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曼
北京晚报3月1日报道
2006年，一首既童真又有民族特色的歌曲《吉祥三宝[微博]》随着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火遍大江南北，10年后，“吉祥三宝”一家人再次亮相猴年春晚，站在歌唱家布仁巴雅尔和乌日娜[微博]中间亭亭玉立的女孩儿立刻引来众多感叹，“当年那个小姑娘都长这么大了！”其实，很多人都认错了，10年前的小姑娘是布仁巴雅尔和乌日娜的侄女英格玛，这次的女孩是他们真正的女儿诺尔曼。去年5月，诺尔曼从流行音乐最高学府、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这位唱作俱佳的90后才女选择回到国内开始她的音乐人生。
和英格玛像亲姐妹
记者见到诺尔曼时，她刚从健身房回到家中，瘦瘦的身体包裹在一件宽大的外套里，柔软弯曲的长发染成棕红色，皮肤白皙，声音温柔，只有略高的颧骨透露出她的蒙古族血统。健身是诺尔曼在美国读书时养成的习惯，回到国内则有了另一种意义，“去年11月回国后，我一直都在跑来跑去，有一次演出期间感冒了，爸爸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作为演员经常需要现场唱歌，如果嗓子状态不好，对自己、对观众都不负责”，于是，坚持健身提高身体素质，成为诺尔曼回国后的第一任务。
今年春晚之后，很多人都把诺尔曼认成了英格玛，也有人一直以为英格玛是布仁巴雅尔和乌日娜的女儿，对此诺尔曼一点都不介意，因为这样的误会从10年前就开始了，诺尔曼也从来不解释，“英格玛比我小4岁，她从初中到大学都在北京，现在中戏读二年级，我们的关系很好，像亲姐妹”。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英格玛和布仁巴雅尔与乌日娜一起唱《吉祥三宝》？这还要从《吉祥三宝》这首歌的诞生说起。《吉祥三宝》是布仁巴雅尔送给诺尔曼的三岁生日礼物，也是弥补自己对女儿的一份亏欠。“听爸爸说我出生那年正赶上爷爷肺癌晚期，他一直坚持着等我出生，眼看已经超过预产期十几天，各种催产方法都用了，就是没动静，妈妈和我都面临很大风险，爷爷认定自己不走这个孩子就不会来，于是他偷偷把氧气面罩拿掉了。爷爷上午走，我下午就出生了”，诺尔曼说。对于布仁巴雅尔，这一天是大悲大喜的一天，经历了人生最痛苦与最快乐的两个极端，也因为这个原因，诺尔曼在三岁之前一直没有庆祝过生日，以至于她看到别的小朋友过生日时以为是在过年。布仁巴雅尔和乌日娜觉得这样对不住女儿，在三岁生日的时候给她买了蛋糕，诺尔曼这才过了出生以来的第一个生日。《吉祥三宝》这首歌的灵感就来自小诺尔曼的生活，当时他们住在中央民族大学的筒子楼里，从小就非常活泼的诺尔曼总是“噔噔”从水房跑到家中问这问那，于是旋律自然而然流淌出来。
诺尔曼说，《吉祥三宝》这首歌一直都是在家庭聚会时唱一唱，后来收录到布仁巴雅尔的专辑里，“当时录制的时候我已经上初中，不管从外形还是声音都没有上小学的英格玛更适合这首歌，于是就让她来唱了。”
其实，诺尔曼也同样具有音乐天赋，她不到10岁就开始创作歌曲，布仁巴雅尔和英格玛唱得感动了很多人的《乌兰巴托的爸爸》就是诺尔曼创作的，但是她更喜欢幕后工作，对于英格玛比自己名气大，诺尔曼不仅不嫉妒不失落，还特别高兴，“我就喜欢在大街上骑着车唱着歌，还没人认识我的自由自在的状态。”诺尔曼说这么多年英格玛倒是承受了很多压力，“她从小就成名，边上学边演出，有追捧，也有被冒犯，比如有些不懂尊重孩子的成年人会用力拽她，小英也许不知道那些叫压力，但她有时会跟我说，‘姐姐，我害怕那些大人’。”
婉拒了“好声音”邀请
诺尔曼16岁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收录了她8岁到16岁的原创作品，当时乐评人科尔沁夫[微博]建议她大学去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当时诺尔曼一下子被吸引了，从初中就下定决心要读伯克利音乐学院，高三报志愿同学们都报了最多十几所学校，诺尔曼只报了一所，就是伯克利音乐学院，对于女儿孤注一掷的做法，布仁巴雅尔和乌日娜没有干涉，“我的路都是自己走，父母从来不帮我铺路，我决定一件事，他们就支持我。”
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入学面试时，诺尔曼找了当地一位拉马头琴的叔叔，自己穿着蒙古袍唱了一首长调。诺尔曼心里很忐忑，没学过乐理，英语也不是特别好，又是蒙古族，怕自己太特殊，没想到她的出现让校方眼前一亮，他们说伯克利就需要这样不一样的学生，越多元化越好，于是诺尔曼成为了当年伯克利音乐学院唯一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学生。
也是到了伯克利之后诺尔曼的民族情感才渐渐萌发出来，“我一直在城市长大，不会写蒙文，排斥穿蒙古袍和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结果在国外上学第一年回来就做了一个决定，自学新蒙文，现在冬天我也会穿着蒙古袍在大街上走。”
毕业后诺尔曼选择回国，她的梦想依然是做幕后，希望写歌给别人唱。不久前，《中国好歌曲》、《中国好声音》等综艺节目也找到了诺尔曼，都被她委婉地拒绝了，“我不是不想去，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虽然我已经写了180多首歌，但是参加选秀需要一鸣惊人，还没有那份自信，我想好好创作一些更成熟的作品，并且靠自己的实力获得认可。”
诺尔曼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理想，作为创作人，她想推动中国著作权和版权的保护，“我们的上一辈觉得自己的歌有人唱就很高兴了，并没有保护版权的意识，或者害怕因为版权保护影响歌曲的传播，从长远看，版权保护是让音乐延续生命力的做法。”诺尔曼一直记得在伯克利音乐学院上版权课时，老师嘱咐他们，不管走到哪里，作为伯克利的人，要带动身边的人关注版权，这样做音乐的人才能活下去。
本报记者 罗颖 文并摄
手记
在城市长大的草原孩子
在与诺尔曼交谈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她有超越年龄的成熟，独立、有主见，这全部来源于她的家庭教育。记者注意到，在采访过程中，诺尔曼父母自始至终都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干涉女儿，更不担心诺尔曼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诺尔曼说，父母对她的教育完全遵循草原传统，对孩子是散养的，任何事情都让孩子自己做主并尊重她的选择。于是诺尔曼从小生病了都是自己去医院挂号开药，自己决定上哪个学校，中考后她觉得太累了，就休息了一年，高中毕业后又休息了半年，对此她的父母没有任何意见。诺尔曼还记得10岁时写了一首歌《小羊羔》，自己找了妈妈的朋友录伴奏带，唱和声，还把调音师录音师都找好了，然后给乌日娜写了张贺卡，需要她支援500元钱，乌日娜痛快地给了钱，让诺尔曼把歌录出来了。
不久前，诺尔曼写了一首歌《感恩大自然》，尽管在北京出生，北京长大，也有城市孩子身上的毛病，她还是把自己归属为“草原孩子”。如果北京的事情不忙，她就回海拉尔的家。但是诺尔曼也有困惑，“我无法在草原上生活，站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我会很无助，因为身边没有了电子产品和书，一下子不知道要干什么了。”这样复杂的情感也许会一直伴随着像诺尔曼一样在城市长大的草原孩子，但他们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归自然；我相信老天爷在看着我做一切事情；我相信心地善良，好人有好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