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在澳大利亚苦读计算机的时候，冯巩就说：“你呀，早晚是干我们这行的。”

　　马东有个鼎鼎大名的爸爸———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本来以为子承父业，马东也能说一口好相声；他却说，我爸爸连一句词儿都没教我。原来，马老先生在演艺圈摸爬滚打几十年，对个中酸甜苦辣了解得太多太深，他不希望儿子步他的后尘。可“儿大不由爷”，马东最后还是违背父亲意愿，踏入文艺圈，倒是应了老爸徒弟冯巩的预言。

　　马东到《挑战主持人》当主持，可没沾老爸的光。是导演想让主持人和挑战者、嘉宾互动，才选了这个能说会道的男主持。马东主持第一期的时候，观众还挺不买账。理由很简单：长得不怎么样嘛。可几期看下来，观众对形象的抱怨几乎没有了。马东自嘲：“看惯了，丑都不觉得了。”可熟悉马东的人知道，是他的阅历、学识征服了观众。

　　马东在澳大利亚漂泊8年。

　　1986年，马东高中毕业。妈妈的一个朋友说可以帮他出国留学，征求父亲马季的意见，马季顺口说：“出去看看也好。”没想到朋友当了真，很快办好了一切手续。马季这时倒有些犹豫了，他对儿子说：“你自己决定吧。”

　　18岁的马东想出去闯一闯，特别痛快地说了声：“去！”

　　家里为马东出国，几乎倾家荡产才凑足3万元人民币。兑换成1万澳元，其中5000澳元作学费，5000澳元作生活费。马东从此没问家里拿过一分钱。洗盘子、端盘子、油漆工、清洁工都干过。可这些赚钱都不多，马东在考上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计算机系后，发现了一个收入不错的行当。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很小的皮作坊，他们把袋鼠睾丸的皮子揉软，做成女士的小手提袋。这种工作当地人都不屑去做，当然薪水比较高。从此，每个假期，马东都是在那个酸臭的作坊中度过的。

　　和每个远渡重洋的人一样，语言是个大关口，何况马东高中学的是日语。他每天连睡觉都开着电视，号称培养语感。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租经典电影录像带，每部电影看上十廿遍。马东说：“现在我还能背不少台词。”还有个办法是请房东———一位大学教授每天讲解2个小时英文，作为交换，马东负责给他17岁的弟弟讲除法。他的学生可没有马东那么用功，根本不觉得不懂除法有什么不妥。上课5分钟，准问：“课结束了吗？”

　　马东在澳大利亚早拿到了绿卡，毕业后还有了一份IT业不错的工作，每天的薪水和父亲每月的薪水一样多。可马东并不快乐。他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计算机，我的梦在艺术里。”1994年，他决定回国。父亲马季虽然十分吃惊，可是没有阻拦。

　　1995年马东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拿下了第二个学位，从此踏入文艺圈。

　　1999年年初，马东接手湖南卫视谈话类节目《有话好说》，这个节目收视率很快跃升为湖南卫视第三。父亲一反以往，对儿子的节目很关心，期期必看，然后打电话告诉他“最直接的感觉”，毫不客气。马东说：“记得做第一期节目前，爸爸给我讲出镜感，讲站相，讲为什么要提气，甚至具体地告诉我手应该放哪儿。我长得很像父亲，父亲胖，我也胖。但父亲仍然不忘嘱咐我，经常出镜一定要控制饮食。”最近，因为某些原因，《有话好说》停播了，马东立刻被央视挖走。

　　听马东讲马家趣事

　　“枣核啊，这么小”

　　我出生在1968年12月25日。这一天，对西方人来说是个喜庆的日子，对我来说却不怎么妙。我出生前，父亲就成了“反革命”，正挨批斗。为了怀孕的妈妈有人照顾，姥姥提前将她叫回了哈尔滨老家。我两个月大时，妈妈不放心挨整的爸爸，决定回北京。为了让幼小的我能抗住火车上30个小时的严寒，妈妈里里外外给我裹了不知多少层。那天爸爸被特批半天假，从火车站把我们接到家里。他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襁褓剥开一层又一层，一直剥了十几层才见到只有六七斤重的我。看到儿子那么小，身处逆境的爸爸仍不改往日的幽默，说了句：“枣核啊，这么小？”

　　“逮着了吗？”

　　我爸爸团里有个小伙，特别毛糙，他每到之处，不是撞这就是碰那。有一次他们几个人到我们家玩，那个小伙子突然站起来要去厨房干什么。他刚进去，屋里的人就听到厨房里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甭说，肯定是盘碗都砸了。大家有些紧张地看着我爸爸，怕他生气。谁知他慢悠悠地朝厨房喊了一句：“逮着了吗？”(指老鼠)大家全笑了。

　　“我说怎么旧了”

　　前几天父亲买了部新车，我回家的时候就发现了。刚巧他在和客人谈话，我没言语，自己悄悄上了车先兜了一圈。我回来时，客人刚走，父亲拉着我说：“知道吗我买新车了。走，看看我买的新车去。”我说：“我知道。”“你知道我这新车性能有多好？”他有些得意地望着我。“知道，”我故意淡淡地说，“刚才我已经试过了。”“噢，”他煞有介事地围着车转了半圈，回头说：“我说我这车怎么就旧了。”(文/本报记者姜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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