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啦》供稿：梁文道《还是一个老百姓》(图)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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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深圳也有古迹。五年前，朋友带我去深圳大亚湾海边的‘大鹏所城’(全名‘大鹏守御千户所城’)，一座六百年历史的灰色古城。厚实城墙内是一个小村落，除了少数几间旧房舍和大抵维持原样的街道外，大部分的屋子都是近代化的楼房了。现在村子住的主要是外来户，据说原居民都在海外，城里就只剩下十来个还戴着传统‘凉帽’的老太太。说到原居民，这条村子是很难搞清楚甚么叫做原居民的，即使在旧日，全村竟也包含了六十七姓，真不是一般的村庄。因为这是个所城，城里人的祖先全是其他地方来的军眷。

　　从明朝开始，广东水师就筑城此地，守卫南疆，辖管范围远至香港以南。军人当然从各地征来，不问出处；若有家眷，也只好跟着部队南北奔波。于是这小城就像今天的深圳，是个移民城市。然而它是个军事化的移民城市，城墙内外必有间隔，所以墙外是岭南农民种的地，水上人家讨的海；墙里则是领受军饷的各省军眷。久而久之，隔绝的城里竟然有了自己的语言，叫作‘军话’，是一种混合了广州话与客家话的罕见方言。

　　听朋友说这里的故事，越听越耳熟，我忍不住问：‘城里人怎么称呼城外的人呢？会不会管他们叫“老百姓”’？

　　最近看叶京导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感觉很像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也很像改编自它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另一种文革故事，海外华人所不认识的文革，不恐慌不阴暗，一帮年轻人就在太阳底下放肆青春。这帮年轻人快活，因为他们是北京‘大院’里的孩子，而军队眷属寄居的大院则是那个年代里最平静的孤岛之一。外面天翻地覆，里头的小孩逍遥自在。

　　我想起了台湾的‘眷村’，六十万随蒋介石渡海东去的国军多半住在这些竹篱笆围起来的村落里。遍布全岛的眷村就像北京的大院，以军种和部门为单位划分，有的甚至连村名都冠上部队番号。别小看那些竹子搭起来的篱笆，它们真能隔开两个世界，一边说的是台湾话，另一边则是南腔北调的‘国语’。

　　大院和眷村，解放军与国军，对墙外的人却有一致的称呼 - ‘老百姓’。

　　‘老百姓’，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称呼，难道军人不是百姓吗？难道一个普通百姓只要从了军，就会变成‘官’‘民’二分法里的‘官’？‘人民军队为人民’这句口号好像是军民一体的意思，但它却正好点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民军队’并非人民，他们只是为了人民而存在罢了。简单地讲，北京大院和台湾眷村里的军人都不是一般人，连他们的家属和孩子也不是一般人。在他们的眼中，外头的一般人才是‘老百姓’，他们不是。

　　军人聚落里的孩子在两岸都得到了优待。北京大院不用说，父母可以享受相对平静安全的生活，他们自己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老百姓看不到的内部书刊，知道老百姓所不知道的秘密消息。台湾眷村的地位比较低，住的多是外省中下层军人，但他们的孩子至少有一项优势，那就是天生说‘国语’，不用像本省小孩一样羞耻地洗刷口音。

　　所以这些第二代都有看不起同龄老百姓的本钱。就拿我熟悉的眷村小孩来说吧，他们的父母就已习惯把村外的本省称作‘野孩子’，他们自己更是感觉良好；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相信自己身负‘反共复国’的历史大任，此外还染有了一份因父辈流徙而来的独特沧桑。听说北京大院的子弟也是如此，特别深信毛主席的教诲，身虽不在革命的浪口刀尖，却胸怀革命大志。这点单纯的热情与自信是外头小老百姓很难想像的。

　　可军队到底是军队，暴力的本质结构了聚落里的社会意识，军人家庭的教育又格外严格压抑，小孩难免受到薰陶甚或扭曲。所以大院也好，眷村也好，里头的男生莫不好勇斗狠拉帮结伙。然后父亲过着纪律的生活，儿子却镇日游荡无事生非，满嘴粗言秽语，脑子里则总是女子与性事。

　　理想的高远与实际的无能造成了巨大的反差，越是自命不凡就越容易沉溺在伙伴中争强得来的快感。此时，墙外的老百姓野孩子正步步为营，刻苦求存……，直到墙破门开的那一天。

　　大陆有不少大院子弟出人头地，台湾眷村也有一些成了名的人物，于是大家就都以为军眷家中果然出人才。有时候我们还能看到他们叙旧的联欢会，确是精英满堂。不过这和所有的同学会一样，年年必至的都是那些成功样版，悄然间逐年消退的才是大多数。只有特别把持得住，或者特别幸运，你才能从眷村和大院的围墙里破土而出。而那些一度峥嵘但终于暗淡的，我们并不认识。不论结局如何，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到了最后，大家还是成了老百姓。 稿件来源：《开啦》 独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