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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下旬开始的上海话剧周上，刘佩琦终于又回到他的老本行，跟随国家话剧团，在《红尘》的舞台上出现了。在这个发生在“文革”前后的故事里，刘佩琦出演的又是一个没什么大坏，小坏不断，惟恐天下不乱，上窜下跳，油里油气，市井味十足的北京痞子，照刘佩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根“搅屎棍”，让人想恨恨不起来，想爱好像还有那么点可爱劲儿，这几乎是他出演的所有角色里最容易辨识的一类。
和刘佩琦约采访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任务，也是难度很大的任务。电话里回绝过几次，见到本人后，还是连连摇头摆手，“不行不行！”坚决不答应。《红尘》剧组的工作人员悄悄地说，他其实没那么难说服。果然，刘佩琦抵不住软磨硬泡，还是心软地答应下来。他戴上鸭舌帽，说一会儿还得讨论一下刚演完的话剧，便匆匆往外走。从背影看，有点儿像《和你在一起》里的爸爸刘成。
再次见到刘佩琦，他的鸭舌帽已经摘下，露出花白的头发。“是真白。”他解释说，“反正下一部戏要演个老狱警，演完也不染黑了，麻烦。”他说的是即将开拍的电影《大水》。
舞台下的刘佩琦说话照旧抑扬顿挫。一言一语，举手投足，似乎全都是戏，生动得能蹦出火花。他的表达都很强烈，但感觉不到夸张。
有时一个问题丢给他，他会缓缓转过头去，望着眼前的空气出神，深深地吸烟，很大一阵子才回神娓娓道来。
从平头百姓、农民，到白家三爷、南霸天，加上最近演的一个黑帮老大，刘佩琦的角色跨度其实不小，但总是那些可爱又可恨，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一身，一世平庸的张三王五，最让观众凝神唏嘘、难以忘怀。新版《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大码头》里的黑帮老大、《强制执行》里的大法官，都是他的一种尝试，为的是拓宽戏路，突破局限。
机会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的
刘佩琦从解放军艺术学院一毕业就被分配到新疆，进了军区话剧团。在新疆的一年，被刘佩琦形容成“耽误时间”的一年。由于是军区话剧团，还不能随便脱军装走人。想尽了办法，刘佩琦终于离开新疆，成了“北漂”，之后渐渐地火起来，渐渐地露出一些大器晚成的气象。其实，从一开始，他就相信自己不会永远沉默。
人物周刊：您从新疆回到北京，去了哪里？
刘佩琦：借调到空政话剧团。排演话剧《WM—我们》，当时那台戏相当成功，北京在演，上海也在演，形成南北对唱，最后还去了法国。
人物周刊：你的表演怎么样？
刘佩琦：一般。就是完成了任务，完成得还不错吧。
人物周刊：后来又在北京战友话剧团呆了几年？
刘佩琦：9年。
人物周刊：这9年一直在演话剧？
刘佩琦：没有。我离开战友也是因为影视剧太多。直到今天为止，谁出去拍戏就收拾谁，就整治谁，是这么一个团体，所以我也被收拾出去了。
人物周刊：您是怎么开始进入影视圈的？
刘佩琦：第一部戏是陈佩斯选上了我，《二子开店》。每年都有戏拍，但是也轮不上太好的戏。真正的机会，还是《秋菊打官司》(诡秘又羞怯地笑起来)。裁此荡笃魍沓赡兀俊肚锞沾蚬偎尽肥?990年冬天拍的。机会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的，是吧？我已经准备多年了。我不能总是对着镜子欣赏自己。我心里有一本账，我始终都是很客观地去评价自己审视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程度，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是那种太沉默的人。
人物周刊：你在话剧团的时候就特别想去拍电视电影吗？
刘佩琦：对。我是一个很想证明自己的人，但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拍《菊豆》的时候张艺谋就找过我，后来因为他不信任我，没让我演。
人物周刊：后来怎么又信任你了？
刘佩琦：表演这件事，没有一个绝对值，包括观众喜欢这个演员，喜欢那个演员，都是相对的。不像运动员，刘翔，他一跑就拿了冠军了，那是绝对值。《菊豆》我就没上。后来张艺谋给我写了封信，我拿了这封信找到团长，团长很支持我。
人物周刊：你认为《秋菊打官司》是一个转机吗？
刘佩琦：在那部戏里我的戏份很少，主要是写秋菊嘛。虽然戏份很少，但我完成得还可以。我至今也认为，我在《秋菊打官司》里演得很好。后来为什么邀我演《二嫫》？跟《秋菊》很有关系。
我只能演平民，演平头百姓，演别的我也不自信
人物周刊：你演的角色个性都很鲜明，要不就是特平凡的小市民，要不就是一生跌宕起伏的人物。那种鲜明的个性是你赋予那些角色的吗？
刘佩琦：应该是我赋予角色的。我不喜欢什么角色都是一种调子、一种感觉。其实我也是从生活当中悟出来的。你给一个人一辈子都吃一盘菜，炒土豆丝，一天三餐地吃，恐怕吃不了两天他就一定会倒胃口。塑造人物，如果永远是一个调子，永远在那儿玩深沉，或者永远在那儿张牙舞爪，都是很贫乏的。有的人认为你这个角色演得太过了，比如《和你在一起》。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你得根据不同的戏、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人物，来调整自己的表演。
人物周刊：过与不过的界限在哪？
刘佩琦：他们对人物的理解太浅薄，他们就觉得(我演得)过了。他们只是比较表面化地、技术地、非常功利地评价一个角色，当一个演员将激情集中在面部表情上，或者动作比较大，他们就觉得戏太过。要是你玩深沉他们就觉得有深度，这是太幼稚的一种认知。
人物周刊：你不会来那种不动声色的表演吗？
刘佩琦：我会。我比他们不动声色，比他们还要深沉。我将来肯定会演一个，告诉他们什么叫深沉。一副冷冷的表情，一贯到底。也许某些人认为那个更好，但我不认为好。我认为人物应该生动，他是活生生的人，人生百态啊，有不同的心灵感受，外化在自己的情绪上，不会是铁板一块的。人遇到了高兴的事，发自内心地，他也要蹦高的；人碰到了特别气愤的事，他也会跺脚的。怎么一走上了屏幕，一走上了舞台，他就不敢跺脚，他就不敢蹦高了呢？我不理解。就在那儿玩深沉吗？我不明白。很多东西都是误导的，人云亦云的东西太多，他演得好，他演得很深沉，你传我，我传你。但我不喜欢。
人物周刊：你的表演里至今没有特深沉的。
刘佩琦 ：我会玩深沉的。(痞痞的，又点了根烟)
人物周刊：有人曾经说你不是演员的料，这么说对你刺激大吗？
刘佩琦：用过去老的观念来讲，我可能不太具备演员的条件。我说的是外部条件。内部条件可不一定。那个时候讲究高大全嘛，演员得漂亮，得是俊男靓女。按照这种标准，我不是差得太多了吗？曾经跟我合作好多戏的一个私交很好的导演跟我说，你是一个好演员，但是很难演主角。我说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太具备演员的条件呗。
人物周刊：你们这一茬的演员中你看好哪些人？陈宝国？
刘佩琦：陈宝国比我们要早，出道很早很早，他年轻时演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多棒啊，现在拿出来还是很棒，他的表演是相当相当精彩的。要按那时候的观念，我不是差得太多了吗？就说濮存昕吧，人家师奶杀手，哪止师奶杀手啊，简直老少通吃！他看很多书，书卷气特别浓，我没那个气质。
人物周刊：你当时是不服气的吧？
刘佩琦：没有不服气，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过去都批判这个宿命论，现在人们还是逐渐地认识到，人还是有命的。我至今仍然认为干我们这行的，比我们棒的人太多太多，包括一些小县城的文工团的小剧团的好演员，太多太多，他们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被定型了吗？还是任何一个角色都能演？有没有什么角色你演不了的？
刘佩琦：任何一个演员都不可能什么都能演，他是有局限的。比如说我，只能演平民，演平头百姓，演别的我也不自信。南霸天也好，大码头也好，我都是作为一种尝试，尽可能地去拓展自己的戏路。
人物周刊：观众也觉得市井味、可爱又可恨的小人物适合你。
刘佩琦 ：这又给我定性了。不一定。其实大家从我的作品当中，从《秋菊打官司》开始就知道我是什么路数了：就是一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普通农民，憨厚得不能再憨厚的一个人。但《二嫫》里就不一样，那种狡猾，那种对邻居对村长的八面玲珑，对女人的渴望，什么都有了，他就不一样了。但都是农民。
人物周刊 ：有什么你不想演的吗？或者演不了的？
刘佩琦：去年有个剧组非让我演皇上，雍正，说剧本怎么怎么好，片酬怎么怎么高，人家资金还是很雄厚的，等等。但我说实在对不起，你要让我演刘备，你要让我演曹操，你要让我演鲁迅，我都不可能。
人物周刊：还是演小人物最舒服？
刘佩琦：最如鱼得水。在小人物身上多琢磨琢磨点别的事，怎么让这个人物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你让我演那个，我总在那儿架着，难受。我去演那些角色肯定是失败的。
韩剧有看头吗？没看头
人物周刊：你在话剧团这么多年，最满意自己的哪个角色？
刘佩琦：没有。我一共上了3台话剧。
人物周刊 ：有特别想演的话剧吗？比如《茶馆》？
刘佩琦：《茶馆》已经让于是之先生演成那样了，真是不太好超越了。后来重排《茶馆》，梁冠华、杨立新他们，演得都变了，风格都变了。我还是喜欢京味浓的。
人物周刊：话剧有什么特别想演的吗？
刘佩琦：目前还没有，没有好剧本啊。
人物周刊：传统的经典剧目呢？
刘佩琦：我还是比较喜欢新的。我看了我同学、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主任导的《我在天堂等你》，激动不已。他自己导的一台毕业剧目，学生演的，我去看了，非常激动，第二天又把陈凯歌、陈红、宋春丽这些好朋友们都叫上又去看了一遍，还是十分激动。
人物周刊：你不喜欢你在《红尘》里的这个角色，还是对这个戏也不太喜欢？
刘佩琦：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其实不是不喜欢《红尘》，是对这种现象产生了一种认知。为什么韩剧广大观众都这么喜欢？我们的戏观众不能说无动于衷，像《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不也激动起来了吗？但令人激动的戏太少太少了。为什么呢？因为韩剧更向善一些，更美好一些，那里边的情感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是梦中所想的，心中所想的东西，把它编成故事展现出来了，弥补了人在现实中的一种缺憾。其实韩剧有看头吗？没看头，抻得没办法看。《红尘》太沉闷，它的深刻性在于批判了我们中国的劣根性。我觉得艺术还是应该多展示美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平常看电视吗？
刘佩琦：就看足球，中央五套和北京六套，然后是新闻。
人物周刊：平常最大兴趣是什么？
刘佩琦：“超级女声”也不看，眼不见心不烦，看看足球挺开心。
人物周刊：你说挺想演喜剧？你觉得你演得来吗？
刘佩琦：演不来吗？演得来啊。早晚有一天，我会自己去弄一个喜剧。
人物周刊：你在《艺术人生》里说你可能会去导戏。
刘佩琦：当年我曾经苦苦追求排戏的机会，恐怕是有点急功近利，现在我就随遇而安吧。如果有机会，我想我不是一个很差的导演，也不一定导喜剧，当然我一定会做一部喜剧。
人物周刊：你年轻时候特别想证明自己，你觉得现在你证明了吗？
刘佩琦：我还是一个很幸运的演员，因为有很多很多好的演员都没有机会，一直隐姓埋名，他们的内心应该也是痛苦的。这是现实，没有办法，你就得面对这个现实。你难道整天叫苦，说自己怀才不遇？这是命的问题，没办法。我们以前讲，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碰到这么多好导演，陈凯歌、张艺谋、郭宝昌、叶大鹰，难道还不够幸运吗？
人物周刊：你非常坚决地说大部分喜欢你的观众是男性，你觉得女性观众不太容易喜欢你吗？为什么？
刘佩琦：很多年轻女性嘴上都说不喜欢男人的大眼睛双眼皮，都喜欢有才华的，其实都是自己骗自己，爱美之心嘛。
人物周刊：你觉得不会受女性欢迎吗？你对自己的外形没有信心？
刘佩琦：不是没有信心。我不是一个会和某些现象、某些说法同流合污的一个人，我不会人云亦云，所以也不在乎。
人物周刊：你在意观众的认同吗？
刘佩琦：当然在意观众了。观众不认同，总是提出批评的话，那你就得好好反省一下了。我是一个经常自我批判的人，再好的戏我也会持批判的态度来审视自己，我都能找出好多好多毛病来，我这次找出毛病是为了下一次。
人物周刊：都找出什么毛病来了？
刘佩琦：在我最满意的《无悔追踪》里，我演的这个角色总是一根筋，我看了不止一遍，看下来之后，觉得这一根筋太浊了，色调太单一，从头到尾一根筋，似乎也不合适，当时因为太投入太投入了，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角色上了，(所以才会这样)。有的时候太认真了也不是一件好事。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不愿意接触媒体？《鲁豫有约》一开始邀请你，你也不愿意去，为什么？
刘佩琦：我不愿意。现在社会多乱呢！低调一点好。我容易口无遮拦，说得好听是自己直率，说得不好听是你自以为是在那儿胡说八道。我没必要，犯不着，无形当中得罪一些人，你觉得有必要吗？我洗手间里就有一份报纸，叫《明星》，不知道是哪儿出的，那些内容，那就变成狗仔队了嘛。太无聊了！什么啊！我们的媒体实在是应该反思反思了，尤其是关于韩剧，那个《大长今》，那叫什么戏啊？都不明白，都不理解。但是观众喜欢没办法，观众喜欢就是好呗。我觉得媒体有责任引导观众。比如观众不喜欢歌剧，你得研究人家为什么不喜欢，你得想办法把人家请到歌剧院里去，让他去看歌剧，提高人们的欣赏品位。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很多观众，包括一些北大清华的老教授们，都是学者啊，他们都在说电视剧，尤其是古装戏，关于使用的小道具，那个年代使用的不是这样的钱，等等。那就是电视剧，就是供人娱乐的一种产品，不是特别严格地表述的历史。我不理解。
对儿子，绝对溺爱
剧组里的人说刘佩琦得空就给太太买衣服，他头一仰，“咳，也没老买。”记者问，你觉得自己是个体贴的丈夫吗？他低头想了一会儿，“我觉得是。”神情十分认真。
刘佩琦演过差不多5回别人的爹，严厉的，深情暗藏的，慈爱的，矛盾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各种父亲。但作为自己儿子的爸爸，刘佩琦用“绝对是溺爱”形容了对待儿子的方式，而且一提到儿子，原本严肃的脸上便粲然地露出微笑。
人物周刊：怎么会溺爱孩子呢？父亲对儿子一般都比较严苛的。
刘佩琦：我直到37岁才有了孩子，有点晚。以前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后来成家了，成家之后又不想要孩子，特别固执，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成功，我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我觉得我不会给孩子很好的条件。有了之后，我就特别特别溺爱。最根本的因素是，我对中国教育制度对孩子们的摧残深恶痛绝。也因为只准生一个。
人物周刊：你儿子什么样？
刘佩琦：挺高挺壮挺胖，特别喜欢开玩笑，善良，特别天真。其实他已经快11岁了，但感觉还很小，我现在还每天给他讲故事，有时候我在外面拍戏，就在电话里跟他讲。我给他讲了11年。
人物周刊：讲些什么故事呢？
刘佩琦：讲他喜欢看的故事，讲奥特曼。
人物周刊：你会看那些书吗？
刘佩琦：我哪会看那个啊，我就知道里面有哪几个人物的名字，然后就是乱讲，瞎编了。你要是讲得生动的话，最后他跟着你一块儿编。
人物周刊：会不会把他惯坏？
刘佩琦：(语气异常坚决)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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