有再采访他的念头。

　　关于古月，公开或私下的传言很多且比较不友好。诸如在菏泽水灾中对难民袖手旁观、却只顾敛钱；买走私车；嫖娼被拘和声称是毛泽东丢失的亲手子等等。这些传言对一个处于前列的特型演员相当不利，尽管不断有媒体为他间接辟谣，但新的传闻又不胫而走。

　　我与古月最后一次通话，是为了非正式地让他证实又一个关于对他不利的传闻，他断然否认。态度坚定和真诚，这使我非常茫然。是树大招风，还是确实有闪失被人抓住把柄？

　　我没匆匆落笔，没急于替他喊冤叫屈，也没以“他断然否认”向读者交待，我希望正如他所持的观点：“时间会证明一切的。”今天，古月突然猝死于异地，我们活着的人对他更多的是哀思和悼念，时间已经用不着再证明什么了。

　　王铁成

　　91年连续推出几个“有领袖的大片”，当时各报亟需有关文章，但是采访王铁成则是困难重重。不过王铁成没有门第偏见，电话打过去，不问你报纸级别和发行量，开口只是说实在太忙、太忙。为了让我确信，他甚至简略地念了一遍他的日程表。我让他给我一个大概再联系的日期，他一下子就推到了20天后。

　　20天后，再次联系，他的繁忙有增无减。我刚采访完古月不久，那古月也是忙得焦头烂额，但最终还是配合了采访。于是，我半开玩笑地讲：“主席更忙，也还是挤出了时间，您总理就连一分钟的时间也挤不出来？”王铁成也笑了，他为我的执着所打动，于是，在电话另一边他自言自语地计算一会儿：“那就下周三下午，成吧？”

　　我如期赶到，王夫人制止住犬吠，请我进来。王铁成正在电话里发火，气势汹汹地扬言要抵制某个活动。因为是盛夏，房间尚未空调，王铁成赤裸上身只穿一件短裤，这和银幕上见到的周恩来和王铁成形象都大相径庭。

　　此电话肯定打了有一段时间，否则他不会在客人到来前不打扮一下自己。他朝我抱歉地摆摆手，示意我先坐下，然后又对着话筒继续怒吼。我环顾他的书房，各种渔具一应俱全，线装书和古瓷器摆满古香古色的书架，大条案还有未完的水墨画，但目前主人的形象让我找不到人与物的和谐之处。

　　这时，他的弱智儿子悄悄进屋，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把我书包翻开、钱包掏净，然后全部摊开在太师椅上。我发现正讲话的王铁成突然绷起脸来摇头，回首一看不由笑了。“不好，不好啊。”王铁成温和但坚决地对儿子发出信息，儿子很听话，立即全部汇拢交给我手里。

　　王铁成很疼爱他，从不训斥他，耐心地教育和辅导，竟然使他能学会弹奏简单的乐曲。 我征求地问：“文章中可以提到他吗？”王铁成坦荡地笑道：“可以，这没什么，我经常在晚上陪他出去散步，记者来采访时，我没让他回避过。”

　　马拉松电话完毕，王铁成急忙到卧室换衣。又一副作学问的气派使整个环境变得自然与和谐了。他解释刚才是一个活动请他参加，但组委会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我表示对此不关心、也不介意，便开门见山简短的提问，他言简意赅地迅速回答。没有生动和亲切的语言，但也不是僵死的套话、假话。他的回答远比古月让我满意，很快，我要了解的就一清二楚。“一个成熟的职业被采访者。”我暗自叹道。

　　王铁成性情火暴，不擅乔装，活得挺真实。两年后，《北京日报》举办钓鱼大赛，让我请王铁成出席，问我得付多少钱？我不知道，电话找他商量时，王铁成爽快地回答：“去！玩呗，我就爱钓鱼，要钱干嘛？缺那几块？”

　　赵恒多

　　采访赵恒多，是在《大决战》首映式开始前的短短几分钟。后台的休息室里，几乎所有的摄像机、照相机悼念对准古月，反面人物的“蒋介石”被晾晒在一旁了。我急忙趁虚而入，先拍照、再提问。可惜当时照片是黑白的，现在，再也找不到底片了。

　　尽管同样扮演一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但赵恒多表现得非常低调。多少年后，民政局为了出版一本《碑缘集》丛书，请我采写赵恒多亲属时，更证实了我最初的判断。

　　这个和普普通通的百姓没有任何区别的八一厂特型演员，家庭生活中，不仅是一个体贴入微的丈夫，还是一个孝顺的姑爷和慈祥的父亲。女儿记得每逢周五休息日，去姥姥家，父亲总是把所有的衣物都洗干净，然后，还把饭菜做好。姥姥对外孙女夸赞：“你妈回来也不成呀。她干什么我都不放心！”

　　对于独生女儿，他以平等的关系相处，甚至可以开玩笑。父亲从不大声训斥，只不断提醒女儿：要有一技之长，不要荒废光阴。发现岳母管教过严，他便与妻子暗地商议：“咱们得让孩子放一放了，不然该太老实了！”

　　银幕上饰演“独夫民贼”，但银幕下，却是动物保护协会会员。他一直对小动物充满爱心，心爱的小狗“杜杜”知道最爱它的是“爷爷”。虽然，爷爷经常在外地奔波，在家时间最短，但只要他回来肯定先抱抱杜杜。杜杜从小在爷爷的怀抱里撒娇，只要爷爷在家，每天晚上都随爷爷一起遛弯。它喜欢与爷爷捉迷藏，让爷爷找不到它，看到爷爷焦急才突然扑倒在爷爷脚下。

　　但爷爷从医院回来，不能带它跑到室外玩耍了。它虽然也任由别人带出去，但总是一步一回头地往病床上的爷爷望去，直到爷爷挥手让它去为止。白天，更多的时候，杜杜放弃自己在桌旁与主人们一样的正座，而甘愿蜷缩到爷爷的床前。一声不吭地守护着呻吟的爷爷。

　　赵恒多故去后，杜杜从此郁郁寡欢，总是静静地守候在门边，期待了爷爷的突然出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遛杜杜时，邻居都不能提起“爷爷”两字，只要一提起来，它就东张西望地乱找乱叫，然后就变得暴躁和不安。

　　“爷爷最疼它了，小动物也通人性啊。”搂住已经年迈的杜杜，赵恒多的老伴悄悄地说：“老找这个人呀，心地特别善良，他最不能容忍虐待动物的现象！”

　　当然，在某些人眼里，他又是一个难对付的倔老头！毁约的剧组或不讲信誉的广告商一般是不敢轻易招惹赵恒多的。“替那些我没有接触过的产品吹嘘，就是灭良心挣钱！”他曾忿忿地斥责。

　　王英

　　王英夫妇都是演员，妻子是戏曲演员，因此难以像影视演员那样一夜成名。王英成名借助了青年的毛泽东形象。他很自信，从一开始就坚称：他是年轻毛泽东最成功的特型演员。

　　也是1991年，那是一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高产年，我采访的特型演员也必然集中在这一年。当时王英家住在宣武区一条普通的巷子里，同宣武区所有的平房一样。幸好当时演员的财富还没有爆发，换上今天，王英死活也不会同意我去家里采访的。

　　爽快的王夫人比王英的话多、语速快，她的健谈使我不得不及时调整采访对象，从王英本人谈“塑造领袖心得”，变成了“妻子眼中的王英”。我知道，对于读者，后者的内容更有吸引力。

　　以后，在中央实验话剧院(现已经与中国青年剧院合并为国家话剧院了)上演话剧《桃花扇》时，我去采访其他演员时，还见过几次在剧中饰演并不重要角色的王英。王英的心态比较好，主角时踌躇满志，跑龙套也乐呵呵的。毕竟，特型演员离开特定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时，只能充当可有可无的配角了。

　　唐国强似乎例外，他除了饰演毛泽东以外，也能饰演其他各类人物。话说回来，唐国强不是靠“特型演员”一鸣惊人的，他是在有了一定的积累后，才抢占“特型演员”高地的。结果，他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以古月为首的许多的“特型演员”地盘。一时间，仅毛泽东的扮演者就快要将近10个。

　　特型演员沾了角色的光，唐国强以前演那么多角色，也没有被广告商看重，但一演完毛泽东，号称专治不孕症的医院，就立刻请他来大作虚假广告了。此外，有些文化搭台或经济搭台的各式节、会，往往一邀请就“主席、总理”一起来了。这些年，特型演员“捆绑式”地走穴演出很盛行，以至于远到美国，发生了一起群死群伤的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