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庭院里的女人》让赛珍珠再一次进入了中国人的视线。这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群芳庭》的影片，集结了美国影星威廉.德福、香港著名导演严浩等中外明星，是好莱坞第一部由中国人任独立制片人的主流电影。该片将于本月22日起在中美同时上映。

　　影片讲述近代闭塞的中国某江南小镇，大户人家的吴太太冲破藩篱，与在当地办孤儿院的传教士安德鲁相知相爱，最终演绎出了一个凄婉的情爱故事(右图为剧照)。唯美、浪漫的拍摄与人物演绎以及推动情节发展的激情与悲怆两相交替的音乐，共同烘托出原著和影片表现的隐忍、挣扎及爆发的爱与反叛。

　　制片已经不好做了，何况女制片人。在好莱坞，屈指可数的几个女制片人如朱迪-福斯特、芭芭拉-史翠珊身兼导演、制片、演员许多身份，但在此之前她们都获得过奥斯卡与票房的双重认可；年轻一代的如索非亚-科波拉的父亲是因导演《教父》系列而声名远播的弗朗西斯-科波拉，德鲁-巴里摩尔则是从几岁的时候就出演斯皮尔伯格的巨片《E.T》并在好莱坞摸爬滚打起起浮浮十几年才在2000年获得了《霹雳天使》这样一次成功的。偌大的好莱坞，制片人不计其数，有了一席之地的女制片人也只有这三四个，很难就此说好莱坞的性别歧视，这纯粹是好莱坞环环相扣的巨大流水线机制决定的。

　　而罗燕是好莱坞制片人中的第一位华人。“红衣少女”变成女招待

　　1986年，因主演《女大学生宿舍》、《红衣少女》等影片而在国内观众内心留下淡淡痕迹的罗燕赴美留学，此时，她口袋里只有60美元。刚到美国时，她一天要干12小时的活，给人吸尘、洗厕所、洗衣服、洗碗。读研究生的三年内，她继续当女招待、保姆、钟点工，最终获得了波士顿大学艺术硕士学位。

　　“到美国之初，我曾想做一个好演员，希望能够有一些机会演出好的角色，这是我当时的全部目标。”一段时间之后罗燕这样与自己对话：“每个人都是会死掉的，所有有钱人和有名望的人也都是会死掉的。人也是会有梦想的。如果我明天就要死掉了，或者明天我就要60岁了，就要退休了，我会怎么样来决定这个事情，我会不会后悔？如果我不会后悔，我知道我该怎样做。”

　　在好莱坞待了一阵子，罗燕得出了一些结论：“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做演员实在是在电影这样一盘大棋子下的一个小棋子。在电影厂，在一个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演员实在很渺小，但是观众看到的他们很大。如果你是一个制片公司、制片人，如果你有钱，你就会有好导演、好演员，你会雇来的。当然你如果不能雇好的，也可以雇差的，但是你总是会让这件事情发生，这不是一件难事。而演员就很难让这件事情发生，他们的位置太低了。因为这个原因我愿意站在一个主动的位置上，我可以做演员，也可以不做。”

　　就这样，罗燕开始了她的制片之路。对于许多试图进入美国主流电影层面的中国人来说，当制片是一个艰难但前途无量的选择，很多人都曾经像罗燕一样热血沸腾过，很多人都会谈到这类的构想，谈时，大家都被说得兴奋莫名，激动得整晚不睡。但是，过后又都只字不提了。罗燕如是说，温润的脸上映出一丝坚毅。制作《庭院中的女人》

　　罗燕这次回国，带着她制片、编剧、主演的电影《庭院里的女人》，她个人作为美国环球电影公司、美国银梦电影公司及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关影片的惟一法人代表。

　　作为自己影片的制片，罗燕同样丝毫不能含糊：“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考虑手里有多少东西，有多少钱、多少材料，像斯皮尔伯格都要考虑的，就别说我们了。艺术是跟钱成正比的，有了钱才能请来大艺术家，才能布更好的景。我们的资本运作也是好莱坞操作，我们的钱是融资来的，不是私人的钱。在好莱坞，傻瓜才用私人的钱。”

　　好莱坞的游戏规则是：做合同时已经提供了整个制片的细节。电影公司掌握的细节跟保险公司的是一模一样的。买主跟保险公司是一样的，一切都是全线透明的。只有这样，才有人给投资。

　　作为本行，罗燕在剧本方面具备相当的自信，剧本完了就拿出来了，向四个买主都散发，等待愿者上钩。

　　“当时具体的商业操作方面的全部都有了，策划是很早就出笼的，你不出笼他怎么买呀。他拿到你的策划报告全世界咨询，因为你也有预算，他拿到你的详细预算就测定你，然后要问你一些问题，完了以后再开始跟你谈判。谈完了你拿着合同就可以进银行拿钱了。从散发资料到谈成到从银行拿出钱花的时间不是很长，谈完以后拿出钱就很快了，就只是一个操作问题了，贷款合同、贷款文件，那都是律师楼就可以干的事情，两个月就完成了。谈判的过程比较长，他做市场调研花了两个月，我们谈判谈了6个月。因为律师做合同也要花时间。我们1997年完成剧本，1998年6月把合同全签完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时候电影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只是操作了。生产了1年多以后，去年我们交了货。”

　　罗燕说：“这部影片实际的投资是8000万人民币，但是我不希望在报纸上披露这个。电影实际上没有价的，有的只是市价。”她已经很好莱坞了。真正主管好莱坞的人

　　“这一届金球奖颁布刚完毕，环球公司的一位负责宣发的副总裁，我们在办公室里看见他那里有一束很漂亮的花，他说这是朱丽娅.罗伯茨送的，昨晚她得了奖，要谢谢他。大明星们也要拍制片人们的马屁。”

　　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好莱坞这样一个纯商业的地方是不能像法国一样追求艺术性或者像中国一样作坊式生产的。今天《黑客帝国》的中国功夫挣个盆满钵满，紧跟着《碟中谍Ⅱ》、《霹雳天使》都会请袁和平教演员几招；美国夏季电影档期永远是动画片、恐怖片、科幻片这几种电影的天下，根本没有什么改变的余地。每年大量形形色色但又类似的电影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这其中，制片起了重要的作用。

　　罗燕这样形容自己的同行：“他就是个商人，至于艺术，这不是他的事，而是导演、其他人的事。对他来说，电影长什么样他根本不在乎，明星是他们的产品，是他们卖的，其实他们才是真正主管好莱坞的人。”虽然这种形容多少有点“血淋淋的剥削”的味道，但作为好莱坞流水线上的关键一环，谁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

　　“好莱坞的管理人员有四层，有总制片、执行制片————他们有一群，相当于一群副总裁，负责财务、法律、生产等等，这三个是主要的，因为电影的主创人员全都有个人合同，全都有细节的规定，一个演员的合同都至少达到上百页，而且每个演员的合同都不一样，执行制片都得看。第三层管理是现场制片，相当于生产厂长，负责把‘部门负责人’找来：道具组长、服装组长、照明组长等等，与他们谈判合同，组长再去谈他的组员，之后再合并合同，按周付钱。第四层管理按中国叫法叫制片主任。他们实际上就是工头，车间主任，监督大家生产。”

　　对于一个中国制片人来说，要操心的地方还要多：“简单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把工作撂下而你不能，人家干不到的事情你要去干，这就是感想。”

　　无论如何，相对于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生产流程的电影业，罗燕虽然做得累，还是觉得好莱坞的电影生产体系要合理：“美国做电影有一套流水线，中国连这个流水线上的工种都是缺乏的。”

　　“中国的电影业则是远远落后于国内其他所有的行业，因为电影的门槛很高，必须懂电影又懂操作，中国的制片主任由于不懂艺术不懂电影，只能听导演的，成了导演的跟班或者财务员什么的，没有自己的脑子。我们这次的制片是张艺谋的制片，他就说没有想到原来制片有这么大的权力。这种导演中心制的缺点在于，导演应该集中做艺术，如果他不集中精力做艺术的话是做不好的。”

　　一个生产模式，只要形成规模，上升为产业，就必定要接受“资本为王”这一现实，通俗而酸溜溜地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这不是一道是非题，而是一道代数题，预算、票房、明星、贷款，一个环节算错了，这个制片人也就没法翻身了，即便大牌到詹姆斯-卡梅隆这样的导演，他做《泰坦尼克号》也必须谨小慎微，虽然他投入的是天文数字，但如果他不给影片加入足够的商业片要素，不能煽情煽到火候，他也不敢这样投入。当年弗朗西斯.科波拉拍完《教父》后一片喝彩之声，任由自己性子拍了一部大排场的探讨越战以及战争之下人性扭曲的电影《现代启示录》，虽然在欧洲得到了好评，但在好莱坞则是票房惨败，连奥斯卡也没有得到，科波拉为此拍了很多电影才把债还上。

　　罗燕认为：“目前的世界已经不是十几年以前了，目前是商业性很强的电影也是艺术性很强的电影。就像梵高与今天的画家比，梵高的结局只会是那个年代的产物，今天只要是个好画家，他出炉就会被大家认知。因为现在信息的传播很迅速广泛，不能得到传播的是因为它不流行，共鸣的人很少，要想指望过十几二十年再来传播，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南方周末信海光 张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