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节晚会上，赵本山和宋丹丹表演小品《钟点工》

　　1985年，导演黄一鹤曾把春晚舞台挪到工人体育馆的巨大舞台上，马三立老先生立在幽暗处，慢悠悠地三翻四斗。没有对讲机，没有暖气，拖拖拉拉6小时，收到几麻袋的批评信。十几天后，央视不得不在《新闻联播》上向全国观众道歉，春晚的第一次改革就此失败。

　　记者◎孟静

　　时间

　　1983、1984年的演员们是十分幸运的，只要观众打进电话点节目（那时有电话的人也实在是少），他们就可以无休止地唱下去、演下去，节目的随意性大到不可想象。刘晓庆和姜昆临时搭档《刘海砍樵》，王刚的服装是借来的，人们团团围坐成小型茶话会的模式，演员就坐在观众席中，需要演出时再上来。刚从政治阴霾中走出的中国人，一点点小乐子就逗得大家放声开怀。当央视有了600平方米的一号演播厅，笑声却要靠领掌去强迫。范伟常常感叹：如果在剧场里，关了灯，只有一束追光，台下是黑的，能听到观众的笑声，那该多好？纤毫毕现的演播厅曾让他莫名地紧张。演员是很敏感的，台下观众翘个二郎腿，范伟会联想到：是不是他觉得没意思？虽然戴着麦克风，却总觉得声音还不够大，拢不住观众的神，于是演员们开始青筋暴露扯嗓子。如今作为一个旁观者，范伟也是从这条岔路上走过来的：“真的，我特想和他们说说，嗷嗷地喊，电视里不好看。”

　　“喊”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自身和作品的不自信，小沈阳今年没有喊，虽然《不差钱》是临时在十几天前突击出的剧本，但所有包袱都是他在二人转舞台上平时演出的那些。赵本山早期的合作者崔凯告诉我：“小品应该先养一段时间，小沈阳十几岁起就和母亲在吉林演出，每天都演，作品千锤百炼。”春晚小品一般要经过如下程序：讨论题材——作者念稿子——排练——8～10场的审查。“一个作品最多演10场，10天的孩子能有一年的孩子成熟吗？”范伟告诉我。

　　春晚曾经是演员们不可拒绝的舞台。“我妈都卧床起不来，一听儿子上春晚，坐那一直看到完，不得了。”范伟说。他们最怕导演笑呵呵地走过来，那就意味着“对不起了”。有一次赵安笑着走到一位演员面前，他立刻哈腰站起来：“赵导，我去买火车票。”让范伟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零点敲钟之前的最后一个节目被称作“刀口节目”，如果前面时间胀得太厉害，这个节目就要被当场拿下。有一次是6个人表演的大学生辩论会，麦克风都别上了，旁观者都为他们难受。第二次轮到潘长江的节目，前面的《卖拐》观众反应太热烈，鼓掌、大笑，把时间硬是拖长了，急得导演带着潘长江给其他演员挨个作揖，请他们一定抢出时间来。《卖拐》的开头，范伟应该骑上三圈自行车，高秀敏在后面说：“拐啦！拐啦！”范伟的表演上有个层次——由半信半疑到怀疑。为了抢时间，他只骑了半圈就下来了，因此当年在辽宁台的表演就比央视的精彩。

　　在成为不可替代之前，赵本山得到的表演时间通常是13分钟左右，如果实在节目需要，可以再申请。春晚的表演时间有严格把控，崔凯说，他为潘长江创作的《过河》就百般为难，总导演袁德旺要求他不超过10分钟，那是个歌舞小品，唱完歌跳完舞就已经9分钟，剩下的1分钟里要交代剧情，还要抛出好几个包袱，经过讨价还价，放宽到12分钟。基于这种考虑，《卖拐》的作者宫凯波很坦诚地告诉我，即使春晚请来郭德纲，他也没办法抖响，因为剧场里允许铺平垫稳，春晚要求扎鸡血似的，15秒一个小包袱，30秒一个大包袱，三句一个小龇牙，五句一个大咔嚓。当然现在的赵本山不存在这个问题，今年的小品他表演了25分钟，湖南的喜剧演员大兵也认为时间不是问题。

　　审查

　　“你说要采访春晚的故事，我一回想，这里面有政治智慧，有审查艺术，有朋友间的情义与误会，什么元素都有。”参加过10次春晚的范伟对我说。

　　1994年，赵本山准备了《儿子大了》，上京赶考。这年赵本山已经参加过4次春晚，加上家里有事，去的那天中宣部的审查已经结束。这是让范伟刻骨铭心的一次表演，在一家咖啡厅里，本山大叔演一个进城老农，穿着皮袄，背着行李，十来位导演组成员团团围坐，没有一丝笑意地看完了他们的演出。“那是我第一次进央视，小品没观众特难受，大家审视地看着你，笑是气场，大家都不乐，互相传染，我扑哧乐了也很唐突，我越演越紧，时间一点点走着，我们也一点点由希望到绝望。”节目演完了，他们通身大汗，文艺部主任邹友开说：“够呛，回去吧。”

　　崔永元讲过：中国有七大悲剧，头一条就是相声不可笑。崔凯认为，问题在于“包袱密集度虽然高，却失去了生活基础，这几年明显能听出现场有人带头笑，观众们乐得不开心、不自然”。《红高粱模特队》就是崔凯在辽南体验生活时发掘的，他在那里见识了一群乡村模特队的可爱。这个小品起初赵本山不太接受，他不知道矛盾冲突在哪，如何处理和范教练的关系，是开玩笑还是尊重他？崔凯说：“土教练和洋教练就是对文化理解上的错位。”

　　春晚真正的问题在于题材的自由度，对赵本山来说，已经没人再给他规定命题作文，这些年春晚不是没有改革，为了留住观众，主题先行变成笑声先行。创作过《有事您说话》的沈阳军区作家王承友告诉我：“郭冬临是上戏本科毕业，强调塑造大都市小人物，既想好玩又想要启迪。作为部队作者就更想要有主题了。”主题先行，各方各面都要照顾到，是春晚小品的特色。农民工、邻里关系、部队建设，去年的奥运、赈灾，一定要在作品中体现。像去年有个《军嫂上岛》，今年《水下除夕夜》就必须的。作者们都认为，命题作文不可怕，可怕的是简单图解命题。当没有厚实内容时，用震破耳膜的狂喊曲解情感抒发，就变成了很多相声、小品的通病。

　　《牛大叔提干》的作者就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崔凯，他回忆道：“我下基层县里，总是吃吃喝喝，干部们说，不是我们愿意喝，工作做得越好，来的领导越多。”刚开始彩排时有一位首长提了意见：乡是一级政府，这么乌烟瘴气不行。但阴差阳错，没人把意见传达给演员。春晚联排是逢双数，22、24、26日，28日录备播带，28日那天就是铁定要上了。26日最后审查那天，那位首长来了，一看，怎么还没改？当时通知这节目拿下。春晚演员之间最关注的事就是谁会被拿下，这消息飞遍了整个剧组。范伟和赵本山住在一个房间，那一夜，赵本山辗转反侧。此时赵本山已然成名，参加过进藏代表团，有机会结识那位首长。“我想肯定完了，砰就崩溃了，但是本山大哥特别沉着。他给首长打了电话，说去年就没上，回去没法和父老乡亲交代，再拿下元气就不好缓了，况且确实没收到通知，不是有意。首长说，不是演员的问题。赵本山建议能不能修改一下，首长同意28日那天再审查一次。”

　　节目有惊无险地通过了，但是有个底赵本山一直没敢露——最后他拎起一串老鳖蛋说：“扯蛋扯蛋，就是打这儿来的。”崔凯透露，小品中有个笑料是端上三个老鳖蛋，却有四个客人，演员说三个王八蛋，没法分。“摄像笑得都不行，但审查时说这是骂人话，让删掉。今年台词里有‘感谢你八辈祖宗’，也说是骂人话，赵本山坚持说不是，导演组比过去民主，就留下了。”“底”对小品相声特别重要，一个好的“底”可以留给人一半好印象。赵本山到了直播那天，才让道具师做了一串乒乓球，讲了“扯蛋”。“我这种胆儿的不敢，本山胆大。这包袱无伤大雅，他心里有数，不会捅娄子。”范伟说。

　　崔凯当上辽宁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后，认为自己失去了底层生活，决定不再写小品。“《过河》是我最难的一次，开始是要我为黄宏写一个大中型企业脱困的下岗故事，后来张晓海导演找到我，说改路子吧，科技兴农也挺重大的。这让我头疼，别人帮我找了他在农科院的大爷，给我讲了一通无土栽培，听得我一头雾水。什么救了我？还是二人转的形式，从来没人在春晚舞台上演过歌舞小品。”

　　1986年，赵本山和潘长江的《大观灯》在基层演出了200多场，包括他第一次上春晚的《相亲》，观众在何时笑，笑声多大，多少个笑点，语言动作的节奏、分寸，非常圆熟，这是为了春晚突击准备两个月所不能比的，况且现在大腕们已经不用再准备两个月。过去排练从来没人敢请假，现在经常有人以去外地排戏为由离开节目组。阎肃曾经说过，春晚积累的负面效应要出来了。一位知情人说：“中央台的官本位衙门作风没丢下，领导一直认为自己是娱乐界老大，找谁谁都得来。怎么可能不来？基层语言组的头儿都急完了，大环境不一样了，娱乐平台太多了，拍电视剧、弄电影，人家不爱来，就得请。领导说，人家不来是你们工作没做好。新演员也不像以前那么愿望强烈，毙了？就走了。特别明显的是去演员剧组，以前特热闹。现在去了，就感觉怎么完事了？人都跑哪了？”以前只有春晚炒演员的，现在有点腕的演员也敢以“没档期”为由炒春晚了。

　　宫凯波告诉我：“如果说领导偏爱赵本山，也是因为老百姓偏爱他。和他们团队合作确实不费劲，不但题材上自由，还不用完整剧本，提供个思路就行，演员会自己编台词。”王承友也说：“作者是画大框，精装修是演员，哪个演员演对于小品非常重要。”话虽如此，但剧本的匮乏是不争的事实，演员们与长年写本子的作者形成哥们儿关系，一起吃喝，广种薄收，每次央求好几个人准备，择优录用。春晚的本子基本是没有报酬的，除非获奖，每年赵本山会把奖金给作者，因为他们也要陪着熬到上台那一刻。像徐正超原本职业是记者，由于赵本山有集团，安排他做了集团副总，平时还负责写电视剧、栏目剧剧本，当执行导演，关键时刻写春晚小品。其他演员没有这种条件养专职作者，只能凭兄弟情谊笼络编剧。崔凯说：“不仅曲艺作家，包括编剧，名字越写越小，文化市场的价值体系不对称，作品对于编剧是一次性付出，只拿到一次性稿费，演员却可以凭着它演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