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纪录片：正面拍摄机枪扫射，肯定是假的

　　1980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开播。第一期节目名为《北京市民为什么吃菜难》，节目中有位中年男人拿着话筒到处采访，节目结束后，片尾的职员表上打出了这样的字样“主持人：庞啸”，这是我国电视史上第一次出现“主持人”这一称谓。

　　庞啸先生今年已经79岁了，退休后在家里守着4台电视，没事就走来走去地看。

　　1954年庞啸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被派到苏联做对华广播的播音员，在莫斯科工作两年半，1956年回国。

　　回国后庞啸的声带闭合不全，播音员干不成了。这时候北京电视台正在筹建中，庞啸就调到了电视台筹备处。

　　当时的电视都采用新闻电影的理论，要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新闻怎么能浪漫呢？回答是，露天煤矿，你赶着牛把煤犁出来，这就是革命浪漫主义。”

　　那时的新闻，“为了证明麦子密得可以坐人，就把凳子放到麦子里人再坐上去；某县委书记脸上长黑痣，上镜不美观，就换个人冒充书记；房子里没有光线，就把房盖挑了；鹰厦铁路隧道都打完了，为了再现，就在隧道旁边再搞一个。”

　　庞啸认为，这种作风的来源是苏联。中国解放后，苏联在中国搞了两个大型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和《全中国人民的胜利》。那时候北京早解放了，导演仍然集结军队，再现了入城仪式，即便如此，两部片子仍然自命为“文献纪录片”。在这样的“文献纪录片”里，观众可以看到逼真的战争场面。“凡是正面拍摄机枪扫射，肯定是假的。”庞啸说。

　　粉碎“四人帮”前夕，纪录片《千万铁人在战斗》拍摄完成，庞啸把“批邓”的镜头换成批“四人帮”，片子就审查通过了。

　　1980年，庞啸调到专题部工作。专题部确定要做的节目名称是“观察与思考”，节目形式究竟该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并不清楚。惟一公认的是，不能用播音员。

　　“记者出图像，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要查三代。最终确定5个人可以出图像，我是其中之一。”庞啸说。这5位中，有一位是胶东口音，还有一位是光头，事实上可以出镜的就只剩3位了。

　　《观察与思考》的一个代表性节目是《包干到户以后》。“那期节目1980年底开始采访，1981年中期播出。我带着两位年轻记者在安徽的三四个县进行了采访，赞成的反对的都采访到了。采访之后的结论是，包干到户是农民欢迎的。”庞啸说，“在那个节目中，主持人的作用和身份定位已经相当清晰了。开始是我在演播室里讲，然后是记者现场采访，最后我在演播室里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个年轻记者就是现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

　　与《观察与思考》同时段，另一档节目叫《交流》。主要形式是邀请部委首长来电视台讲解主管部门的情况，有一次联系到了当时的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

　　当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小学快开学了，轻工业部没能提供足够的纸，学生们没有课本。节目组事先收集了观众的问题，报告给部长；同时告诉观众，提问开始之后爱问什么问什么。现场观众一提问，梁灵光就得赶紧回答，这样一来穿靴戴帽就都没用了。节目结束时，主持人庞啸说，这种交流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欢迎各部委都来参与。

　　做完节目，梁灵光部长也很满意，主动说不审查了。

　　后来庞啸又与很多部委联系，比如请蒋南翔讲高考，请谷牧讲宝钢，几经努力都没结果，《交流》也就中断了。

　　在《观察与思考》之外，庞啸比较怀念的是作为记者采访李瑞环和江泽民。

　　1986年，庞啸采访了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那是真正的采访，李瑞环也不知道我要提什么问题。以前有些采访，记者和官员根本都没见面，秘书写完你发稿就是了。”

　　李瑞环曾对天津电视台记者讲，外国记者提问非常尖锐，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庞啸见到李瑞环后说，我要用你表扬过的方法提问。李瑞环答应了，那次采访，主要话题是市政改革的问题。

　　1989年12月末，元旦前两天，庞啸正在准备离休。当时的副台长杨伟光紧急通知他，准备采访总书记江泽民。采访之前庞啸跟摄像说，最后一个问题时自己会站起来。庞啸站起来了，江泽民也站起来了，这样一来，整个画面背景都变了，显得很灵动。

　　1999年，庞啸《实用电视新闻理论》出版。书中，庞啸把电视新闻言论类节目分为“评论员评论”、“主持人议论”、“论坛型言论”、“权威人士答电视观众问”、“座谈型言论”、“述评型言论”……“我现在主要看凤凰卫视，我的关于电视评论的想法，凤凰一个个都出来了。”庞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