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节晚会上，赵本山和宋丹丹表演小品《钟点工》

　　成名

　　历来语言类节目就属于春晚中“条子”关系户较少的群落，如果观众不笑，再硬的关系，同样尴尬。在《宇宙牌香烟》、《虎口脱险》之前，马季、姜昆已经是曲艺界的名家。真正依托春晚成名的是冯巩、牛群及以赵本山为首的东北军团。所谓“一夜走红”，其实并不存在。就像有人问郭德纲同样的问题，他反问：“你看我是哪一夜红的？”

　　冲击春晚从来就不是一次性成功的，赵本山先是姜昆推荐，而后他不知轻重得罪了央视来人，在父老乡亲的期盼下，他提着10瓶茅台进北京，自己把茅台喝了，准备回去跟老乡们说送出去了，折腾了好几年，才算站稳。小沈阳有了师傅撑腰，依然反反复复。去年他的单口表演因为不符合春晚形式被毙掉，为了平衡，要把他塞进黄宏的节目里，不知为什么没弄成。元宵晚会已经定了要上，临了又毙了，在东三省还颇引起一阵小波澜。

　　范伟说他演完了《牛大叔提干》，就以为自己一夜走红。初一早晨他出了沈阳火车站，叫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和司机聊，末了人家也没认出这人刚上过春晚。“这都是人们的臆想，我露好几小脸都没出名。”1996年，范伟继续在《三鞭子》里演了一名没甚个性的司机，他还是站在赵本山身边的那个人。事实上，创作者很难把三句以上的台词给其他的演员，因为担心别人一开口观众不耐烦。

　　《红高粱模特队》中范伟的戏份很多，他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演完这个小品，他想这回自己有点腕了。贵州台请他去做节目，那节目安排了恶搞偷拍，下飞机有人拦着他，检查证件。范伟说：“我是演小品的。”人家问：“你演什么小品？”他说：“和赵本山演小品。”人家说：“我们知道赵本山，不知道你。”范伟说：“扯蛋扯蛋那个，还有走路垫步的。”他傻乎乎地学着小品里单腿蹦，周围的人笑喷了。

　　我听到过一个段子，春晚排练时小品作者每顿饭的伙食费是20块钱，想喝点酒点些好菜根本不可能。冯巩每年去得早、带的人多，有人嘟嘟囔囔抱怨，冯巩一急，拍了1万块钱，让跟着他的人随便吃。讲给范伟听，他对这种事情茫然无知，参加春晚10年来，央视对他们这个团队一直很客气，吃喝管够，他们也从未送礼请客，而范伟是个最敏感不过的人，“我们是本山大树后面的人，他们对我们客气不客气我们都感觉不到”。

　　创新

　　早在黄一鹤时代，他就找过心理学家研究观众看一个节目多久会感到疲惫。崔凯说：“那时重视题材的新颖开发，逼着创新。”首当其冲的就是打破东北方言垄断，到南方寻找节目。央视春晚在上海地区的收视率一直不高，如果有个滑稽戏小品，江南收视率立刻飞升。郎昆今年开会首先定下的就是寻找南方语言类节目，前几年也曾经把导演组分成几批，四处寻找。有一年号称发现了一个“广州赵本山”，那个节目叫《草台班子》，都觉得那演员挺好，可给了机会不一定能走上去，节目演完就无声无息了。前几年还偷偷摸摸审过被央视封杀的陈佩斯，看完导演们就散了。

　　崔凯在写完《红高粱模特队》后思考小品创作说：“过去我分不清东北小品和京津喜剧有什么区别？《红高粱模特队》是拐点，东北喜剧强调人物，京津强调包袱，像小沈阳的‘这个真没有”，不是包袱，是剧情顺下来的笑点。”

　　为什么南方喜剧不被春晚舞台接受？上过3次春晚、也曾被毙过3次的湖南演员大兵分析说：“全国有8大方言，南方占了7个，但是首都在北京，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主，很难找到全国观众都明白又不削减魅力的语言。滑稽戏在上海演起来山崩地裂，到了北方没人笑。走向全国就是走向北方，我们不得不忍痛牺牲，削足适履，就像人家用右手吃饭，我们用脚吃饭，这种方言上的不平等是无法改变的。”大兵在春晚用湖南普通话表演相声，他说：“‘你qia饭没’说成‘你吃饭没’，韵味一下子消失了。”另一个原因是南方人比较细腻，比较小的包袱可以让他们乐个不行，而在讲究密度、冲击力的春晚舞台上，人们长期习惯东北喜剧的猛烈快速，南方喜剧远远无法满足。

　　赵本山并不是只力推小沈阳一个徒弟，早在《卖拐》系列，他就找了两个徒弟上场，但表现机会不多。今年他为央视准备的小品原本是《送蛋糕》，小沈阳扮演那个送蛋糕的人，很多亮点都在他身上。临时改成《不差钱》后，又给他安排了一个最能展示他模仿能力的角色。同时，在辽宁台演出的《送蛋糕》换掉了小沈阳，角色的包袱也去掉，就是为了留给央视最好的，演员和作者需要考虑的不只是作品，包括照顾方方面面的关系。

　　在和宋丹丹连续合作两年后，赵本山找来范伟筹备《有钱了》，讲中彩票的故事。赵本山进入央视春晚之前，就开始在辽宁台春晚露脸，雷打不动。每年他准备两个小品，先在辽宁台录像，他认为最好的那个呈现给央视。有趣的是，好几年他觉得指定会火的小品审查时一演，观众反应都不激烈。而地方台的要求很简单，观众笑了是硬道理。就像《有钱了》，一开始就下大力气抓，演员、创作者们住在“影视之家”，两个月的封闭，讨论、修改，一上舞台，场子不热。范伟归结为“劲使大了，创作喜剧越放松越好，真紧张起来，为央视打造精品，离笑不出来就不远了”。

　　尽管演员和创作者都不愿意承认题材限制了他们的发挥，可事实确实如此。王承友今年的节目被毙掉了，包袱越砍越少，他在电话里对我复述了整个原稿，沮丧地说：“我不太会念稿子。”不会生动地念稿子的作者，第一关就难通过。赵本山早期作品尖锐地触碰过现实，《三鞭子》讲述农民对下乡干部不信任，觉得他们在走形式主义。崔凯说这个作品非常难写，“春晚整体氛围是喜庆的，不像中纪委廉政文化晚会，既可讽刺，又可批判，人们怀着期望准备乐。‘年三十晚上死头驴，不好也得说好。’讽刺谁都不合适，要避免得罪各个阶层”。

　　对于擅长讽刺、让人们在笑声中和弱点告别的相声，这就是个致命的限制了。宫凯波有个现成例子，他写的《好人不打折》，大意是一个袜子厂工人下班误把袜子带到家里，引起媳妇的误会，两人回厂里还袜子，保安不让进，说你把我撂倒才能进。工人一急，把透明的丝袜套头上装劫匪，初审时观众乐得东倒西歪。审查时有人说：“袜子俩腿，脑袋套在立裆，容易让观众浮想联翩。”要求换成纱巾，还必须是黄色的。底下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黄色，反正直播时一个包袱没响。他告诉我：“最初创意阶段，很多东西都挺好，剩下的全没意思。包袱往下咔嚓，尤其是早期。领导想的和基层操作不一样，领导想别出事，这话敏感。地方台就好弄，北京台小沈阳的《超级大明星》能把砖头拎上去，那个节目央视审了几次就不敢上。”

　　崔凯说：“我不同意小品、相声走入绝境的说法，去年我们走过几个省，观众还是很喜欢。但是你不能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吧，问题就是出在创作上。侯宝林、马三立在长期表演中，观众用笑声告诉他们，为人民服务是句官话，但老百姓满意就是最重要的审美标准。”

　　“不能用春晚的标准去衡量小品相声。”崔凯总结道。

　　年前，赵本山在电视剧《关东大先生》的发布会上，提到范伟躲他不接电话，他为此生了气。赵本山把范伟单拎出来数落，很大程度上出于他的焦虑。去年我在“本山基地”采访时，“本山传媒”总经理刘双平就提到，赵本山在准备春晚前七天七夜没合眼，失眠，压力大到哭泣，今年他在台上的咳嗽控制不住。近两年为他写本子的徐正超告诉我：“每年都这样，咳嗽还要生憋，他是年三十的一道菜，不上不行，上就得保证得接得住前面的。”

　　今年宋丹丹提出不演，赵本山想了一个点子，最适合他和范伟。范伟不演对他造成打击，赵本山自己又无法退下来。其实1994年赵本山就没有参加春晚，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如果放在今天，会成为报纸头条。那个年代他最有力的竞争者是赵丽蓉老太太，有她在，赵本山就很难拿到小品类一等奖。赵丽蓉去世后，赵本山才成为真正的小品王。

　　可今时不同往日，宫凯波开玩笑说：“本山是一杆大旗，必须迎风飘扬。”这话却也不假，赵本山有很大的一个摊子，学校、基地、剧场、电视剧，东三省对春晚又格外重视，如果不上春晚，他的美誉度会受损，学校生源、卖片都会出问题，别人会怀疑他是不是犯错误了。每年赵本山会收到成千上万的剧本，远至东莞、海南，他手下专门有看本子的人。徐正超说：“对路子的基本没有，送本子的人以为重复以前的俏皮语言就行了，他现在要的是沉实的幽默，不是制造经典流行语。各种表演方式全用遍了，出新的可能性为零，观众的笑点一年比一年高，就想题材首先面临着‘躲坑’。”徐正超和人打过赌，如果对方能提供可操作的、效果好的小品思路，他愿意付20万元，直到现在这钱也没输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