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燕说：我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只有60块钱，如果我在美国这里有所丢失的话，最坏也就是丢掉全部的60块钱罢了，那我还怕什么？

　　前天，和罗燕通电话的时候，她正在上海为电影《庭院里的女人》做配音。电话那头儿声音沙哑、疲惫不堪。也难怪，这部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独立制片人的好莱坞主流电影(影片由美国环球电影公司全球发行)，让罗燕操了不少心，也因此为中国人成为好莱坞影片艺术及经济主管(国内称制片人)开了个头。

　　昨天，见到罗燕的时候已过午夜，这个当年因主演《女大学生宿舍》和《红衣少女》而成名的演员仍然是银幕上的那张脸，只是眼光更加锐利。雪静悄悄地下，黑夜在罗燕不经意的往事叙说中溜走了……

　　我从小就没和父母在一起，我的父母他们都在新疆。我是和外公、外婆一起在上海长大的。从小到大，我基本上的家庭教育都是他们给我的。他们灌输给我的理念是“人一定要念书的”。

　　12岁的时候，外公被整死了，16岁的时候，我就去纺织厂做工了。

　　也可能是因为家庭教育的关系，我一直很看重知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甚至自己请了老师到家里来为我讲课。这些课程我真的是靠自己给自己压力念完了的。但是，化学方面我只念了一部分。后来，大学开始考试入学，我就报考了戏剧学院。

　　考戏剧学院的时候是“文革”后的第一年招考，也就是七七级。我记得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很好，我想我一定要拿下这场考试。我后来果真拿下来了。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没有任何后门和关系给我提供方便，即便是当年选中我演电影《女大学生宿舍》的时候，也是完全公开招选的。

　　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上海人艺。工作了五年之后，就出国了。

　　去年，上海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指着我在洛杉矶的家问：“你十几年前，曾梦想过住这样的地方吗？”在我后期剪辑、声音、动效制作的工作室里，他又问：“你一个中国女人指挥这些美国大男人有什么感想？”

　　十几年前，在我离开中国，口袋里只有60美元的时候，我的梦想里，没有那么具体，也不能想象。说来，决定我出国的原因很多。主要是长辈的教育使我盲目地崇拜知识。因此，当演完一些电影、话剧后，感觉自己的“已知”基本全“输出”给观众了，急于寻找新的“补充”。从当时看过的一些“参考电影”、外国戏和资料介绍，似乎只有出国才能更新知识结构。

　　在演完《红衣少女》后，我将获奖后发给我的800元奖金，送到上海外语学院出国人员培训中心交了学费，学了半年的英文。

　　我到美国拿到的是俄亥俄AKRON大学的奖学金，我是在中国考了托福之后拿到这笔奖学金的。我的托福考得并不好，只有510分。

　　刚到美国的日子不好过，那时一天要干12小时，六天班干下来，休息一天要给房东吸尘、洗厕所、洗衣服、洗碗。

　　记得刚在餐厅打工时，早晨起床，手都不能把自己撑起来，因为所有手指关节全肿了———那是端菜十几小时的结果。走太多，脚背发炎，动一下都疼痛难忍，那时的日子，天天反复数银行仅有的几百元血汗钱，三四年不敢买一件衣服、一个首饰、一本书。

　　餐厅里有人来吃饭认出我。我却觉得他们在谈一个我熟悉的陌生人，恍如隔世。美国对于80年代的中国来说，的确像是另一个星球的世界。

　　舞台、银幕、中国，如同烟雾，那么的遥远。但是，我从没失望过，在这点上我很不现实。

　　第一次，我在波士顿大学的戏里参加学生演出走台，对光。我提前到了，台上没人，我从侧幕走到台中央，想看看有多少座位。突然地泪水不听话地往外涌，美国同学们开始进场排练，我咬牙忍了又忍，怕自己失控。也就是从那天起，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地热爱演戏，它竟已悄悄地潜入我的下意识，进入了我的血液。

　　在我读硕士生的三年里，当过女招待、保姆、钟点工。常常为某一地方打扫办公室到凌晨三四点才在冰天雪地的黑夜里回家。上午八点半已坐在教室里听一半英文听不懂的专业课了。人的忍受能力，实际比自己的意识大很多倍。

　　好不容易读完硕士，还得门门考B＋以上，不然奖学金就失去了，失去奖学金则意味着失去学生身份，没出路。

　　今天，有人问过我，你当时为什么不找个富人嫁了，就不用那么苦了。我的答复是，穷到连灰尘都不如的时候是没有美丽可言的，也不会真有什么富人娶灰姑娘之说的。知识、能力不具备，嫁富人改变不了什么，何谈精神自由？

　　我为自己最终能从事所热爱的职业，又因此而获得一份不薄的报酬而高兴。幸福真是来之不易！

　　当然，我从来没有忘记我还是一个演员。在美国这么多年来我也在演员的道路上发展过，可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这行对我来说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做演员实在是在电影这样一盘大棋之下的一个小棋子。在电影厂，在一个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演员实在是很渺小，但是观众看到的他们很大。如果你是一个制片公司、制片人，如果你有钱，你就会有好导演、好演员，你会雇来的。当然你如果不能雇好的，也可以雇差的，但是你总是会让这件事情发生，这不是一件难事。而演员就很难让这件事情发生，他们的位置太低了。因为这个原因我愿意站在一个主动的位置上，我可以做演员，也可以不做。事实上我们公司现在搞的几个戏中我都会有演出，但是我演起来心里会很轻松。美国有很多这样的女演员，比如朱莉.福斯特，她又是制片又是演员，芭芭拉.史翠珊，又是导演又是制片又是演员，这并不奇怪。

　　当年到美国之初，我曾想做一个好演员，希望能够有一些机会演出好的角色，这是我当时的全部目标。但是现在的我已经完全离开了这个目标。每个人都是会死掉的，所有有钱人和有名望的人也都是会死掉的。人也是会有梦想的。现在的我在做一个关键决定的时候常常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明天就要死掉了，或者明天我就要60岁了，就要退休了，我会怎么样来决定这个事情，我会不会后悔？如果我不会后悔，我知道我该怎样做。

　　罗燕15年的美国经历，造就了她在好莱坞今天的地位。她目前所做的事业是许多到美国来发展的中国影视人千百万次憧憬到却完成不了的事情，是一个直接而遥远的构想。很多人都会谈到这类的构想，谈时，大家都被说得兴奋莫名，激动得整晚不睡。但是，过后又都只字不提了。

　　罗燕不同。她说自己一直这么“千万次地重复，不停地搞，多少年下来就行了”。文／本报记者 姜薇 图片提供／查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