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杀人犯，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的话。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中国式的孤独感和友情观。新书将于3月24日(下周二)上市，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刘震云批评了一些自诩“知识分子”的作家，认为怜悯和“暴力乞讨”式的写作，与劳动大众无关。而谈到在电影《我叫刘跃进》和《桃花运》中的客串表演，刘震云笑说，“连我妈都说不靠谱”。

　　谈新书 中国人是“有话没处说”

　　新京报：书名《一句顶一万句》是林彪说过的话，为什么拿它做作品的名字？

　　刘震云：林彪说这话的时候是1966年，事隔43年重新提起，是觉得这话不同寻常。话同意不同，他说的是句恭维的话，为了恭维毛主席，我这部作品中的人物，皆是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我把大人物之间虚与委蛇的恭维话，转成对身边朋友的饱含深情的知心话。

　　新京报：《我叫刘跃进》突出的就是一种“拧巴”的状态，这次的故事听起来也非常“拧巴”，这是否是你的切入点？

　　刘震云：“拧巴”不是这个事拧巴，也不是话拧巴，而是事后面的理儿拧巴。中国人特别多，特别喜欢热闹。比如建筑工地的民工，凑在一块也是笑语欢声的，并不因为繁重的体力活而特别沉默，但当一个民工蹲在街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眉宇之间还是有一丝忧郁的。这是因为中国人其实是一个有话没处说的民族。吃饭吃了仨钟头，说逸闻趣事多，艳照门多，但触及桌上人之间的这种话语很少，心里话一般都在肚子里装着呢。

　　新京报：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抛弃了“社会”和“历史”的外衣，探讨的都是生存的基本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你和大部分人的看法不大相同？

　　刘震云：不是跟大部分人不同，是跟“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同罢了。我回河南延津比较多，有时我听舅舅和表哥一席话，胜在北京读十年书。我从这些父老乡亲身上，明白他们生活在细节里，“社会”和“历史”，只是他们所处的表象。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人多的孤单。

　　新京报：你最近在邱华栋新书的首发式批评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知识。

　　刘震云：有知识的人少。知识分子要对世界有独特的发现。许多作家，特别是中国作家也假装是“知识分子”，一写到劳动大众，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们认为并不重要；他们忽略和从没想到的事情，却支撑着我亲人们的日日夜夜。乞讨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他们把刀子扎到了别人身上。我跟这些“知识分子”，不是一类人。

　　谈朋友 我跟“这个界”很少来往

　　新京报：你在生活中找到说知心话的朋友了吗？

　　刘震云：很难找到像老曾、老汪、老裴(新书中的人物)这样的朋友，为什么呢？生活中的朋友都没有作品中的朋友那样具有耐心。生活中的朋友从来都是忙碌的，你想把谁拉来说一段知心话，挺难的。但是写作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你作品中的人物，只要跟他交上朋友，他总在等着你。

　　新京报：那你在同行中能成为知心朋友的不就很少了吗？

　　刘震云：我跟这个界很少来往，我不知道他们整天都在干些什么，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吗？来往比较多的，还是俺村那些人，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当厨子的、在戏班子里敲梆子的、出门打工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的。

　　新京报：你交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刘震云：朋友的判断就像《一句顶一万句》开篇写的，不在于当面的表白，而是看背后说起朋友的时候，是否提到你。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别人当成了朋友，别人却说：“咱们有这么熟吗？”另一个判断朋友的标准是，在你走投无路时，你想投奔的人，和你能投奔的人，到底有几个。杨百顺和牛爱国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也同样会遇到。

　　新京报：你自己是怎么给别人做朋友的？

　　刘震云：我跟鲁智深和柴进有些相像呀。当然不是上路护送朋友(林冲)，我周边也没朋友刺配沧州；也不像柴进那样仗义疏财，我没有老柴那样的家产。但朋友一声喊，拔刀相助和尽我所能，还是做得到的。另外，为人处事，从来不动小心眼，从来没占过别人的便宜。

　　谈作家 80后得先学不写错别字

　　新京报：你之前也说了《小时代》的书名起得很好，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本书？现在很多人觉得一些青春作家可能销量很高但是文学性不够。你怎么看待80后作家？

　　刘震云：我泛论一下吧。我觉得一个时代产生自己的文字书写者是非常正常的。凡是新产生出来的群体，新产生出来的文字，一开始都是要遭到责难的，但是新的总会慢慢变成主流的、中坚的、成熟的。

　　目前80后作家的作品我还是读过好多，存在最根本的问题：他们对于新的元素、新的人类知道得很多，但是他们对于整体的世界和整体的人类相对了解得比较少，广度够了，深度严重不足。另外对于艺术形式，比如像小说本身的研究也非常不够，我能看出他们的结构能力、情节能力、细节能力、语言能力都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胸襟和气度，动不动就骂人的人我觉得很难写出好作品。最后一点，我觉得他们必须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写错别字，一页纸如果有3个错别字的话是不可原谅的。就好像杨百顺学杀猪，把肠子捅烂了，弄得满腔都是烂肠子和大粪，这就不对了，我觉得是不是从学好汉字开始？

　　新京报：你在《桃花运》中的表现让人印象挺深刻的，你觉得自己演得怎么样？

　　刘震云：紧张，那一条我拍了十几次，因为我总是笑场。但是这种紧张也正好符合了那个人物的性格。对于我演电影这事，连我妈都说不靠谱。我仔细分析过这件事：一，本来我不是人来疯，不适合做演员，为什么就去演戏了呢？怕还是小时候的理想在作怪———想去戏班子敲梆子。二，也怪这些戏的导演。怎么会发现我身上有表演的细胞呢？不会是故意害我吧？既然朋友叫了，我的榜样是鲁智深，就随朋友去了趟沧州。三，“刺打”(挖苦)我的人认为是件大事，我却觉得就跟去菜市场买趟菜一样，“有什么啊，还值得说”。四，时间也不长。每部戏里，也就仨俩镜头，吃顿饭加抽袋烟的工夫，比去内蒙贩驴容易多了，不耽误我干别的。五，我不是一个多么爱惜自己羽毛的孔雀……

　　新京报：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可能会考虑一些画面、镜头感，观众的接受度，这些对于文字会不会有一种消耗？

　　刘震云：不是说电影消耗文字的什么东西，它本身就是不同的度。一个要去的是汴梁，一个要去西安，不但吃的东西不一样，口音都不一样。所以你事先心里要知道你不能按照汴梁的食物、语音和风俗习惯来要求西安。拍一个电影不会给这个作品增加一个字，也不会少一个字，你的作品还是作品。它又给了我一笔钱养家糊口，这不好吗？

　　我跟其他的作家是不一样的，我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我是靠写字来养家糊口的，其他的专业作家他们是拿纳税人的钱的。所以我看到其他的专业作家在义正辞严，在教诲和教训我们的时候，我根本不信。是一个作者，就应该用自己的写作来为生，哪有钉皮鞋的不钉皮鞋就有人给他钱啊？

　　新京报：大家现在都把你的作品称为“刘氏幽默”，你的幽默来自于你的生活吗？

　　刘震云：幽默是最能消解苦难和沉重的方式，一个是生活本身的幽默，还有一个是产生的地域幽默。河南人是非常幽默的。我曾经举过一例子，我写《温故1942》的时候，如果写悲剧，没啥意思，但是悲剧里藏着极大的喜剧这是我关注的点，一人走着走着死了，临死之前他说的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伤心欲绝，他说：“某某，三天前死了，我比他多活三天，我值了。”

　　新京报：从《甲方乙方》开始，你和冯小刚合作了很多年，你怎么评价冯小刚这些年来的变化？

　　刘震云：冯导演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知心朋友，他对我很善意，交往的过程像兄长一样。冯导演的电影受大家欢迎，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除了有幽默这么一个别人不具备的才能之外，他非常知道电影的规律。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很少看这个电影的结构，而特别关注这个电影的细节，而冯导演电影的细节我觉得都是精彩的。他写书的时候我曾经给他写过一个序，离大师还有1.7公里，现在我想可能还有0.7公里，如果冯导是编剧出身，他懂得剧本的重要性，他的结构能力能够再上一个台阶的话，他离大师就更近了。

　　新京报：《温故1942》原来说要跟冯导合作？

　　刘震云：我期待，不过这全是外在的因素，都是我们两个所不能掌控的。

　　新京报：现在还存在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吗？

　　刘震云：存在。只要有一天外在的因素不存在了，《温故1942》就可以开拍了，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难，我跟冯导演都不是原来的刘震云和冯小刚了，也许在把握这个题材的时候会比以前更大气，确实能够拍出震撼人心和波澜壮阔的民族心灵史。　　本报记者 刘玮 实习生 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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