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田与何镇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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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演艺术家李保田令人叫绝的表演艺术惊叹之余又向往久矣，但对他的传奇色彩颇为浓厚的经历以及其内心的艺术追求，却不甚了然。
今年的六月底，北京酷暑难耐的时日，我的朋友王阿成从北国清凉世界哈尔滨赶来，说是中国作协安排他到北戴河疗养，应《当代中国》杂志总编辑洪永泰之邀取道北京，顺便采访李保田。于是，有了这么一篇《地毯上的对话》。我也成了《地毯上的对话》的旁听
者、见证者和评论者。记得那一天，我们一行一大早驱车到北京远郊的一个山庄，李保田与阿成两个对话者均席地而坐，我辈当然是在沙发上旁听。他们俩就那盘着脚，喝着茶，开始了关于人生与艺术的轻松而又严肃的对话。
当时旁听他们俩的对话和后来读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的《对话》，最令我感动的是李保田那种平民艺术家的姿态和他那种追求自由表达人的灵魂的审美理想。
当下，在追星成为时尚的时代，一些小有成就的演员或不怎么样的演艺圈里的混混儿，都急于把自己打扮成“大腕”，以一种贵族化的姿态君临于世人面前。李保田却不是这样，他在影视表演上成就斐然，获得过包括金鸡、百花、飞天、华表、金鹰等大奖在内的各种奖项，但他绝不以“大腕”的姿态出现，而是对贵族化表示深恶痛绝。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也着实让我敬佩。在他同阿成的对话中，谈到他演《警察李酒瓶》的生活积累和此剧播放后获得空前的成功——22.35的收视率和450743张选票，这里透出他的平民艺术家的可亲的态度。在谈到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表演时，只是轻松地说道：“我们大陆也能排戏说，我们的戏说，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文化内涵”；在谈到另一部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时，也强调对于喜来乐这个形象的创造同样出于对民间精神的表现。这一切，都是他的平民化姿态的表现。当然，在他的生活中，低调的生活姿态，拒绝采访，拒绝媒体的炒作，更是他作为平民艺术家重要的表现。而在回答阿成提出的“对电影的理想”这一问题时，李保田用“一个是民族精神，一个是老百姓的情怀”这样简洁的语言作答，更透出他作为平民艺术家的平民精神。我以为，李保田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不仅在于他有着精湛的表演艺术，更重要的在于他具有可贵的艺术创造中的平民精神。
从《对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对表演艺术有着很高审美追求的艺术家，他的艺术至境是“追求自由表达人的灵魂”，这一点可以看作的李保田表演艺术的“戏眼”。请看这么一段对话：
阿成：……我得问您最后一个问题，还回到您的本行，就是您的电影梦想是什么。
李保田：到了今天，我已经不想这奖那奖，我想的是如何能够自由地表达人的灵魂。我这一辈子还有可能吗？
读着这一段对话，再读着后面李保田一长段关于“自由地表达人的灵魂”的阐释，我感到心灵的震颤，也感到心里突然亮堂起来。原来，李保田所追求的是自己灵魂的自由和自由地表达人的灵魂。这可以说是艺术上的一种至境。看来，李保田再不是一个富有艺术个性的演员，而是朝着艺术大师的目标迈进。
从《对话》中和别的访谈中，我还了解到，李保田对艺术有着广泛的爱好。例如，他酷爱根雕艺术，他在我们面前多次提到他家里摆放着许多种体态栩栩如生的根雕。再如，他也喜爱绘画艺术，他在《对话》中提到的那组关于等待戈多的组画。另一方面，他喜欢读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不仅读剧本，也读各种文学名著。我啊朋友熊允致根据其获第六届“矛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改编而成的电视连续剧《万历首辅张居正》，拟请他出演某一角色，他不仅读了剧本，连四卷本的历史小说都读了。关于《张居正》成了我与他那次见面时重要的话题。文学与艺术是息息相通的，艺术的各种门类之间也是息息相通的。李保田在表演艺术上有了今天这样杰出的成就，在他对各种艺术的爱好和对文学的爱好是有着不可分的关系的。
野人、三水的访谈录《戈多的背影》较多地描述了李保田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学艺的经历，这种经历是充满传奇色彩，也饱含辛酸泪水的。在那个饥饿的年代，一个13岁的少年被赶出家门，漂泊于苏、鲁、皖、豫四省的城乡，历尽艰辛，饥饿、疾病、困顿陪伴着一个立志学艺的少年，与父亲的冲突又使他的心灵受到创伤。这是一篇写得相当出色的访谈，从中我们既可以了解到李保田学艺的艰辛经历，又可以了解到李保田作为一个艺术家人格的形成过程。
关于表演艺术家李保田，我们可以展开的话题还很多，但作为一篇读后感，只能到此打住。
我期待着李保田新的艺术成就，期待着他实现“自由地表达人的灵魂”的崇高目标。文/何镇邦
2005年9月12日草于北京亚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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