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壮壮 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
马可·穆勒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坏人”。他这人特别热情，做事也非常投入，但就是太意大利味儿了。有时候你会经常找不到他，或者答应你的事没有下文。当然这个也不算缺点，可能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挺潇洒的吧。他又是一个中国通，你什么也蒙不了他，所以说他是一个“坏人”。
我认识穆勒是1980年左右，当时我一个搞电影的香港朋友跟穆勒一起在都灵搞一个关于中国老电影的大型活动，特别轰动，在世界引起关注。他们来北京做筹备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穆勒。那时我还是学生，跟张艺谋、陈凯歌是同学。他差不多是中国第五代导演在电影方面遇到的第一个西方人。
当时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交往，直到我拍《盗马贼》的时候，他希望我把片子送去威尼斯电影节，并且向贝特鲁奇推荐了这部片子。但当时我还不懂这些东西，所以就没有寄去。那是我们第一次工作上有交往，那时候我才知道他在做电影节，那之后差不多每年都有往来。后来他做过各个电影节的选片人和主席，虽然我们工作上一直没有过合作，但他每次来中国都会来找我，就像好朋友一样，他会问我一些中国电影的事，我也会帮他推荐一些中国电影，还请他看。
他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怎么说呢，这么多年，跟政府也是风风雨雨的，但作为此君来讲，对中国电影贡献重大，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影的推广。当时有几个人，澳大利亚的白杰明，还有英国的汤尼·雷恩，再一个就是穆勒，这几个人一直在推广中国电影。有人说他们是吃中国电影饭的，其实这么讲是狭隘的，他们是一直在做中国电影的推广。从心理上来讲，他们的确也是很喜欢中国电影的。
我觉得归根结底吸引穆勒的还是中国文化。他在中国读书时看的都是二、三十年代的电影，都是非常精彩的作品，当时那些电影可以说是震惊世界，不可能不吸引他。后来第五代的产生和整个中国电影的崛起，是从80年代他们接触中国电影到90年代，这段10年的时间，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是一个特别辉煌的时刻，所以穆勒会很喜欢中国电影，为中国电影做事，这是非常正常的。
穆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电影有自己的态度和原则，他对电影本身挺有自我的判断，不会去追随电影的“政府风潮”，或按照风潮的要求去衡量电影的优劣。
张元 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
第一次见马可·穆勒是在1990年，我刚拍完我的第一部电影《妈妈》，在香港电影节上遇到了他。那时候他是意大利庞萨罗电影节的主席，过来参加香港电影节并且选片。我们一起看电影、聊天，电影看完后就成为好朋友了。
从我的第二部电影《北京杂种》开始我们有了最早的合作，虽然那部片子他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确实是给了不少帮助。那时我们接受了法国的南方基金赞助，在法国进行电影后期制作。穆勒当时已经是瑞士洛加诺电影节的主席，他向意大利贝纳通全球电影制片公司推荐了我们，《北京杂种》因此得到了贝纳通公司的赞助。最后这部片子获得了洛加诺电影节特别奖。
1998年我拍摄《过年回家》时，他正式担任了制片人。除了电影节主席，他同时担任很多影片的制片。他自己有一个电影公司，专门制作一些艺术性较强，或者是他欣赏的导演的影片。例如伊朗电影《黑板》(2000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斯洛文尼亚电影《无主之地》(200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等。今年我的新片《看上去很美》还是由他担任制片人。
我眼中的马可·穆勒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人。可以说，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他选择了中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12部影片参加电影展映单元，其中就有我的《妈妈》。在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之际，选择这么多的中国电影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推出，而且花很多钱把一些中国老片重新制作、整理，这些都是大家看在眼里的。
很多中国电影导演，比如张艺谋、陈凯歌的很多电影都是他推荐出去的。当然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他也非常支持，除了我，去年做威尼斯电影节主席期间，他还选择了贾樟柯的电影。身为一个电影节的主席，最大的特权就是可以选择他所喜欢的影片，选择他欣赏的导演。在这些方面，他有他独特的眼光和敏锐度。
程青松 影评人
我与马可·穆勒没有接触过，知道他也是这几年，尤其是他到威尼斯做电影节主席之后。
其实西方的电影评论家对中国电影评论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各自讨论的电影不是一个范畴内的东西。马可·穆勒同样是一位向国外观众介绍中国电影的著名影评家，影评家的眼光对还不广为世界观众知道的中国电影来说，是很有影响的。不过，我想说得更准确一点，即使如此，他的眼光也仅仅代表他个人的眼光。不代表全世界的影评家。
至于他所说的“文革”时期电影的所谓“集体导演”，实际上，导演的创作是为政治服务的，个人的创造性不允许突出，个人的作用就是革命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我想他指的还主要是样板戏电影，是违背电影美学的一种全面为政治服务的电影。那个时期的中国电影的产量极其少，在很长的时间里，观众只能看到8部电影，翻来覆去地看，精神生活极度匮乏。对马可·穆勒而言，也许他的童年曾经经历了法西斯政府统治的时期，所以他能理解那样极端的电影。但是，他是否完全理解中国的老百姓在那个荒谬年代的经历，我觉得还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孔雀》，他能懂得里面的人物的内心吗？西方人对“文革”的理解和中国人对“文革”的理解，肯定是有偏差的。
今年是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有特别的介绍和专题放映。我想，这不是一个个人所能决定的。不过，仍然感谢马克·穆勒把中国电影介绍到国外，这是一个影评人应该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