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正在和年轻的同事慢慢聊脚本，细细谈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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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的《电影传奇》工作室，坐落于北京一所高校图书馆的四楼。没有电梯，夜晚的楼梯曲折幽暗，直至三楼半出现一块“电影传奇”的铭牌，一切才豁然亮堂起来。门口一副大红对联，“白天忙晚上忙忙活电影；这集好那集好好生传奇”。这语感熟：到老崔的地界儿了。
工作室就一个气质：年轻。走道贴满大大小小的剧照，工作进程表铺满一整面墙，
会议桌上乱七八糟，每一台电脑都在工作。挂有巨幅白幕的电影放映间正播一场球赛，冷不丁传来几声高呼：“进了！”
身穿淡天蓝薄毛衣的崔永元跟一长发披肩的小伙子正谈脚本(也就是七八张订起来的A4纸)。他眼圈有点黑，衬衣领子有点皱，可谈得却细，翻纸也慢，一页说完下一页，间或捧起一个大玻璃缸子喝茶，浓浓的沱茶。我坐一旁静等，依稀听明白在说《甲午风云》。崔永元后来告诉我，他跟小伙子讨论的是：一段历史该怎么写。
3月27日夜21：15，正对着心爱的大银幕，崔永元开始接受采访。
少赔就行
崔永元：《手机》那件事以后，他们不是攻击我吗，说我是为炒作(《电影传奇》)。我这人还挺硬，那我就不炒，不用炒。一个节目的好坏，不是靠炒出来的。你炒得越多，观众期望值就越高，节目跟不上，观众骂得就越狠。我们现在精力都放在节目上，全身心地投入，所以现在基本上不接受媒体采访。
记者：有没有想过，你这节目的受众在哪里？
崔永元：就是40岁以上的人。
记者：你那么有把握？
崔永元：对。
记者：40岁以上的人现在恐怕都忙着做生意。
崔永元：你说的那拨人，他们什么都不看，不看书报，不看电视，不上网。我说的是40岁以上还愿意看电视的，就做给他们看。
记者：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非常喜欢老电影，甚至会倒贴5块钱拉人看它们。但你现在做的是一个产品，要推向市场，有没有想过个人的志趣和市场之间的匹配程度？很可能，你推崇倍至的，正是市场渐渐遗忘的。
崔永元：当时是这样。我有一投资集团的朋友，有些钱，老跟我一块儿聊老电影。我说，你要那么喜欢老电影，能不能干一回不是特别考虑商业回报的事儿，就是冒风险的事儿。我说，你也别今天喝了酒跟我说大话，你想一个准数告诉我，你能承受到什么程度，是少赚、少赔、还是赔干净为止，你给我个数，我心里也有个底。他想了两天告诉我，他对商业回报没什么期待，少赔就行。我想了想，打平的可能性是有的。在商业测算上，我们谁也没认为这能挣大钱。
记者：挺有意思的：个人志趣唤醒市场记忆。就像有一茬人特别爱听罗大佑的歌，你在寻找那些热爱老电影的同道。
崔永元：我觉得是这么回事，我那个朋友下了血本，支持我作这种尝试。我要尝试几个东西：一是我在过去的电影中看到中国的历史，不仅仅是有插曲，有漂亮明星什么的，不是这个概念。过去的中国电影是在说中国历史，虽然有些不是那么准确，甚至有歪曲的成分。
记者：你是指60年代以前的电影？
崔永元：80年代吧，80年代以前的都行。包括伤痕文学那些，都写了一段历史。我觉得，现在一些人之所以浅薄，就是因为不知道历史。
第二个尝试是，我认为好的产品应该有好的市场。现在好像不“戏说”就挣不了钱，没有大明星就没有高票房，我从来就不认为这是娱乐业、传媒业的发展规律。我看了一个消息，不知准不准确，说是《泰坦尼克号》到现在为止全球票房收入是55亿美元。我们知道，它是一部比较好的商业电影，但教人向善，用通俗的话说，有教育意义。像船沉的时候，那些拉琴的人还在那儿拉，我们现在说那叫敬业。它是有意义的。但它同时是商业的，你想，55亿。我们也想尝试这个。因为中国现在的娱乐市场太滥了！滥得让人无法忍受。我有点年轻小伙的情绪，照说我这年龄不应该这样，应该解甲归田了。但我就不甘心，就想试一试。
另类传奇
记者：《电影传奇》是个另类？
崔永元：《电影传奇》出来了，可能引来很多批评：说它怎样漏洞百出、怎样不完善，不符合较高的艺术水准……我现在就已经做好了接受这些批评的准备。但有一点，我们特别自豪，这是我们原创的，这个样式全世界都没有。
记者：是啊，听一些看过样片的人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包括你主持人的角色。
崔永元：我在里面肯定还是个主持人。过去我穿着便装上台主持，现在穿着戏装主持——为了把大家带到规定的情境。当你跟着我入戏的时候，我又会“跳”出来，对着镜头跟你讲背后的故事，就采用这样“跳进跳出”的方式。
记者：这个样式是怎么出来的？
崔永元：出于偶然。那是四五年前吧，有一次我们去内蒙种树，火车上，我跟于洋老师没事儿就聊老电影，他就跟我说当时拍《英雄虎胆》、《大浪淘沙》时有这样那样的镜头。我说，我们怎么都看不到呢？因为在修改中剪掉了。他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弄起来做个片子挺有意思的。那个叫编余片。在这之前，我看过一个《卓别林的秘密》，就是用编余片的方式做成的，譬如说一个动作他做了15遍，选了最好的一个奉献给观众。
记者：我们现在的电影好像也在用，在结束的时候。
崔永元：对，用一点儿。当时我就想，把余片编起来，可能挺好看。后来一问，余片都没了，八九十年代统一提银去了，因为胶片里含银。我一听，没戏了。后来，跟我的同道们聊天，说，哎，我们就不能把这余片拍出来吗？结果在调查的过程中，老电影后头的故事多着呢，非常传奇，超出你的想象，所以我们后来就把节目叫做《电影传奇》。
记者：那是什么呢？历史知识？拍摄花絮？
崔永元：说花絮太轻了。一是这电影怎么拍出来的。你是上海来的，知道上海1959年拍的一部电影《今天我休息》吧。
记者：知道，仲星火。
崔永元：大家都知道它是故事片，但其实不是，它叫艺术性纪录片。所以，它当时花了多少钱？7万块钱。那时电影的平均成本是30万。它的服装费就17块5，就是借了2件民警的警服，用完给人洗洗熨熨，花了17块5。有人说，好电影是拿钱堆出来的，不对吧。《今天我休息》给你一大耳光，这就叫传奇。
最近我在做《姊姊妹妹站起来》，是讲北京挽救和改造妓女的。当时的导演是陈西禾，都管他叫学者型导演。我在《大众电影》上找到了当时他给观众的一封信，回答两个观众给他这部电影提的三个意见。他非常认真，一条一条给人解释和回答，我看了特别感动。你说我们现在的导演愿意做这种事吗？
还有，像《小兵张嘎》，那里面有一个“伟大的运动长镜头”，就是罗金保带着小嘎子从房顶上一路过去的镜头。现在随便一个导演都能拍出来，但当时没有12米摇臂，摄影师聂晶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说它伟大？我就要把这个揭示给观众看(崔随即用桌上的三个遥控器给我演示拍摄原理)。
还有一个正面跑的镜头，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在轨上拍的，因为当时没有斯坦尼康(20世纪70年代初，摄像师伽莱特·布朗发明了一种可以和摄像师的背心连在一起的便携摄像机三脚架。这个设备的配重平衡系统可以使摄像师在快速移动过程中，保持摄像机的稳定，从而拍摄出稳定的画面，这个技术被称之为“斯坦尼康”。它的出现引发了电影画面效果的革命，摄像机从此可以不受限制地在一个镜头中从不同角度记录动作画面，而观众则可以通过连续画面更好地感觉时空)，但就纳闷怎么看不见跑的人身后的轨呢？我们一问创作人员，真是让人感动：车上坐两个工作人员，每人拿一口袋土，车在走，轨露出来，那两人就赶紧地着把土倒出来，把轨盖上。这就是精神。
记者：哦，把有价值的、闪光的东西拾起来给大家看。
崔永元：对。还有一个就是更关注大的历史背景，想把这二者勾连在一起说。我觉得这样它的文化含量会高一点儿。
我挺高兴的是，中央台的几位领导看了我们的样片，评价都挺高的。我们还组织了各个年龄层的观众看，他们都还是挺喜欢的，觉得有很大的信息量。
就选208部
记者：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00多部电影里选取208部，谁的眼光？
崔永元：我的眼光。选的标准大概有那么两种，一种就是好电影，像《小城之春》，无可争议的好片子；第二种，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的，就介绍给你。
记者：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
崔永元：对，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这事儿简直就无法解释。他们也问我，为什么要这么选。我说，这是我做的项目，当然就这样选。如果你做，你选。我知道很多部门都想评出“100部最优秀的中国电影”，但到现在没做出来，为什么呢？
记者：没有一致的评价标准。
崔永元：对啊，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确实多种多样。现在《电影传奇》所用的是我和我所在的这个集体的评价标准。
记者：这208部电影从哪儿得到？
崔永元：参考书有《中国电影大典》，每一年生产的电影上面都有。另外我们自己有片库。
记者：你怎么评价建国以前的3000多部电影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00多部电影？
崔永元：有电影史以来，全世界有23万部电影，中国有6000多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很拿得出手，像《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小城之春》，现在拿到意大利还看得人家目瞪口呆呢，尤其是他们听说这是中国几十年前拍的电影。
记者：所以宽容些。
崔永元：不是宽容，就是好。可能技术上还有点差距，但影片的思想性、表现手段、包括演员的表演，跟美国电影、意大利电影都到了差不多同一个水准。
记者：你不觉得那时候的演员念台词拿腔拿调，特别难受吗？
崔永元：不是所有的片子都拿腔拿调。你看的是昆仑影业公司的那些片子，大部分是话剧演员。但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时，陶金这些人的表演已经很自然了。
我认识一外国人，以前在我们那儿(《实话实说》栏目)实习。我请他看老电影，他看完对我说，“你们以前的电影拍得真好，可现在怎么拍成那样？”把我气的，可又不知该跟他说什么。确实有些沮丧。
记者：那现在的导演中，有你看得上的吗？
崔永元：有啊，很多，陈凯歌、张艺谋、姜文、何平、冯小宁……都挺好的。但我不喜欢他们摇摆。在艺术上用不同手段去探求，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包括失误，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商业摇摆，就非常可怕了。商业的诱惑力有时候大于艺术的魅力，很容易被它俘虏。当你觉得挣钱越多越好，你就会对艺术很放纵，不会觉得艺术上的损失会给你带来心痛。
记者：那你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崔永元：我不面临。因为商业上我没有那么高的追求，我提前都跟朋友说好了，咱们做好赔钱的准备了。
记者：拍完这208部老电影，打算做什么？
崔永元：还有许多老的东西值得回忆，像戏剧、戏曲、绘画、小人书、歌曲、老手艺，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做。
电影与我
记者：你小时候最喜欢看哪部电影？
崔永元：所有老电影我都爱看，连老纪录片我都几遍几遍地看。我迷那个大银幕的东西，你看我现在坐在这儿，面对着这大屏幕，我心里特别踏实，你知道吧。
记者：小时候在哪儿看电影？
崔永元：在部队大院，看露天电影。后来去电影院，也是露天电影，旧片子3分钱(门票)，新上映的5分。
记者：记不记得看过的第一部电影？
崔永元：我有印象，我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广阔的地平线》，阿尔巴尼亚的。就记得有一个人从塔吊上掉下来，小时候看害怕，印象挺深。
记者：你看完一部好电影的症状是什么？我大概是半小时不能说话。
崔永元：不能自拔，久久地不能摆脱出来。我现在苦于看不到好电影，打开报纸，全是不喜欢的。
记者：因为老电影，你回访了很多当年风光、现已年迈的老演员，感受如何？
崔永元：我觉得那四个字挺合适：养育之恩。不是说他们给我们做饭、给我们穿衣服，而是他们塑造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有了一个精神的境界。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很大程度归功于这些老电影演员。
记者：你到底喜欢老电影什么？
崔永元：我说的情怀、精神，老电影里都有。我们现在创作资金充裕了，陶醉于用电脑能做出什么来，譬如弄一根羽毛。我们除了吊钢丝，还能做什么？我觉得我们有责任生产更好的精神产品，而不仅仅是商品。当然，我同意最高境界是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完美统一。但不能双赢的时候，我们应该放弃什么呢？
记者：电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崔永元：就是精神世界。它不能被玷污。你知道这点，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对电影发火要比我对电视、话剧发火更厉害。
精神洁癖
记者：看到过张越的一段文字，说你是一个特别追求完美的人。做《实话实说》那会儿，你几乎做到精神崩溃，好多人不太理解。你能解释一下那段的心路历程么？
崔永元：不是几乎，是已经崩溃了。一个人做件事，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外界对你的要求，具体到《实话实说》，就是观众对你的要求；另一个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当时我们可能过分看重自己对自己的要求。2000年、2001年，《实话实说》在社会上口碑很好，收视率高，在台里广告份额占得也大，但是我们自己特别不满足，觉得在原地转圈。同样一个话题，我们换个角度又去说。有一阵我精神恍惚，坐着的嘉宾，我都觉得好像来过，采访过，那种感觉挺可怕，就好像是演戏了。也许观众可以原谅我们，但我们已经无法自我原谅。转圈还不可怕，可怕的是还在下滑，所以我当时觉得承受不了了。
《实话实说》，还有《电影传奇》，我都把它们当成个“事儿”来做，而不是当做一个“活儿”来做的。如果当做个“活儿”，就用它来养家糊口就行了，可能心态就会好。
记者：《手机》事件其实引出来一个很好的命题，就是我们今天怎样来做文艺批评。听说有些评论家打电话给你，说你那篇长文里还应该引经据典，譬如马克思怎么说，鲁迅怎么说。
崔永元：我当时就问他，你怎么不写呢。他说，我们不方便。你就干这行的，你却说不方便。现在的文艺批评，要么隔靴搔痒，要不就是肉麻的吹捧，这两样一样可怕。我对电视的批评比电影要早，两年前我在现代文学馆做过一个演讲，专门讲电视的庸俗化，那是花了一年半时间做的一个研究。
记者：电视庸俗化，我记得你在《实话实说》里也谈过。
崔永元：对，但说完没什么用，同行之间也没人理会。因为大家都面临收视率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谁来跟你扯这个庸俗不庸俗的问题。高雅不挣钱，就得庸俗。北京一个专门搞文艺评论的记者，就在他们报纸上发了一篇稿子，说“庸俗怎么了，老百姓就喜欢庸俗”。当时我就真想搧自己两嘴巴，我还说什么，我跟谁说啊﹖
记者：确实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在支撑人们的信念。
崔永元：凭什么说老百姓喜欢庸俗？谁有资格说这个话。《大河之舞》在北京连演7场，全满；上海演《猫》，70多场吧；还有《图兰朵》、《悲惨世界》，哪儿庸俗了？再说，即便老百姓真的喜欢庸俗，那是件好事儿吗？所有媒介的从业人员都要反省，都要反思，都要承担责任。如果老百姓真喜欢庸俗，我们就给提供庸俗，这行吗？我觉得一个社会的精神境界，完全是由艺术家们构成的。所以，他们负有责任。如果你是艺术家，就不允许你像商人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能挣多少挣多少。
你看我什么时候跟商人较过劲？即便我做了节目，有了一点话语权，我也从来没跟商人较过劲。跟商人说你少挣点钱，那是你有病。但我们跟作家、艺术家，跟构筑社会精神世界的一些人，跟承担社会良心、道德责任的一些人，就有权利和义务来说这样的话。
记者：你有使命感。
崔永元：不是我有，我觉得做这行的都应该有。
记者：我觉得，你批评的范围好像得扩大，你刚才已经说到小说家了。
崔永元：唔。这是个原则问题，这样来要求作家、艺术家，不为过。
记者：你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吗？
崔永元：我要是作家、艺术家，我就这样要求自己。你看我从1996年开始在中央台做主持人，到今天为止，没有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我敢对媒体这么说。有人让我去做一广告，给我500万，还有一企业让我做形象代言人，也给500万，加起来就1000万。我们家族祖祖辈辈都没挣过这么多钱。
如果我们来算账的话，你说我损失了多少？我觉得做这个行当，我已经向作家、艺术家，向那些美好的东西靠近了，所以这时候我一定要拒绝商业的诱惑。
记者：是什么，让大伙儿都往那方向走？
崔永元：我想不通。我觉得没什么能让他们变成那样。我们知道，贝多芬、梵高这些人都是穷困潦倒的。当你心灵里充满艺术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空虚，不会觉得饭吃得不好很难受。艺术占据了你的心灵，是这种感觉，知道吧。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感受，当你去听一场好的音乐会、看一张好画、读一遍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那种愉悦，不是拥有一件名牌衣服或者一双名牌皮鞋可以代替的。我要能写出《荷塘月色》来，你就是拿两幢别墅来我都不换。它们不等价，没法比。
记者：我懂。可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跟你一样，这有点儿像揪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电影传奇》投资多少？
崔永元：投资非常高，现在已经超过800万(元)了吧。
记者：如果有人出8000万，让你顺着他的思路改，迎合市场……
崔永元：8个亿都没用，我绝对不会妥协的。最近我不是把老唱片拿出来了，他们跟我商量，用什么题目，我说12年前我就想好了，就“宁死不屈”；问用什么封面，我说就我手拿爆破筒，宁可同归于尽，也不妥协。
记者：你靠什么坚守？不让那种欲望膨胀？
崔永元：就靠我看这样的电影长大，看这样的书长大，脑子里有我敬仰的这些人。他们能这样活一辈子，我也能这样活一辈子。
记者：你是不是一个精神上有点儿洁癖的人？
崔永元：可能，有点儿。
记者：每回看见一个“坏”书名、一部“坏”电影，哪怕一个姿势或造型，你是不是都特愤怒？
崔永元：是这样，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找找自己的原因：你不够宽容，你没与时俱进。但有时实在让人受不了。你像我每天回家坐电梯，那电梯师傅跟我挺好，我们老聊天。他开着半导体，我一听里面唱的那流行歌，我就真想从电梯里出去。
记者：唱什么呢？
崔永元：唱上厕所什么的，还骂人。那叫什么歌啊。
记者：那叫HIP-HOP，流行着呢。
崔永元：说唱也能好好说，陕北说书我听过，好听极了。
记者：我明白了，你是不是特反感低级趣味？
崔永元：对，就是反感低级趣味。我现在这么想，我可以低级趣味，你可以低级趣味，艺术家也可以低级趣味，但你的作品不能低级趣味，因为要对社会负责。我可以抽烟，但我不能告诉大家抽烟好，这事儿就这么简单。
记者：你的这种精神洁癖这些年给你带来什么？估计是受伤挺多。
崔永元：伤害非常大，我得了重度抑郁症住医院去了。住了2个月，吃了一年半的药，现在每个月还要去复查。
记者：医生怎么说？
崔永元：他希望我卸掉这个责任。他说，我不跟你谈社会责任感，就谈身体。但我走在街上，坐在办公桌前，坐在电视机前，我一下又回来了。
记者：像你这样的人，你们单位多吗？
崔永元：我觉着还是挺多的。可能每个人选择的方式不一样，更多的人选择洁身自好，不像我，扛着爆破筒冲出来。当我抨击那些恶俗的东西时，台里的人大多数都从道义上表示支持，还跟我说“注意身体，别那么焦躁”。
记者：你怎么描述你自己？
崔永元：我缺点特别多，像抽烟哪，说话随便啊……
记者：别净拣轻的说。
崔永元：有时候还傲慢，然后半瓶子醋，学问修养不够，这都是很严重的缺点。但我的优点也特别明显，像坚守。我觉得现在坚守的人太少了，大部分人都选择放弃。
记者：还有随波逐流。
崔永元：对。放弃可能一分钟就能决定，但坚守得一辈子。我坚守的底线在不断下降：以前我说艺术家首先要做人，然后才有好作品；现在我说艺术家可以不好好做人，但你的作品得好好做人。我已经放弃一些了。
记者：如果你坚守的价值判断异于大流，会不会觉得对自己不公平？
崔永元：我只是觉得对社会不公平，对孩子不公平。美国不是都不允许珍尼·杰克逊在公共电视网上露乳，很简单，有五分之一的观众是2岁-11岁的孩子。她最近还有低俗的表演，家长就带着孩子退场。这是人类坚守的底线，而不是老崔自个儿坚守的底线。
(《电影传奇》每周六央视一套：7：15，16：00，新闻频道：14：10，周日03：10央视四套：15：15)(撰稿／李宗陶(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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