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希望福布斯改名字 喻国明痛批媒体八卦化

　　第二种意思，这个榜能够撑到11年，到现在肯定是两方面都离不开。一方面我们在座的这些推委，与封总和《新周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另外，也是分不开下面在座一线的电视人，没有大家的努力是不可能有这个榜的呈现的。

　　所以，最后还是两个致敬，一个是向我们这些默默无闻的电视幕后的这些管理者、制作者，这些让中国电视，给中国社会带来温暖，也给自己带来温暖的在座的各位表示敬意。另外，也向我们关注中国电视、研究中国电视，用思想和智慧来引领中国电视的这些平面媒体的工作者，这些从业者，表示敬意。

　　在座底下有很多我熟悉的面孔，不能一一地去点评，但是有必要还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也借此机会表达我的一种心情。在座的凤凰卫视执行刘春台长，曾经是北京广播学院的研究生，辈分上是师生的感觉，但是我又觉得他是我老师，2004年我主编的《现代传播》，我们抛出第一个关于中国电视的对话：会诊中国电视，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之后，也是得益于刘春的指导和引领，靠他的思想和智慧，使我们《现代传播》的对话，一直持续到今年是第五个年头。我们也从学界的层面对应和呼应《新周刊》，今年我和中央电视台高峰副台长对话，标题是“重塑中国电视的尊严”，也希望再过一个时段，得到刘春台长继续的支持和指导。也提前预告，我们可能会在今年中国电视50周年的时候，会有一些共同的表达。

　　刘春后面坐的是我的好朋友、哥们儿陈晓卿先生，我不知道《森林之歌》是不是有人在推，今年在榜外，作为推委我有一个特权，可能是得到大家的认可，我是力推《森林之歌》。因为到前不久我们俩见面的时候，我知道《森林之歌》实际上最后做的已经是没有多少经费，非常紧缺经费，而且是放在很不好的时段，放在央视深夜的时段。但是陈晓卿90年代初期作为一个青年大师到现在叫中青年大师，一直也是在前面以他执着的专业追求，引领着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潮流。所以，也向陈晓卿大师表示敬意。

　　我熟悉的朋友马洪涛是我的小老弟，今天许文广没来，到长沙做挂职县长来了。马洪涛是从山东北漂到北京来的，他的成长经历和成长过程，包括今天被业界认可的过程，他的形象就是《经济半小时》的形象。在马洪涛身上其实体现《经济半小时》，也体现了中国电视的三个字“不容易”。他们这些年其实顶着巨大的压力，一直是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来关注中国的社会民生。所以，以马洪涛为代表的《经济半小时》，我也通过马洪涛向《经济半小时》表示我的敬意。

　　王凯是我曾经的学生，我知道他是做配音起家，后来他又以光头的形象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也是一个新生代的代表人物。我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大家多一点关注他，也多一点支持他，作为他曾经的老师，很希望他越走越好，越走越辉煌。

　　其他我看不到的朋友，如果待会儿我见到，我会当面向你们表示敬意。

　　最后向所有在场的朋友们表示敬意，谢谢。

　　主持人向真：我听胡老师讲话蛮亲切，因为我也是广院的毕业生，但是在校的时候没有得到您的教诲，因为播音系对新闻这一块只是一个科目的学习。但是胡老师您记不记得去年12月12、13号两天，北京电视台组织北京台所有在一线的主持人回到广院集中培训，关于职业生涯，关于奥运的一些知识，那次是很有幸地听到了胡老师的讲课。其实我说这次讲座，是因为有一个老师，当时在他讲课的过程当中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你们都是一线的主持人，你们谁对现在的职业状态、工作状态非常满意，想再做20年。我们在场内那次有大概30、40位主持人，我坐在最后一排，我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但是全场只有我一个人，我当时吓了一跳，老师也很惊讶。但是我想我的那些同事也热爱电视，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广院毕业的孩子，播音系毕业的。他们也热爱自己的职业，但是工作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困惑。到现在，每一个关注《新周刊》电视榜评选报道的时候我都在想，幸好有在座的各位学者和老师经常给我们提出各种各样非常建设性的意见和指导，我们才可以用“许三多”的那句话“不抛弃，不放弃”，一直走到今天，直到走到永远，我们电视人还可以一代接着一代把我们的阵地坚守下去，谢谢胡老师，谢谢。

　　汪涵：讲话要有色彩，要有节奏，到我这儿说点其它的，改变一下节奏。

　　前一段时间有记者通知我上了另外一个榜单，叫做福布斯的榜单。

　　主持人向真：你是有钱人了。

　　汪涵：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我说你这个榜单如果改一个名字我就去，改成福布施我就去。布施的内容就是舍弃和给予。如果这个榜单叫福布施榜单我就来了。

　　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参加福布施榜单，感谢《新周刊》的榜单没有奢华，让我们觉得上榜还是不上榜一样，感觉到非常非常有福气。

　　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不管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得奖，有这样一个方向摆在我们面前真的是非常有福气。感谢封总，感谢推委，感谢在场的同行们，因为大家在一起，所以我们才会有了除去自然之外来自我们事业的一种温暖。再次感谢大家，谢谢。

　　喻国明：我们都是新闻媒介，我们都提出新闻专业主义的东西。新闻专业主义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就是超越一般阶层、一般利益对全局的平衡和关照。也就是你要在利益分布上、话语分布上、审美情趣的分布上，甚至包括在情趣的分配上，都要有一种自觉，这种自觉就是使整个社会取得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哭的时候不要哭出沮丧，笑的时候不要笑出狂妄。

　　新周刊的作用在于什么地方？新周刊的作用就是电视媒介里边的一个媒介，它总是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刚开始骂电视，说电视弱智。当电视人真的觉得自己挺无知挺弱智的时候，它马上表示致敬，然后又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角色和位置，不断地在逗引电视人不断这样、那样。《新周刊》的角色就像小花猫边上的小香肠一样，永远看得见但是摸不着。这就是《新周刊》的价值，很好。

　　我昨天参加了一个关于两会的媒体方面谈话类的节目，这里边就讲到，现在的媒介怎么了？连政治新闻都开始八卦化。一到两会，那些人问的不是国计民生、大众问题，问的都是“华南虎”、“艳照门”。我们说到底怎么回事？难道我们的媒体已经到了连政治新闻都要八卦化吗？其实这是体制问题、机制问题，我们的中宣部、广电部经常批评媒介的人说太八卦了，但是人们想不八卦，想严肃的时候，在严肃的领域里边没有行动空间呐！每推一步，推的不好，连你自己都撞得鼻青脸肿的。所以，人们与其这样还不如在另外的有某种人气，有某种社会回馈的领域里做一些有反应的事情。当然，其实《新周刊》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当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容易的时候你不要去做，你要去做大家觉得不那么容易，哪怕你硬着头皮，哪怕你所谓冒天下之大不韪，你总是要往前推一下。整个社会的尺度也好，边界也好，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种韧性之下、推动之下，不断地在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其实《新周刊》这十年，它给我们确立的这样一个价值标准，其实就是不断地拓宽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容忍空间、我们的审美尺度。这就是《新周刊》这样一个电视榜的意义。

　　谢谢。

　　(掌声)

　　陈彤：应该说电视工作者很不容易，我身为一个旁观者很有体会。也经常会有电视台的人要我到那里接受采访，3、5个人忙活30、40分钟，最后成片就是几分钟，一点都不像网络编辑。感觉电视人非常辛苦，投入产出比是非常大的一个行业。

　　另外，主持人也说了，做到一个好的电视节目经久不衰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可能现在全国唯一的就是凤凰卫视有几个节目能够长期生存下来，大家看像央视的《百家讲坛》，几个名角一去了之后就没有什么人了，多数节目昙花一现，在中国延续下来的节目不多。

　　我们认为应该说中国需要这么一个民间的评奖，虽然中国已经有一个官方的金鹰奖，这个榜单对普通观众没什么影响，电视圈通过这个评个职称，升个官，但是真的没有什么指导作用。我们也不能成天跟着美国的榜转来转去。前两天我们的编辑在讨论选题，说今天是金球奖，我说金球奖是什么？谁评的？说是记者评的。我说咱们能不能低调处理这个奖，再怎么说这是美国人的奖，是美国人考虑的东西。

　　今天咱们这个奖好像是唯一一个全国性民间的电视榜，所以，坚持下来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打造一个权威的评价体系和普通观众的收视指南的东西。

　　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很多电视台的电视节目也是深受这个榜的帮助，比如我了解的央视的《经济半小时》和凤凰卫视，由于上了这个榜之后，取得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丰收。

　　谢谢！

　　朱德付：十多年前，10年代初，我和敬爱的封总在一起码头的时候，戴着一个大帽子，也没有到《新周刊》，我们只看香港台。做电视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非常弱智的，所以当时《新周刊》说电视是弱智的，得到全民的一致共识。但是这几年来，确实我们觉得中国的电视发展非常非常快、进步非常非常快。过去感觉做媒体的人做不下去，到电视台混一混，因为没什么想法。这两年我来到北京，看不到香港电视，看不到海外电视，只能看内地电视，有些电视让我非常敬重，我的印象特别深的是中央十频道，从一开始做到现在，有些节目做得非常了不起。又有人文，又有国粹，又有才华。还有一些节目，像江西卫视的《传奇故事》，很多台都在讲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封新城《新周刊》的鞭策和指导下取得今天这个成就，但是《新周刊》起码有一个意见的功劳。不断地批评，不断地激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新周刊》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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