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对话郭敬明：党同伐异 不如党同携异
王蒙和郭敬明
采写/本刊记者 刘玮
摄影/郭延冰
他俩年龄相差将近50岁，但都和“青春文学”有着非常深的渊源：一个是“30后”，年轻时喊出的“青春万岁”激励着中国几代年轻人；一个是“80后”，是当今中国销量最高的青春文学作家，也是备受非议的人物。而他俩一同出席活动走红地毯的场景，更被作家刘恒称作“这不就是国王和王子在走路吗？”
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王蒙依旧保持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对年轻人的包容心，郭敬明则显现出比同龄人更为成熟的商业头脑。两人的对话是一场“忘年谈”，也是两个文学时代的对话。
王蒙
1934年生于北京，作家、学者，被认为是国内新时期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开先河之人。著有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青春万岁》 《活动变人形》 等近百部小说，出版过多部红学著作。曾担任过中国文化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务。
郭敬明
1983年生于四川，“80后”作家群中的代表人物和争议人物。两度参加 “新概念作文大赛”后名声鹊起，代表作有长篇小说 《幻城》 《梦里花落知多少》 《悲伤逆流成河》 等，主编畅销杂志 《最小说》。现任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及旗下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个体差异]
跟你不一样的，正是你最需要的
郭敬明：我最早认识王蒙老师，是因为第一届文学之星青年选拔赛，他是我们的总顾问。接触他的时候，我已经不是选手了，是工作人员，有好多事需要他确定、沟通，但王蒙老师对我们晚辈、对我们这一代人都特别照顾。
王蒙：郭敬明的名字我早知道，他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时，我是评委会的负责人。他的好多作品很有影响，比如 《幻城》。我就是愿意接触一些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要是接触的都跟我年龄差不多、都是北京口音的，那就没劲了。多接触一些不一样的人，对我也是一种学习。
我有次看小郭在电视中做采访，非常感动。他说他从小身体不是特别理想，父母老带他看病，所以他长大了特别想报答父母，报答养育之恩。
郭敬明：王蒙老师给我的印象，第一是睿智，他拥有很多很多的智慧，无论是聊天还是作品里都能感受到。第二就是风趣，这个风趣不仅仅是指说话有意思，他的人生态度都是充满趣味的，从他最新的 《老王系列》里，你能看到很多很多生活里一点一滴的解读。对生活永远是充满兴趣，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还有一点，他很包容，无论对我还是对很多新鲜事物。王蒙老师刚写 《青春万岁》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可以接受很多新鲜的东西了，而且一直到现在—我们差距有50岁！
其实我接触的一些前辈作家对我们年轻人或者新鲜事物不是那么关心和接受，在王蒙老师眼中，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作品可能也有很多的缺点，但他愿意指导年轻人，对我们很慈祥、很和蔼，真的像一个前辈。
王蒙：本来人就各式各样，跟你不一样的也许正是你最需要的，中国有个说法叫党同伐异，我老说我主张党同携异。如果咱俩很多看法一致，愿意在一块聊天，那么就多沟通；但要是有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的人，这好玩，这逗，这启发人。
[时代差异]
你要是真Out了，别人就不用宣布了
王蒙：对于青春文学，我必须承认我看到的是有限的，但对小郭的作品，仍然有那么几个词：陌生化、情绪性和个性化。陌生化是戏剧用的一个词，对我们来说，他用的词跟我们常用的词不一样，他对生活的体会跟我们也不一样。
比如小郭写一个 《小时代》，我一愣，因为我们这一辈人，从小都是大时代大时代，不是暴风雨就是电闪雷鸣等等，就是 “大”，没人敢说“小时代”，你把时代都看小了，你要干吗啊？他这个“小时代”，从另一面、从小的一面去体会，那些东西是我们这一代人非常陌生的。这种不一样的说法、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感受写出来，起码对我来说，我很感兴趣。别以为生在世界上就你会感受生活，会感受生活的多了，那是另外一种方式，另一路，另一格。
小郭的文字，不管是用比较哀伤还是比较平静的语调，他还是有一种特殊的对人生、对生活、对生活细节的眷念，这些都是个性化。但在某种情况之下，个性会被共性冲掉。比如大家都写抗日，都是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那时候你会觉得，一写鬼子进村都是这个味儿。小郭的这种个性化，我觉得和他所处的时期有关，在改革开放中，相对比较开放，个性的发展空间比起我们那代人更多了。
郭敬明：王蒙老师的作品里充满了生活的趣味，各方面他都还在很敏感地捕捉。有时候人到了一定程度，很多东西不能再引起他的兴趣，但王蒙老师始终保持着对无论多小的事情、哪怕是一句话都非常有细腻感，这一点是我非常佩服的，我也希望我到了他的年龄依然对生活充满各种各样的趣味。
文笔洗练也是我们年轻一代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在描述时经常文笔特别漂亮华丽，但这种东西多了就空洞了，像树叶，太密的话，枝干就被遮掉了。王蒙老师他们肯定也是过了这个过程之后返璞归真，你会发现它很准，精准到很难去替换一个字词或者换一种写法。我们作品里很多多余的描写其实都能替换掉或者删除，但同一个事情，王蒙老师用几个字就能很准的传递情绪，这也是我很崇拜他的地方。
我们生活的年代其实比较单一，从出生到现在中国就是这样，没有战乱饥荒，我们很幸福地就长大了，但王蒙老师经历过战争，经历新中国的建立，经历改革开放，种种运动，种种变化，这些事给人带来的改变不是我们这个年龄所能拥有的。岁月最后沉淀下来的东西我可以称它为智慧，王蒙老师是有大智慧的。
我们这一代作家，刚开始写作时都有这个通病，非得描述得很复杂才能讲清楚。但我想，随着阅历和文字功底越来越好，其实是可以做到刀刀见血的，而不用砍很多刀那个人都还没死。我现在回过头看我七八年前写的东西，自己也非常脸红、挂不住，写成那样子还能卖那么多，自己也挺不好意思的。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渐渐地把一些不必要的词藻尽量删减，更多的还是讲故事，注重小说的结构和思想。
王蒙：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就有人宣布 “王蒙已经Out(落伍)了”。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到00年代、10年代，已经宣布了快40年了。这就像马克·吐温的那个话，说戒烟最容易，我一年戒好几次。那几个哥们每年都宣布我Out好几回。其实真Out了就不用宣布了。咱们就Out完了，Out也很好啊。岂止是Out了，还咯屁着凉呢，到这年龄该咯屁着凉就咯屁着凉，一点儿都不足为奇，我不在乎。
郭敬明：您不在乎做一个 “Out Man”？
王蒙：有人说我跟年轻一代作家相比Out了，还有人觉得我那个 《不奴隶，吾宁死》的书名比较奇怪，不够迎合市场。其实这些东西说起来也很简单，比如 《红楼梦》里，丫鬟最怕被赶走，惩戒丫鬟最厉害的办法是拉出去配个小子，我就说配个小子多好，不配小子的话，永远给人当奴才，最多当小老婆。可是不行，轰一个死一个，轰金钏金钏死了，轰晴雯晴雯死了。我对这个特别感慨，人性有奇怪的表现。
[商业运作]
只是把酒从巷子里搬到了巷口而已
郭敬明：我接触这个圈子、渐渐开始有名后，出版社开始越来越多地问我的意见，比如，想要什么封面？你觉得这本书应该定价多少？渐渐就有自己的话语权了，这在以前默默无闻时是不太可能的。越来越了解后，我开始爱上这个行业，开始出版杂志、出版别人的小说，做出版人，运营公司。
对我而言，我从一个普通学生到处投稿一路写过来，经历了很多弯路，以前不懂得看合约、跟出版社交涉，也不懂怎么保护自己的利益，我希望到今天，当我自己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可以帮助到更多像我当年一样的年轻人。浪费很多精力在写作之外是很累的，我希望有专业团队为他们处理其他的事情，让他们所有的精力都可以放在好好写作品上。
至于说到商业化，“一个成功的商人”等等，我觉得这跟你的作品好不好是没有关系的。在我们这个年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嘛，我做的所有事情只是把这坛酒从巷子里搬到了巷子口而已，如果它是一坛好酒，不会因为这个搬的过程它就变坏了。我的 “商业化”并不是用商业模式告诉作者们要怎么写，我从来不会要求他们，我们公司签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是从自己内心出发，想写什么都可以。我所做的商业化只是说，这个书变成一个带着定价的商品之后，如何销售更好、如何让更多的人找到它，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请问您的 《青春万岁》 印了多少本？
王蒙：40多万册，但这是在一个很长时间里积累的。从1979年第一次印刷—原来没印刷，只在报纸和杂志上刊登—1979年到现在，超过40万册。
郭敬明：我的书大概印到两三百万册。但因为年代不一样，读者也不同。
王蒙：这个问题在于，现在青少年是购书的数量主体。再一个，我可以举个例子，我这个 《青春万岁》，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跟我定合同—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如果出的话是50万册，叫第一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和印数没有关系，叫 “单元稿费”，给我1500元，在那个年代来说，就多得不得了了，我感觉跟现在150万差不多。之后的单元只按原来的7%或者10%给，到第五单元以后就越给越少，怕你走资本主义。说是50万册，后来因为搞运动，没出。之后重新出，还能出7万册，我已经很满足了。然后接着印起来，一直印到今天还在不停地印。你很难找着类似的例子，1953年至1955年写的书，从1979年到现在都在印，你再给我找一本。
郭敬明：到2011年还能继续印。
王蒙：但也可能是老头在看。现在出版的书里有我喜欢的，有不喜欢的，也有可笑的，因为不是一个格式。青春文学就一个模子出来的话，那还有谁看啊。我老说林黛玉花落花开飞满天也是青春文学，人家十几岁写的。你很难轻易地说哪一种模式是最好的，写得悲哀的里也有写得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是青春文学，最后都自杀了。自杀当然不能是方向，导向不能是自杀。
郭敬明：年轻人在家里切勿模仿。
王蒙：林黛玉您也别随便模仿，她那么写诗很美，但不具备可模仿性。大家可以看看摸索哪一套，好的不只一种，这之中并不存在矛盾，你写小时代，我写大时代，没有矛盾。我写激烈的，你写平静的，没什么不好。如果把哪篇文章规定成 “青年必读”，一概按这个办，当然就有矛盾了，矛盾大了。
王蒙：其实作家里头也有清贫的。真正是富豪的还是少。在以前，别说作家里没有富豪，富豪里头你都不敢称富豪。而且作家富豪跟真正的富豪是不能比的，你跟比尔·盖茨怎么比啊，你跟C罗也没法比。只是比一般老百姓或者作家跟作家比，相对来说比较成功。
郭敬明：《纽约时报》对此用的词是“Success”。在美国，特别是纽约，他们是吹捧一种商业文化，总认为谁的书销量越高，他就越成功，比如丹·布朗 (注：《达·芬奇密码》 作者)、J·K·罗琳 (注： 《哈利·波特》 系列作者) 等等。
当时 《纽约时报》采访我时，给中国当下的作家列了销量，以这几年的总销售成绩，给我定了“最成功的作家”这样一种说法，结果后来国内引用这篇文章、翻译的时候，就把它变成了 “最有影响力”或者 “最重要”、最什么，变成了另外一种标准，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其实他们的原意并不是说 “最有影响”。
郭敬明：您对自己的哪部作品最满意？
王蒙：哪部作品最满意，你凑合着看吧。每一次跟每一次都不一样，刚写完特激动，老觉得这个是我最满意的，过几天以后又不见得是这个。我写得太多了，实在不忍心说哪个满意，说一个满意的话，其他那一大堆作品都会过来把我揍一顿。还是得看读者对哪篇作品最满意。
我稍微多说一点，我特别喜欢老舍 《茶馆》 里的一句台词，年轻的时候有牙没花生豆，老了有花生都没牙了。但是我想把这学问、经验都算进去，我对年轻人的寄语就是多积累花生豆，对老人的寄语就好好保护牙齿。
[生活兴趣]
房价问题，这在全世界都一样
王蒙：你们说现在小男孩小女孩偏向中性的打扮，我并没有特别地关注，我对这个印象也不不深。但我知道现在的打扮穿戴比过去多样化得多。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一样的打扮。
郭敬明：您对新生事物好像了解得都很多。
王蒙：了解得也有限。
郭敬明：您会上网看吗？
王蒙：那我会。上网啊、电邮啊，我都有所参与。比如苹果手机，我也知道，但我没有用过，我用手机用得挺笨的，只会接电话、发短信，别的不会。拿它照相都不会。
平时我就喜欢在家里做早点。泡黄豆，做豆浆。我喜欢浇花，但我浇的花收效都不好，我养花的成活率不足60%。我老是弄不好，花总是死得比别人家的快。别的方面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要么就是有时候做饭吧，比如炖鸡汤什么的，抓一把西洋参扔过去，这些东西我很有兴趣。
晚上主要看电视。晚上我蔫儿，没精神，一边看一边睡，睡完再接着看一会儿，然后就该睡觉了。我会固定收看体育节目，看网球比赛，看李娜。我爱看凤凰电影台、中央四台的 《海峡两岸》，还有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一般我都会看。我特别爱看天气预报——这是我的一个爱好，还爱问12121 (注：气象信息查询电话)天气。我有一些朋友，他们问天气不打12121，他们只给我打电话。可能打我这儿收费便宜，打那个电话信息费挺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看天气预报。
选秀节目有些我看过，“超女”第一年 (注：实为第二届) 我看了不少：张靓颖、李宇春，还有爱唱蒙古歌的那人叫什么？我忘了。后来不看了，看的很少了。婚恋节目偶然看过一点，后来我觉得有点假，就不看了。
郭敬明：我平时不看电视，也没有固定收看的节目。虽然我会买来很多纸制书收藏，但我也会用到iPhone、iPad这些电子产品—主要是大面积用于工作，比如有一些因为买不到原版书，或者我们公司需要出版一些作品，我需要审稿—在没有出版之前，这些产品给我的工作带来比较多的方便。
但我还是喜欢翻书页的感觉，一本实体书拿到手里，它从封面到装帧到纸张，都是一个艺术品，这一点我还是很喜欢的。其实我没觉得电子类书籍对传统出版有所谓的冲击，只不过就是文字从书上看变成在电子屏幕上看。就像以前在竹简上看，后来变成在纸上看，其实是一样的。
我觉得在中国，最需要做的是保护好版权，否则随便在电子书上看不需要付费，作家不能养活自己，传统出版也不能养活自己，都垮掉了，那也没有好的作品了。科技再发达、你有无数的好机器，没有好的作品也没有用。国外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国外版权保护是非常好的，无论是在电子产品上看还是在书上看，出版商的利益、整个出版环节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护。中国要走到那一步，除了在硬件上各种载体发展好之外，法律保护、版权保护都要进一步加强。
王蒙：我关心的社会新闻、社会话题很多的，比如房价问题，我挺有兴趣，但到现在也闹不清楚，我越听越糊涂。关于农民工的待遇、农民工的情况，我有时候也看，替他们着急。
但房价问题，这在全世界都一样，一点也不奇怪。美国有的人一辈子的钱就是用来买一所房子，甚至到死都没把房子买下来。美国有部电影叫 《生命如屋》，讲一个人检查得了重病，只能再活一年多了，他用全部时间给自己盖了一所房子。房子这个东西重要到如此程度，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自己没有特别去想再买一套房，目前我住房挺宽裕的，挺好的。
郭敬明：我没有太关注的新闻事件。平时我对新闻不太热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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