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和他的工友们

　　“当年我们这些爱好文艺的青年里，很多人都比我有才华，但我有机会上了大学，命运从此改变，成为今天的张艺谋，而我那些朋友，现在只是普通的退休工人。” 　本刊记者/徐方清(发自陕西咸阳)

　　图片提供/雷佩云(感谢咸阳日报社赵常丽的支持和协助)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农历蛇年腊月二十九下午，阳光像被遮了一层弄脏了的薄纱布。这样的天气在古都咸阳已司空见惯，倒是呼应其“中国西北纺织基地”的名头。

　　雷佩云的家在咸阳市东边的一处工厂生活区里。屋外，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已在不时响起，但雷佩云没有在意马上就要到来的马年春节。一整个下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逐一介绍着客厅墙上挂着颇有年头的字画和照片，并展示他所收藏的各种剪报和摄影作品。家人已经习惯了在雷佩云接受采访时不去打扰，他们要么外出，要么关上房门，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

　　雷佩云的收藏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张艺谋有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外的媒体不时找上门来，也都因为张艺谋。

　　雷佩云并不讳言，自己的后半辈子好像就为张艺谋活着。周围人这样说，他也不介怀。

　　2006年，雷佩云满60岁。这年4月，张艺谋出任北京2008奥运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从媒体上得知消息后，雷佩云想写本书。此前，他从未在报章上发表过作品。

　　雷佩云要写的书，主人公就是张艺谋。他手头有100多张张艺谋拍摄的照片，还有很多张艺谋的设计作品。而30年前和张艺谋一起工作、生活了7年的经历，更是他写书的“独门秘籍”。“我看了很多关于张艺谋的报道，多是道听途说和凭空想象，太不真实，我有信心能超过他们。”雷佩云说。

　　雷佩云早前并没想过张艺谋会有一天成为世界级名人。收藏是他自9岁时就有的习惯，他会把自己喜欢的书法和绘画作品都保存下来，分门别类地装订成册，每个册子都制作精细。这些册子里，包括中小学同学的作业，有“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原因是，字写得好。

　　书快要完稿的时候，碰上了5·12汶川大地震，波及咸阳。在家中感觉地面在晃动，雷佩云抱起书稿就冲了出去，刚出大门，对面一堵4米高的围墙轰然倒下，他这才意识到，家里还有老伴、女儿及孙女。

　　这让和他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指责他没有良心，把书稿看得比全家人的性命还重。雷佩云也自责，但他觉得：“以我现在的年纪和精力，如果书稿毁了，我不大可能再写出来，这将对不起我的朋友张艺谋，也对不起马上要召开的北京奥运会。”

　　《我的朋友张艺谋》2008年8月出版，共计25万字。为了赶在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把书印出来，他找了香港的一个书商，自费两万多元出版。

　　“不三不四”的才子群

　　插队回乡的初中毕业生张艺谋，被分配到位于咸阳市陕棉八厂，虽然工作出色，却是厂领导眼中“不三不四的人”。但作为工友的雷佩云就是愿意整天和他“混在一起”。问题出在俩人悬殊的“出身”上，张艺谋的父亲曾是黄埔军校学生，国民党党员，被定成“历史反革命”，母亲则是“大地主的女儿”；而雷佩云根正苗红，至今家里客厅的最显要位置，还挂着一张报功书——1952年，其身为陕西军区雒南军分区独立11团特务连连长的父亲雷振声，因在剿匪中战功卓著，荣获特等功，被西北军区司令部嘉奖并驰报鸿禧。

　　经常“在一起混”的还有和张艺谋同乡、同岁的郝民权。1971年，因为篮球打得好，21岁的张艺谋被正筹备成立篮球队的陕棉八厂(以下简称八厂)看中，破格招工进城，离开了插队已三年的咸阳市乾县大杨乡(原杨汉乡)北倪村，进入雷佩云、郝民权所在的前纺梳棉车间，先做推条工，后做抄车工。郝民权和雷佩云，都早张艺谋两年进厂。

　　1971年8月30日张艺谋正式入职，和郝民权一组，郝是组长。他还和郝住同一间宿舍。俩人的床靠窗而对，郝民权在东，张艺谋在西，中间搁一张木桌。这张木桌，很快就几乎被张艺谋一人独占，成为他的摄影和设计工作台。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国家对内陆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一批纺织企业在位于八百里秦川腹地的古都咸阳建成，随后这里成为中国西北的纺织基地。如今已更名为陕西八方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的陕棉八厂，位于现在咸阳市最繁华的主干道人民东路北侧。公司南区里，一栋墙体斑驳的灰色三层筒子楼和30年前几乎没什么两样。这栋楼道阴暗的筒子楼就是当年八厂的男职工宿舍，每间宿舍面积不到10平方米，四人合住。张艺谋和郝民权住二楼，雷佩云住三楼。

　　“我用笛子一吹‘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张艺谋就知道是我有事要叫他上楼来。”30年后，在张艺谋曾住过的宿舍里，雷佩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当时，我们有一帮人，被称为才子群，聚到一块就是谈文学、谈艺术，对干巴巴的政治运动一点都不感兴趣。”张艺谋在八厂的七年里，和雷佩云不仅是工友，也是亲密搭档。篮球场上，身材高大的雷佩云打中锋，张艺谋打前锋；搞宣传时，张艺谋是总设计，擅长书法的雷佩云负责文字书写。宣传虽然是副业，却占去了两人超过半数的业余时间。

　　郝民权如今位于八厂生活区的家，离当年的宿舍楼步行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在当年的才子群里，别人都是抓住一门专，我是啥都热爱啥都不成。在咸阳市文艺汇演中，我被评为优秀演员。当时去宝鸡车站慰问演出，被宝鸡车站看上了，就全国范围演，去桂林、长沙、武汉等。”笛子能吹，二胡能拉，歌也练过，秦腔、京剧、民歌，也都能来两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数家珍，并张口就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但他最热爱并下了苦工夫的是武术，曾获得咸阳市武术比赛醉拳、醉棍等多个项目的冠军。

　　书画俱佳并喜欢摄影的吴德功是才子群里的老大哥，年岁稍长，进入八厂的时间最早，看问题也敏锐，敢言敢为。“文革”轰轰烈烈时，他私底下说：“全国人都干着荒唐可笑之事。”

　　长相帅气的滑尔刚是张艺谋在八厂进行摄影创作中的御用男主角。父亲是蒙古族，跟着在陕西省歌舞团当演员的姐姐学表过演，他还有一副蒙古男子的好嗓子和不错的音乐修养。尽管厂里党总支书记经常找雷佩云谈话，要求他和张艺谋等人保持距离，但他无动于衷。

　　八厂的免费照相馆

　　“张艺谋在八厂待了约2500天。”雷佩云更倾向于用天来计算他和张艺谋一起在八厂的日子。

　　“有些事就是那么巧，仿佛冥冥中注定的。”得知张艺谋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消息，雷佩云和郝民权这些朋友会不由得想起，在张艺谋刚进八厂时，宿舍管理员把张艺谋的名字写成了“张银幕”。

　　张艺谋在负责住宿的工房科登记时，管理员问：叫啥？答：张诒谋。张艺谋在八厂一直用的名字都是“张诒谋”。1983年，张艺谋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被分配至广西电影制片厂。同年，其处女作《一个和八个》开拍。影片在咸阳上演时，八厂熟悉他的工友们才发现，“张诒谋”已经成了“张艺谋”。

　　在八厂的时候，酷爱摄影的张艺谋从未想过电影的事。1974年，“老大哥”吴德功因受一些厂领导排挤，自己联系了咸阳百货公司去干美工。临行时，吴德功问来送行的张艺谋以后有什么打算，张艺谋称自己早想好了，以后要开个照相馆，既能养家糊口，还能有个情趣。他向同样是摄影迷的吴德功发出邀请：到时候咱俩一起干。

　　张艺谋的“免费照相馆”其实早就开张了。在八厂的7年里，他为身边的朋友都拍过照片，而且经常是拍照、冲洗、放大一条龙地免费服务。

　　进厂时，张艺谋随身带的最值钱的家当，是一架他插队时买的“华山”牌相机，花了8块钱，是当时能买到的最便宜的相机。不到一年后，他用省吃俭用攒的工资，再东挪西借，买了架海鸥-4A相机，花了近200元。当时，他月工资不到40元。

　　在吴德功的建议下，张艺谋去厂外找暗室，并很快成功“公关”下当时咸阳设备最先进的两家暗室，把“公家设备”提供给他使用。张艺谋如鱼得水，摄影创作热情高涨，其后来的摄影和导演才华在当时就有所显露。

　　1974年秋，张艺谋给郝民权拍了张看不到新郎新娘正脸的结婚照。张艺谋领着二人，骑自行车走了30多里路，来到沣河上游一个叫闫家渠的地方。那里拦河修了一座大坝，水面宽阔。张艺谋让两位新人在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下，面河而坐，他从身后拍下背影。

　　买海鸥-4A相机后不久，张艺谋拍了幅《还我自由》。吴德功此前看到了法国电影《还我自由》的剧照，得知张艺谋有了新装备后，他让张艺谋拍拍看。张艺谋叫上雷佩云和滑尔刚，还有另外两位关系好的工友，再加上吴德功，来到厂区的土墙下，背靠墙面，让每人按照各自对自由的理解摆出神态。

　　几次尝试效果都不理想，张艺谋启动了“导演模式”。他走近5个人，说你们都是我抓来的地下党，现在要马上执行枪决，今后再也见不到父母亲人了，这个时候你们会想些什么。边说，他边退到了拍摄位置，而五个“面临死亡”的年轻工友也进入了角色。此时已是夕阳西下，张艺谋借用侧逆光按下了快门。

　　“我当时受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影响较多，死不能像狗熊，歪着头宁死不屈”。雷佩云翻出自己制作并珍藏的“艺谋摄影收藏集”，指着《还我自由》的照片说。吴德功是这些人中的大哥，非常沉稳，淡然处之。滑尔刚用侧身正视着枪口，视死如归。中间的工友双手一架，抬头望天，大义凛然。而最左侧的小伙年龄最小，“更渴望生存和自由”。

　　张艺谋不仅开了“免费照相馆”，还自建了一个“摄影图书馆”。他几乎跑遍了咸阳和西安当时的图书馆、新华书店，借阅或购买摄影书籍。有些书籍买不到，他就晚上熬灯夜战给抄下来。张艺谋曾不无自豪地对郝民权说，“咸阳市乃至陕西省所有图书馆关于摄影的资料都没有我这儿全。”

　　1978年6月，北京电影学院给陕西省纺织系统一个报考名额，陕纺系统下属13个工厂，不少都比八厂的规模大，但名额分给了八厂。

　　张艺谋最初犹豫，他觉得自己不会表演。郝民权、雷佩云这些工友鼓励他去报考摄影系。思来想去了几天后，他去找了当时已离开八厂的“老大哥”吴德功，从傍晚谈到深夜。吴德功给他分析利害，机会就一次，错过了就没了。去了，就算没考上，也就损失些路费，再就是回来面子上无光。

　　张艺谋精选了自己过去的100多幅摄影作品，按人物、风景、特写精心制作成三本影册。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路途。

　　63岁的新党员

　　八厂才子群的工友们没有想到，张艺谋去北京电影学院上学后，就再没有回来。

　　郝民权是唯一的例外。1986年，张艺谋在陈凯歌导演的《大阅兵》中担任摄影师。剧组在咸阳北部的一个景点取景，派人找到郝民权，让帮忙找二三十个群众演员，并联系车辆和食堂。为此，郝民权向厂里请了一个礼拜假。

　　八年没见，过去一头浓密头发的张艺谋剃了个光头。张艺谋向剧组的人介绍：“郝民权，我铁哥们。”

　　当和剧组一起吃饭、聊天时，郝民权意识到，张艺谋已不是当年的“张诒谋”了。“他和剧组的人聊的是日本的黑泽明、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而我只能跟他说说八厂的谁谁谁，咸阳的谁谁谁。”

　　郝民权继续按部就班地上着班，仍然每天雷打不动地练武，教徒弟，厂里有演出时，他继续上台唱歌演节目。直到1997年7月21日，一场严重车祸导致他双腿骨折，并夺去了他的一条腿。

　　才47岁，他不得不告别武术生涯。但他还可以唱歌唱戏，就连躺在病床上，也唱。唯一一次流泪，是老母亲来看他的时候。

　　不练武的他现在每天早上练字，他家的客厅里挂着数幅他自己写的字，其中一幅是：英雄独远，重剑无锋。

　　郝民权在八厂的经历亦有波折，但不曾想过离开。他共搬了11次家，其中一次，他一怒之下在厂里篮球场上搭了个帐篷，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住了18天。原因是，厂里觉得他父母家在城里，有房子，就不给他分房子。而他刚巧在厂里亲耳听到，厂长的儿子因为沙发没地方放，要求换大房子。

　　现在，郝民权的胸前总佩戴着一枚党章。就在去年，63岁时，他成了一名正式党员。虽然被很多同事笑话，但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以往遇到节日厂里组织演出，能唱能演的郝民权喜欢登台。却总被人说，你又不是党员，积极个啥。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就要入党。

　　郝民权63岁入党，入选了“感动八厂的10件事”。给他的评语是“身残志坚，人老心红”。

　　我写朋友张艺谋

　　雷佩云后来却被“组织劝说退党”。

　　在进厂的第二年，根正苗红、表现优异的雷佩云就入了党。由于不听领导的告诫，总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尽管工作出色，却屡遭人挤压。1984年，他选择了下海创业。

　　八厂的隔壁是一家纺织器材厂，其下属的劳务公司在西安办有饮料厂。雷佩云的一个朋友在那里搞推销，他也就跟着试试。他找到一个在饮食服务公司的朋友，两人曾常一起打篮球。朋友看了样品后，撂下一句话，给我拉一汽车来，当场付款。

　　这一笔生意，雷佩云提成了600多元。这是他当时在八厂一年的工资。

　　雷佩云打定了下海的主意。但他没有辞职，而是托了一个相熟的医生开了证明，办了“病退”。

　　做了一阵子推销后，他开始找朋友合伙办厂，做过饮料、眼镜、中药种植，但由于合伙总出矛盾，都没做起来。

　　雷佩云决定自己单干。他成立了咸阳食品饮料研究所，其实就是小汽水厂。配方自己查资料研究，有些设备也自己动手画图纸组装。

　　为了节省成本，他回到老家合阳县。县城里有现成的老房子，可以省掉房租。但那时候小县城里市场太小，做了三四年，没挣着钱。

　　这三四年里，由于人不在咸阳，他无法定期参加八厂党组织活动。领导劝他退党，他在意见栏字斟句酌地写道：我同意组织劝我退党。

　　再回到咸阳，租房子继续做。所长和工人都是雷佩云一个人，再招了些销售。多的时候一天挣一两千，整整做了八年。

　　后来，一些大品牌开始主导饮料市场，作坊经营开始难以为继。汽水卖不动，转做糕点和小吃，却都起色不大。

　　雷佩云第一次萌动了写书的年头，他想以研究所的名义来出关于食品营养学的书。陆陆续续写了六本。他不会电脑，全是手稿。但中途，他改主意了。

　　2006年10月，中央电视台为拍摄一部关于张艺谋的纪录片来咸阳采访，找到了雷佩云。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五次为张艺谋的事采访他。他突然醒悟，既然写书，为什么不写张艺谋。

　　雷佩云犹豫着写不写这本书时，也第一时间想起了去找吴德功。

　　吴德功有些担心，毕竟雷佩云连豆腐块大的文章都没发表过，但还是鼓励他写着试试看。最后，吴德功还成了这本书的校对和设计。

　　在书稿准备期间，雷佩云曾给滑尔刚打电话，问有没有相关资料。滑尔刚只交代了一句，书中别提我就行，挂断了电话。

　　2008年8月，《我的朋友张艺谋》带着墨香摆到了雷佩云面前，他担心的是，张艺谋会怎么看。通过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他将书转交给张艺谋的助理。等了一段时间，没有回应，他打电话过去问，助理说，张艺谋看到了书，并开玩笑，“封面上的照片怎么把他拍得那么漂亮”。但至今，这个朋友从没亲自给他打过电话。

　　2008年底，张艺谋在接受《综艺报》采访时提到，他最近看了一本书——《我的朋友张艺谋》，昔日工友的回忆录让张艺谋很感慨，“当年我们这些爱好文艺的青年里，很多人都比我有才华，但我有机会上了大学，命运从此改变，成为今天的张艺谋，而我那些朋友，现在只是普通的退休工人。”

　　这让雷佩云心里踏实了许多。在他赠送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这本书里，他托人打印出来的这段话贴在扉页上。

　　如今，雷佩云想联系一家境内出版社进行再版，并正式上市发行。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能有机会和张艺谋见一面，“如果能一起合个影，放到再版的书里，心里就踏实了”。

　　郝民权也希望还能和张艺谋见上一面。“虽然可能说不到一块儿去，但作为老朋友，还是想见见。”这时，性格爽朗大嗓门的他，声音突然低沉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