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尤小刚更像是文化商人。这顶红帽子，他本人似乎也更乐于戴在头上。作为导演，尤小刚有着强烈的商品意识，有着对市场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早在1992年就投拍了100集的《京都纪事》，成为国产电视剧率先进入市场的一种标志。他按市场规律进行运作，十来年获得了大面积的丰收，包括《欲望》、《白色陷阱》、《非常接触》在内的多部长篇剧，既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也形成了经济上的良性循环。作为中北电视艺术中心主任和中北电视艺术公司总经理，他不断调整与完善内部机制，适应市场需求，将“中北”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制作发行公司，并且“承担着对电视剧规模化生产起到示范作用、对电视剧市场规范化操作起到探索作用、对中国电视剧怎样满足海内外市场需要的规律起到发现和实践作用的任务”。尤小刚的“商人头脑”，最突出地表现为他的前瞻性，面对中国即将入世，国际资本肯定会涉足我国电视节目制作业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他迅速作出判断，并由“中北”牵头，联合全国其它20几家有实力的电视剧生产、制作、发行机构，成立了A-A新概念电视剧产业策略联盟，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化生存条件，以期赢得更大的市场占有率。

　　国庆节前夕，尤小刚率《凤在江湖》剧组全体人员从无锡外景地班师回京，征尘未洗，又抓紧这部戏的后期制作，同时筹备拟于本月18日在京召开的A-A新概念电视剧产业策略联盟第一次联席会议。在“中北”总经理办公室，我见到了这位大忙人。屁股还没坐稳，他就迫不及待地让我观看《凤》剧的样片。剧中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打斗场面、江湖少侠与女剑客的真挚爱情，以及演员色彩鲜艳的服装和青春俊秀的面庞，都大大增加了剧作的可视性。“妥了。”我对小刚说。这句话我也曾在观看《还珠格格》、《牵手》样片时分别对制片人和主创人员说过。“咱俩的访谈就从《凤在江湖》开始吧。”

　　-仅仅9幅剧照、一本画册，《凤在江湖》就卖了一个大价钱。

　　记者：如果说张艺谋拍《英雄》是基于他的英雄情结的话，那么，据我了解，你执导《凤在江湖》并非为了想宣泄心中的某种情绪，而是考虑市场与受众需求。但因古装戏近年来有泛滥成灾的趋势，观众也就愈发地挑剔，特别是央视的《笑傲江湖》，一开播即遭到媒体的猛烈抨击。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北”投资1600万拍摄《凤在江湖》，应当说，是承担了很大风险的。而你在开拍前就表现得胸有成竹，请问，《凤》剧靠什么去赢得观众？

　　尤小刚：《凤在江湖》是一部反古装戏观念的古装戏，也是一部观照现实的古装戏。古装戏对忠奸善恶基本上沿用的是三纲五常、君君臣臣这一封建道德的评判标准，故事也多是依照这样一个标准来结构的。《凤在江湖》不是，它把人文色彩、浪漫情调引进了古装戏的范畴。剧中六对身份各异的年轻人，他们天性对美的追求、对真和善的追求，与今天的年轻人抛弃名利、地位去追求真善美是完全一致的。与其说它是中国的古装戏，还不如说它是欧洲莎士比亚的戏剧。所以，这个戏会很好看。《还珠格格》的成功在于反传统，写了一批叛逆的年轻人，《凤在江湖》也写了一批叛逆的年轻人，所不同的是《还珠格格》是在一个老皇上的庇护下年轻人所演绎的叛逆故事，《凤在江湖》则是年轻人自己当了皇上、并且在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之后，如何战胜自我、如何互相之间形成了激烈矛盾、又重新理解的真情故事，特别能够赢得青年观众的喜欢。

　　这部戏投资大，收入也不菲，在今年6月的北京电视周上，仅仅9幅剧照和一本画册，就全部订购出去了。中央电视台国际公司以预投预购的方式、2.5万美金一集包下了海外发行。可以说，《凤在江湖》标志着“中北”在电视剧市场化的开拓上又走出了新的一步。

　　-他们都具备了成为明星的基本条件，《凤在江湖》让他们有了出名的机会。戏一播，他们就会变成年轻人心目中新的偶像。

　　记者：张艺谋起用了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等大牌明星来演绎《英雄》，为了保他的票房。而你却用了一批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演员，这对于1600万元的大制作来说，不可谓不是一步“江湖险棋”。虽然前有《红楼梦》、后有《还珠格格》这样成功的先例，但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言，“荣、宁二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尤小刚：发现和培养新人，这也是市场与受众需求。刘蓓、王志文、江珊、盖丽丽这拨人不都是在《京都纪事》、《爱你没商量》、《过把瘾》那几部戏里出来的吗？社会氛围、媒体宣传和他们拍的戏，造成了后来的明星效应，恰恰那是一个缺明星的时代。现在，严格说起来，又到了一个演员的断层期。

　　《凤在江湖》除周里京和曹颖外，我们大胆地起用了一批新人，突出的有戴娇倩、赵鸿飞，我相信这部戏一播，他们就会变成青年人心目中新的偶像。他们都很年轻，戴娇倩只有20岁。我们的演员从学校毕业后，再寻找到机会，成名时一般都二十六七岁了，这对电视剧表演的机制是个障碍，演员应该在他(她)最青春焕发的时候就能够被发现，这样他(她)的艺术生命就会比较长。

　　记者：《凤在江湖》有没有让这些青年演员练手的用意？

　　尤小刚：我不能拿1600万练手啊！我们在4000人中间反复挑选了6个，要求他们有一定的表演经验，具备了成为明星的基本条件，但是还没有一部适合他们的戏让他们出名。挑出来后，我们让他们远离城市，在延庆封闭训练了3个月——唱、念、做、打。所以，你看到了，这部戏打得非常漂亮、非常飘逸。

　　这6个人，他们都演过戏，演过主角，只是还没有谁敢在一部大投资的戏里让他们担纲。但从一个成熟的制片人的眼光来看，要敢冒风险。实践证明我们这个风险冒得值、冒对了。戏还没拍完，仅仅看了几幅剧照，国内和境外的交易就做成了，而且他们是用一流的价格买下的。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样的形象和这样的造型，肯定能产生效应和效益。

　　《凤在江湖》的操作，还让我们获得了演员储备，这批新人他们都能在下部戏的拍摄中挑大梁、被派上大用场。

　　-强强合作，应对国外资本进入。拿老外的钱丰富我们的文化市场。

　　记者：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你曾两次接听电话，都涉及到A-A新概念电视剧产业策略联盟，能说说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吗？

　　尤小刚：随着全国电视媒体的大整合，对市场来讲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同时又是考验。整合以后，各个媒体的内耗小了，实力加大了，这就要求大型节目制作实体也要有相应的实力与规模，这样才能形成一种规范的供求关系。因此，全国有实力的大型节目制作和发行机构大家也都在考虑如何有一种新的整合形式，A-A新概念电视剧产业策略联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大家在一种平等、互利、信息共享、资源整合的情况下来合作，每年制作的电视剧能占电视台黄金时段节目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投资额可达几个亿。

　　中国即将正式加入WTO，国际资本肯定会涉足我国的节目制作业。我始终认为，就文化消费和文化风格而言，电影可能是世界的，而电视剧一定是民族的，起码是属于这个民族语言圈内的。入世后，国外资本进来也得按中国的习惯来制作。老外的钱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丰富我们的文化市场，而不是把我们的文化传统、文化根基出卖了。中国的电视剧已经成为主市场，华语地区的电视剧制作，也就是长篇故事视听叙事的中心在向国内转移，不再是以前那样人家拿钱我们打工，现在从创作筹备、演员使用到拍摄组织，以及发行，都是以我为主的形式，这与我们中国的经济地位、文化地位的提高是分不开的。

　　记者：就“中北”而言，似乎你们已经提前做好了应对中国入世后国外资本进来的各项准备，所谓手上有粮，心里不慌。

　　尤小刚：“中北”是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所以，在电视媒体的整合期不仅没有困惑，而且认为这恰巧是我们发展的机会。“中北”已经过了要省钱拍戏的阶段，但这个发展还不完全是一个资金实力的概念，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团队实力、人才实力、观念实力。没有一个对电视剧发展的正确概念，大家还迷信在八卦新闻和疯狂炒作里面，迷信在那种哗众取宠里面，都是干不长的。

　　“中北”摄制的电视剧之所以能够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因为我们1998年就开始研究，1999年完成了艺术观的转变。我们从前拍的戏也讲究场面、画面、故事份量等所有视听艺术的因素，但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制作精良的电视剧，在港台戏蜂拥而至的时候，会被挤得无还手之力呢？原因很简单，我们是用电影的观念来制作电视剧。但电视载体跟电影载体完全不一样，电视剧是到每家去的，是从广播延伸而来的，加以视觉化。惊堂木、搅浑水、大煽情，这是我经常强调的三条。具体地说，创作上是章回体，风格上是鼓书评话型，播出上是连台本戏。电视剧是极度的个人空间里传播的视听叙事作品，而不是一个极其封闭的公共环境里放映的电影作品，要多信息、多线条、快节奏、复杂、多变、细腻、快速。所以说，电影对受众的要求首先是“关注”，公共的封闭空间、放大的视觉与听觉，因此细腻、精致的感觉，有其独特的感染力。而电视对受众的影响，首先在于“吸引”，开放的个人空间、自由的多频道选择、缩小了的画面和单声道的小喇叭传出的音效，都要格外鲜明与张扬。

　　记者：“中北”下面还有什么大动作，可以透露吗？

　　尤小刚：下面要拍的戏，现在基本上都完成了组织工作。有宁静、马景涛和刘德凯主演的《大玉儿》，写清朝孝庄皇后牺牲炽热的爱情、辅佐三代帝王的故事；由原班人马演绎的《欲望》续集；有通俗性很强的《新一江春水向东流》之一《冒险家的乐园》；还有《对门对面》、《皇太子传奇》、《我爱比尔》、《生死一扇门》、《都市东流记》、《绝对权力》，共10部，囊括了喜剧、古装剧、历史剧、悬念剧、当代都市剧，题材广泛、多样，能够适应各阶层观众的需求。其中《我爱比尔》、《生死一扇门》、《对门对面》是“中博时代”组织的本子，我们两家合作的。他们曾制作出《来来往往》、《永远有多远》等有社会反响的电视剧作品，对当代都市题材比较敏感。与湖南电广传媒合作的《绝对权力》，是周梅森的本子，写得惊心动魄，通过一起大的反贪案件表现共产党员的政治品格，小说还没出版即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我笑了，说他“贪大求洋”。他也笑了，说就是要利用海内外各方面的力量和资金来搞我们的大制作。文/本报记者张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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