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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主持人导语：本周《话说亚洲》节目将向你们介绍一位由记者成长为企业家的人物，他的辉煌业绩也使他成为亚洲的一位受人尊敬的传媒大亨，他就是中国的传媒巨人刘长乐先生。
刘先生创办凤凰卫视的初衷虽然简单，但充满野心，他希望在亚太地区创办一个一流水平的华文电视媒体。通过与新闻集团和华颖合作，刘先生创办了凤凰卫视，总部设在香港。一九九六年开办了旗舰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如今，凤凰卫视已经上市，并开始赢利。凤凰卫视同时拥有五个频道，其中包括欧洲台、美洲台。在媒体竞争异常激烈的中国，凤凰卫视依然获取可观利润，并在追赶中国的资格最老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的新闻节目，特别是关于台湾的有关新闻已使他成为中国内地最受欢迎的电视传媒，并拥有一个特殊的收视群体。
52岁的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说，要使凤凰的节目在市场上受到欢迎，同时又避免冒犯中国官方，靠的是艺术，而不是技术。本月是凤凰卫视成立八周年，根据中国的文化理念，“八”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今天，刘先生作为凤凰卫视的创办者、董事局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将向我们介绍他对凤凰的期待及感受。
主持人：刘先生，八年前，您创办了凤凰卫视，当时只有一个频道，现在已发展成五个频道，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您是怎么做到的？
刘长乐：凤凰卫视是在一九九六年的三月三十一日开播的。应该说凤凰卫视之所以能够从过去的一个频道发展到现在的五个频道，又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趋势，在华语区的电视观众中间有一个比较好的品牌效益，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是得益于中国和现在世界上正在开放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和环境。中国开放改革的大环境，为凤凰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空间，因此凤凰的故事，或者说凤凰的“传说”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没有这个背景，就没有凤凰。
主持人：刘先生，创办电视对您来说史无前例，当初创业是不是很困难，有没有人向您泼冷水？
刘长乐：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压力，就是到底有没有成功的空间和可能，所有的人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主持人：刘先生，有人把您和特纳先生做比较，您对这样的比较有什么看法？
刘长乐：特纳先生是我在早期学习新闻学时比较引起我注意的一个媒体佼佼者。我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疯狂的电视人。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然他在电视方面是一个大人物、是前辈，我是个后来者。
比如说，他在创办CNN的时候，当时美国人都觉得他疯了，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整天去看新闻？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24小时去关注电视新闻的播出？他的广告收益在哪里？靠什么养活自己的电视媒体？的确，他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痛苦的经营阶段，然后才有了以后的CNN非常大的辉煌。
同样，凤凰卫视在创办的过程中，我们也曾被人说成是一帮“疯子”。尤其是当我们在二零零零年创办资讯频道的时候，我们当时太超前了。确实，我们也经历了两年非常痛苦的、没有达到经营目标的痛苦阶段。当然，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今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应该可以能够有它非常好的回报。
主持人：特纳先生是不是您的一个学习对象？他是一个很喜欢冒险的人，您是不是也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
刘长乐：他的冒险精神应该比我更足一点。我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我对特纳先生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包括他在以后和时代华纳合作的一段过程中有很多非议，甚至和我的合作伙伴默多克先生之间的竞争、对抗，这些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主持人：刘先生，凤凰这个概念是怎么得来的，是突然间想象到的，还是多年在心目中已经有了凤凰这个概念？
刘长乐：凤凰卫视这个名字是在跟新闻集团合作的时候才有的创意。在此之前，我们也曾想自己创办一个华文电视台，但当时并没有想到凤凰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在做凤凰这样一个华语电视节目平台的时候，我们同时要向亚洲一号卫星租用转发器，租用转发器的行为必须要得到当时亚洲卫星最大用户新闻集团的确认，所以就请他们同意这件事情。也就是因为这样一种机遇，才使得我们与新闻集团进行了一次合资，为共同创办凤凰卫视提供了一个空间。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合作，我们在设计名字的时候就考虑应该有阴阳结合，或者是两种文化合作这样一种标志性内容的名字，所以凤凰卫视的名字是从这儿来的。
主持人：刘先生，人们认为您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物，就您而言，您认为“关系”对凤凰的发展和您本人而言起什么样的作用？
刘长乐：确实，一些香港和海外媒体对凤凰的成功有一些疑问，他们认为别人没有成功，为什么你成功了？显然你有特殊的关系、特殊的背景。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对我和凤凰人来说都有失公平。我举正反两个例子来说明凤凰的成功不是靠关系。比如说，香港的一些中资机构开办的公司，有很多业务经营不成功，甚至失败了。应该说他们的关系、背景要比我们任何一家海外公司或海外的私人公司强悍的多，他们为什么没有成功？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有2000多个频道，凤凰是一个很受观众欢迎的媒体。我觉得再有关系、再有强悍的背景，也不如大陆本身的频道。所以我觉得凤凰的成功更多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关系。
主持人：但关系是管用的。
刘长乐：在现在中国的市场进程中，应该说关系的帮助越来越小。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八十年代靠胆子，就是说你要有胆量、有胆识，要不然你也不会去“下海”，你也不会去经营；九十年代靠路子，就是靠关系；但是，到了新的二十一世纪，要靠脑子，不是靠关系。因为现在中国已经完全市场化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的市场已经非常规范，很多事情不是靠关系、靠路子就可以奏效的。我认同这样一个规律。
主持人导语：刘长乐先生出生在上海，曾经生活在中国多个城市。与其他很多人不同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中断了他的学业，然后去部队参军，后来成了一名记者。
主持人：刘先生，请问您为什么决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长乐：我参军的时候是19岁，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到一个如火如荼的年代。一九七零年，我中学毕业以后去了兰州制药厂，当了一名机修钳工，大约半年多的时间。当时有一种当兵热潮，大家有的当兵，有的下乡，那么当时我选择当兵这条路，然后到了东北，在辽宁的锦州，即现在的第四十集团军当兵。
主持人：后来您退伍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什么？当时您已经对媒体感兴趣了吗？
刘长乐：我当兵的时候就很喜欢写作，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写东西，在学校的时候开始给小孩的报纸，叫《中国少年报》写过稿。也比较喜欢写各种各样的文章，自认为还有一些这方面的爱好和天赋。在当兵的时候，除了每天辛辛苦苦的当兵或者操练之外，包括当时非常艰苦的一个事情，就是打坑道、挖山洞，是非常辛苦的，写了很多的稿件，在当时中国的报纸上也登了很多这样的文章，使我本身有这样的一些业余时间，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新闻写作中间来。后来因为我的太太在北京，女儿也出生在北京，我也希望返回到北京，所以就选择了一个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机会，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了一名编辑和记者。
主持人：刘先生，您对文革最深刻的印象有哪些？
刘长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对家庭来说，对我个人来说是抹不去的记忆。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间，尽管我当时年纪并不大，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只有15岁，但是确实我们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动荡和起伏。使得我们在很年轻的时期受到了承受不了的压力和打击。我觉得这样的经历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到现在为止，我们经历了无数的困难，经历了无数的挑战，正因为有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压力下的奋进，使得我们能够有条件和机会面对这些困难。
主持人：您那时候连学都上不了，是吗？
刘长乐：那时候大部分时间在运动，因为我们去串联，走了中国很多地方，我们去劳动，比方说到农村，或者到工厂去。当然我觉得这些对我们的打击并不是特别大，主要的部分还是在家庭，比如说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所受到的打击。我记得有一次串联回家的时候，我的父亲非常沉重的告诉我，他被游街了，戴着高帽子游街了。当时，虽然我已经见到了很多同学的父亲母亲受到冲击了，可是当事件真正摊到我头上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天一下子变得乌云压城，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打击，有点天塌地陷的感觉。但是我还反过来去安慰我的父亲，说“我看到谁谁谁，或是其他一些人的父亲也游街了，受到一些打击，希望我的父亲也能够承受这种打击。”
主持人：刘先生，在部队也教导你们如何经商吗？因为我印象当中，中国有很多军人在商界中都非常出色。
刘长乐：我当兵的时候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当兵的时候是吃苦的兵，应该说当兵和经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现在，我的感觉是当兵的经历对我来是非常重要的。经过严格的训练，就有非常好的意志力，有非常好的心态，在遇到困难和各种各样的障碍的时候，怎样才能从容不迫的去克服它。至于说到经商和当兵的关系，我自己的感觉是除了在意志方面有一些帮助之外，其他的部分应该说是没有必然的联系。我当兵的经历在对于经商战术的选择上、竞争战略的考量等方面可能有些帮助。
主持人：我知道您现在也是亚洲电视最大的股东，那么通常您在亚洲电视和凤凰卫视的具体节目方面是否也亲自参与指挥？还是说在宏观战略上对这两家电视台进行的管理。
刘长乐：在亚洲电视，我的角色应该说是投资者，不是一个管理者。我本身在凤凰卫视担任董事局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对于角色的关联、关系问题，我应该是比较注意的。在亚洲电视我主要是投资者，但是在凤凰卫视我除了是投资者外，也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管理者，包括从市场的运作到公司的管理，乃至于节目的制作等等方面应该说都是全身心的投入，所以，定位和这样的关系是很清晰的。
主持人：您作为记者出身，对凤凰的节目风格是否也有您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刘长乐：凤凰的同事都知道，无论是从精力到智慧方面，我对凤凰的投入都是最多的。因为我本身的个人兴趣和爱好，也在媒体这一部分。我本人非常希望介入到节目的策划、管理、设计，因为这些都是我的非常好的兴趣取向。所以在整个凤凰的节目操作和设计方面应该说有我很多影子。
主持人：怎么讲？
刘长乐：比如说，可以具体到节目的名称、定位、风格，甚至也可以具体到对主持人的选择，包括主持人播音播出的样式，应该说都是我非常关注的部分。我对凤凰可以说是事无巨细，这种管理方式或者说是操作方式是我的很大的兴趣所在。
主持人：这些东西都代表您本人。
主持人导语：接下来，我们将向您展示刘先生的潜在智慧及这种智慧对中国传媒工业的影响。
主持人导语：欢迎回到《话说亚洲》，刘长乐先生是一位拥有一对双胞胎女儿的骄傲的父亲，这对双胞胎都生活在美国，其中一个也在媒体工作。
主持人：您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其中有一个在步您的后尘，是吗？
刘长乐：她应该说是一个新闻主编，在福克斯新闻网工作，当然也是目前和CNN竞争的一家公司里边。
主持人：您似乎没怎么提及夫人，请问您的夫人在您的事业和孩子的成长中起到什么作用？
刘长乐：我的夫人主要业务和精力应该说都在女儿身上。到目前为止，我不希望也没有让她参与到公司的业务中去，不光是凤凰，也包括我们自己公司其他的业务。她本人也非常喜欢这样的一种工作标准，我们都觉得公司的运行应该更加标准化、国际化，不要让事情搞的很复杂、很麻烦，我们也希望对于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公司所有职员来说，他们的视线应该比较集中在我的身上，这样对我们的管理会好一点。
主持人：我知道您个人在凤凰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也经常出差，那么除了凤凰的工作之外，您的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
刘长乐：我的业余时间实际上不多。凤凰是一个全天候的媒体，所以我们在上班时间是凤凰，下班的时间可能也有很多的电话或者业务也在处理着，因为我们是一个24小时的新闻频道，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全天候待命。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是这样，我喜欢在业余时间能够有一些自己的空间。比如说，打高尔夫球，在电脑和数码摄像方面能够有自己的一些时间，当然还有更多的时间去看书。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是我的爱好。
主持人：在您的事业当中，谁是您最崇拜的？谁是您经常去请教的人？当您有了困难，有了问题时，最愿意去请教和咨询的人是谁？
刘长乐：在领袖人物中我更加崇拜邓小平先生，确实，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邓小平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他所发挥的作用是无以伦比的。中国的过去是我们经历过的，可能很多的西方人士并不理解邓小平为中国的老百姓做过什么，一些经历过中国痛苦和贫穷的中国人，当他们能够在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这种历史性变革中间，尝试到现在这样一种幸福的时候，他们会深深地体会到邓小平的不容易。在那样的一种思想状态、逻辑状态，在那样一种非常传统的理论环境中间能够突破出来，能够杀出一条血路，对邓小平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主持人：马上就是凤凰八年台庆了，八年了，您觉得您理想中的愿望是否实现了？如何在今后继续保持凤凰的领先地位？
刘长乐：确实，凤凰一眨眼的功夫已经八年时间了，我们自己觉得这个时间过的非常快，但我们当时预计的目标都已经实现了。凤凰是一个有着非常具体、清晰战略发展目标的公司。我们在战略目标设计方面，从凤凰诞生那一年起，即一九九六年，我们就确立了凤凰在未来若干年的发展计划。比如在四年内要上市，要尽快开设资讯频道，要在第二年的时候做电影频道等等，这些目标我们都逐一实现了。未来我们相信，在中国电视媒体进一步开放的大背景下，凤凰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整个内容制作方面，中国将会向海外媒体进一步开放。所以我相信这也为凤凰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我们也相信在今后的八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里，凤凰依赖于凤凰人的这种努力会继续处在中国电视文化的排头兵，或者火车头的位置。“八”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数字，“八”就意味着“发”，今年对凤凰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年，这是我们一个收获的金色季节。我们希望在八周年的时候，凤凰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业绩回馈股民，回馈凤凰的电视观众。
主持人：刘先生，作为一个成功的凤凰卫视，您最远大的理想是什么？
刘长乐：我觉得凤凰卫视作为一个华语电视媒体，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他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全世界所有媒体中间，华语媒体的话语权，华语语言本身覆盖的媒体市场和文化市场的华语应用范围还很不相称，有很大空间。比如说现在讲中国话的人和使用中国文字的媒体的数量是不成正比的。我们希望通过凤凰和所有华语电视媒体及其他文化人的共同努力，使得使用中国话的传媒和其他文化媒介的数量能够和讲中国话的人数相当。
主持人：谢谢您，祝贺您八周年台庆。
（凤凰卫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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