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仔表露心声：“寻求转型 或许会卖烤肉”

　　本报记者 陈弋弋

　　“老狗仔”培养出“女狗仔”

　　今天，真正以偷拍为职业的狗仔，加起来全国不足十人。北京的卓伟和王小鱼两组人，上海的刘高，这三家之间的关系，像全国很多其他行业一样，有着彼此之间的制衡。

　　卓伟是这样定位的“我和小冯做本土明星，本土八卦，以自己找料为主。王小鱼现在因为是门户网站的人，合作比较多。刘高呢，就比较喜欢拍来上海捞钱的那帮港台明星。”既使有这样不成文的分工，也曾经出现过偷拍时几队人碰到一块的情况，王小鱼说，那种时候大家会客气地打招呼：“啊，你今晚跟她啊？行了，我不跟了，我去跟别人。”这不仅是客气，“我们要避免一块出现，目标大，容易被发现，而且还做不了独家。”他说大家心里都明白：“反正现在明星多，狗仔少，还没有什么竞争，就各守一方吧。”

　　狗仔的收入一直是众人感兴趣的焦点。在很多人眼里，这么没地位的活你都干，一定是为了钱。但小冯和卓伟却对着我长叹，“你知道狗仔为什么不多吗？”除了干这行不好听之外，就是“挣不着什么钱”。“无论多猛的料，一上网，就被全国媒体免费转载了，只能收一次首发稿费。”他们给我列了一个月的收支清单，用以说明自己真的“挣不着什么钱”——两台车，一台是租的，一台自己的。租的那台车，连司机每个月租金5000元，烧油2000元，自己那台只算油钱。还有停车费、过路过桥费1000元，两台车的开销就是10000元。付给两个摄影师工资的一共6000元，再加上干活期间吃饭，总支出已经超过16000元。而他们的出稿率尽量保证在一周一条大稿，两三条小稿，这些稿件多提供给周刊，每月拿到的稿费不到10000元。“最多报纸再卖几家，也就刚刚收支平衡”。但其实卓伟和小冯本身都在媒体供职，能够用单位的摄影设备，还能在单位拿一份不错的工资。他们的收入，不在成本之内。

　　既使运作艰难，这个行业也有新人在“成长”

　　小湘，被卓伟小冯称为“全国第一个女狗仔”，“手快，眼明，能吃苦”，被二人看好。小湘1981年出生，原来在哈尔滨做导游的她，是被一个广告吸引到北京的，“我原来就喜欢看明星八卦的东西，后来看到北京一家周刊找狗仔的广告，写得当然比较隐讳，但也能一眼看出来是招什么人。我给对方打了个电话，对方一听我是女孩，就特别感兴趣，因为据说来应聘的都是男孩。”小湘就这样来了北京，以每月1000元的工资当起了女狗仔。但那家周刊只做了几个月就因为经费原因放弃了狗仔新闻，面临失业的小湘和另一个男孩被卓伟小冯收归麾下，分成两组，月薪变成了3000多元。她还和那个一同跳槽的男孩谈起了恋爱，现在，两人已经在北京结婚了。小湘告诉我，其实女孩子做狗仔“有好有不好”，好就是“不容易被怀疑，拿到猛料的机会比较大，还能满足好奇心”，不好就是“工作时间太不固定，经常凌晨三四点回家，老公有时候老大意见了”。

　　在小湘加入后，小冯现在已经不再自己动手拍图。他专职做起了司机，因为拍到好图的先决条件是，他们的捷达不会被那些明星的名车甩掉。

　　做“狗仔中介”可能更赚钱

　　刘高是从2005年开始请了一个助手，到现在，他一共请了四个人，包括2个摄影师、一个司机和烧饭的阿姨。跟北京的两家比起来，刘高自称是“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一组”，因为：完全没有挂靠单位。刘高工作室的整套设备加起来不足两万块。“佳能的XL2H的数码摄像机，几个外接镜头，一个闪光灯。”他觉得可以应付偷拍的全部问题，“报纸对偷拍的精度要求也不是特别高，能看出来谁是谁就行了。”

　　脱离报社自己出来做的话，刘高将不再有那份稳定的收入，他开始“不一定要做狗仔，因为单靠这个，基本赚不到钱。”除了帮电视台、手表品牌、广告公司做一些单之外，刘高开始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经纪公司，帮一些“自由职业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社会上是有这么一些自由职业者，像做“馒头”的胡戈(blog)和偷拍的狗仔，他们的东西广泛流传，但其实赚不到钱，就是因为没有人来做这个中间的经纪，那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经纪公司来实现这个利益的最大化——其实我现在真正想做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寻求转型，或许会卖烤肉

　　王小鱼已经结婚几年了，太太不用上班，有时候还和他一起出来客串做做偷拍。王小鱼自己戏称为“狗仔夫妻”。他说自己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不用坐班，一个星期去一次单位，汽油费全部由单位报销，每个月还有一万多的收入，“可以专心做事，不用担心钱”。王小鱼最得意的是领导给他配齐了想要的一切摄影器材。“有6万块钱一只的镜头。MARK2，最好的佳能。四五个不同用途的镜头和一个闪光灯。”此外还有一个DV。一堆对讲机——就是王小鱼的全部“武器”。但是既使这样，偷拍也渐渐让王小鱼失去了新鲜感，“以前拍，兴奋，手会抖，不由自主地发颤。现在，很少有让我心跳的东西。”他说其实国内明星挺乖的，所谓玩也就是吃个饭，唱个歌，泡个吧。有时候跟了好几天还是重复那些内容，他都想直接给明星打电话，“你今天能不能来点新鲜的？咱别吃饭了！行吗？”

　　王小鱼说他有一段时间的工作状态是“有点失落，很想转型”，因为“全世界的狗仔都不被肯定，我们不可能例外。不管我自己觉得多勤奋地在干一件事，但后来都会发现自己那件事情还是被人当作一个不光彩的东西”。所以现在他已经“给自己找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用语言很难描述，他直接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个出版商找我写本书。书名是《中国的偷拍，疯狂的画传》，内容就是让我写所有偷拍背后的故事，怎么热闹怎么来，图片为证。那个稿子我写了几万字了，但写着写着就觉得不对，后来我跟那个人说，哥们现在机会没到，我希望那本书的名字叫《混进娱乐圈》。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给你讲我怎么样跟明星打交道，我经历的这些娱乐事件的台前幕后。跟偷拍一样好玩，但比窥视个明星的隐私更有意思。我想象写出来的感觉像一个浮世绘——一单偷拍发生了，记者是怎么做的，明星是什么面孔，公众是什么反应。”

　　那天采访完王小鱼之后，我们一起走出来。他问我去哪儿，我也问他，他说：“我去鬼街(北京一条风味饭店聚集的街道)，和一个经纪人聊聊，这叫‘埋线’，说不定哪天这线就用上了。”他在挥手和我说再见之前，又喊了一句“如果我哪天去卖烤肉了，你也别奇怪！”

　　记者手记　

　　在采访完所有的狗仔之后，我试图想听到另一方的声音——采访明星，让他/她们谈谈被狗仔偷拍的感受。但都没有成功。很多平时愿意在报纸上露脸的明星在听到这个内容之后都止步了。尤其是那些被偷拍过的。

　　有一个

女明星跟我说了一段话，但是要我事先承诺不能说出她的名字。她的话或许能解释这个采访为何难以听到另一面的声音：“你叫我说什么呢？如果说我不介意，那是假话。如果说他们不好，那这帮狗仔以后就盯上我不放了怎么办？”当我说出卓伟主张的“明星是商品，应该被消费”的理论时，这位女明星显然被气坏了，“那、那、那他们难道就不看电影吗？”我想，她的意思大概是，我作为商品的属性，在你们看电影的时候，已经消费完了。你不能付一次钱，消费两次。

　　那关于明星，人们到底想知道多少？除了狗仔和明星，这对八卦新闻制造者之外，作为媒体的参与者、作为新闻研究人员的旁观者、作为法律专家的判断者，甚至作为明星经纪人的间接参与者，他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请关注本专题后续报道。 陈弋弋  (本文部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