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静：“从我个人的角度看，他们比我那个时候压力更大，难度也更大，那时候观众也朴实，不像现在要求很高”(蔡小川 摄)

　　关于春晚主持人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老师卢静女士，卢静曾经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音员，1984年也参与了春晚的主持工作，后来出国，回国后一直担任播音主持的教学工作。

　　主笔◎王小峰

　　声嘶力竭

　　春晚主持人的主持方式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之一，最初春晚主持人有电影演员和曲艺演员，后来逐步转变成央视专业主持人主持。每年春晚，主持人都或多或少被议论，而随着春晚主持人自产自销，他们的脸孔化和套路化的主持风格已经和整个春晚气氛越来越不和谐，在背台词的前提下，已看不出一点真情实感。当然，作为一台被十几亿人关注的晚会，主持人必须按部就班，不能有丝毫差错。即便如此，2007年春晚零点报时出现的“忘词事件”，还是让观众把对主持人的争议推向了一个高潮。主持人究竟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主持春晚？他们除了具备说话的功能外，是否还应具备一些自然、轻松的状态？每年春晚，如果你不看电视画面，听到的就是一些人为制造出的掌声和主持人声嘶力竭的喊声。而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真的因为他们提高了几个八度就感受到节日气氛了吗？

　　尽管这些年春晚在节目中有意设置了一些让主持人参与的内容，但是他们并没在这些节目中转换自己的角色，仍然放不下主持人的腔调与架子，反而让节目变得更虚假。这些主持人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变得祥和一些呢？毕竟是过年。有些问题是出在主持人自己身上，目前中国的电视主持人大都不具备驾驭节目的能力，这包括主持时的分寸感和应变，以及调动观众互动的能力。因为他们都是从背台词起家，缺乏真正的创造性。另一方面，春晚的套路化让主持人在这个舞台上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小，曾经是相声演员的朱军也无法发挥自己擅长的一面。

　　25年间，电视文化的变化非常明显，观众对主持人这一角色的理解也越来越丰富，尽管人们未必都带着求全责备的心态去要求每一个主持人，但是至少希望主持人的风格能更贴近观众的心理。主持人不单单是一个传声筒，它是整个电视节目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这方面，春晚主持人除了每年的穿着越来越光鲜华丽之外，在主持方式和能力上却逐渐倒退。

　　关于春晚主持人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老师卢静女士，卢静曾经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音员，1984年也参与了春晚的主持工作，后来出国，回国后一直担任播音主持的教学工作。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他们比我那个时候压力更大，难度也更大，那时候观众也朴实，不像现在要求很高。”卢静说。春晚从过去的一台纯娱乐性晚会变化到今天赋予更多意义的晚会，给主持人加上的包袱确实比过去多了，背的包袱多了，也就不会抖包袱了。“当时我没有经验，也很紧张，没有参照，但觉得当时最有利的就是我干脆什么都不想，很真挚，很少考虑自己的形象。现在看那时候的形象特傻，包括服装和化妆，都是试验阶段。我自己对形象、服装，包括灯光，没有任何要求，我很少去想在舞台上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但当时我对自己在主持上的要求就是排除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节目里，想那些话。另外就是我们学过播音的，运用一些想象，情景再现，借助联想。”

　　现在春晚主持人的串联词也变得越来空洞，很多串场词都是故意渲染一种情绪和气氛，多年来几乎变成了八股文。而主持人站在台上，总想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观众，包括自己的声音、动作，这反而让主持人在台上显得特别僵硬。“可能导演会要求声音再高点、再热烈点，可是他没想到，故意去渲染这个气氛，而不是发自内心，声音的拔高就很假。从声音的把握上，人在最悲痛的时候反而是无声的、低沉的，高兴也是。并不是张牙舞爪、声音激动就能够表现出高兴，就能感染别人。说相声也是这样，笑话还没说完呢，就自己先笑了，这是无论如何达不到感染别人的效果。所以在语言的把握上、处理上，还应该下功夫。要揣摩这时坐在电视机前受众的心理，作为一个主持人在观众还没有跟着你走的情况下，怎么去和他吻合，怎样去带他走。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常说，我们原来的主持人都是‘我说你听’，强加给你的。或者看电视新闻都是坐在那儿看，是比较固定的。现在人都边吃饭边做事边听电视，作为主持人的脑子一定要去想，这个人可能在吃饭、做家务，谁顾得上去看你？所以你的话一定要把他抓过来。这是心理上去抓，去吸引他。”

　　情绪与预热

　　谈到当年主持春晚的经验，卢静女士说：“黄一鹤导演还是挺胆大的，我是1983年毕业的，第二年就主持春晚。当时很早就把我们关起来了，很早就融入节目里，对节目赋予的感情能够去消化和理解，加上自己本身敢创作，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不受台词限制。大家的心气儿都特别高，我最年轻，从我的角度看，实际上是一种朴实的感情。现在表面的、玩技巧的东西太多，比较花哨，形式大于内容。内容不是真正站在观众的角度，自己不清醒，对自己的定位，包括一些理念，可能有一些偏差。说句不好听的话，有时候有点自我欣赏。”

　　当年黄一鹤对主持人如何主持没什么限制，而且是茶座式空间，相对比较随意，主持人对串词的理解尽可能把它口语化，允许自己发挥。“我觉得现在写的大词太多，泛泛的词太多。同样一句话，老是口号式的。为什么不能换一个角度说？说得更朴实一点儿，大白话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春晚串场词的创作，最早也有一个创作班子，当时经常担任串场词创作的是焦乃积，但是越写胆越小，越写越套路化，以致形成了后来春晚串场词的风格，即大而无当的口号式语言，把节日变成了一个宣讲台，说教代替了亲和，用假想的方式代表观众表达一切。25年前，春晚的自由随意的主持风格吸收了民间曲艺中的一些表演方式，并没有受港台电视节目主持人风格的影响，随着港台地区和欧美主持风格慢慢被我们接受，春晚主持人的风格非但没有吸收改进，反而放弃了过去的一些特点，不管是男主持人还是女主持人，腔调几乎一样。

　　卢静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主持人要了解观众心理，你的位置和他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现场，导演肯定是要求要热闹，还有底下领掌的，主持人就认为声调高才能表现出热闹来，他一看那么多人，想让每一个人都听见，无意中就会抬高声调。可能他想象观众这时候也是在一个鞭炮齐鸣的气氛下，所以使劲喊。但是他忘了有话筒，传出的就是声嘶力竭。而观众的氛围有些不是这种氛围，你那儿热闹，观众在家里不一定热闹，就显得很远。所以越是热闹的地方，就越应该准确定位心理位置和话筒的位置。导演也要明白，这时候观众并不是举家跟你一起蹦，该看的在家安安静静看，放炮的也外出放炮了。必须了解人们当时是什么心理，你再设计台词和节目，设计语言，包括声调、表情，不能想当然，我觉得这方面现在做得不够。除了心理不同步，还有一个就是本人的位置。他想得更多是现场，所以声调就高了。再加上紧张，人在紧张的时候声调也是高的。还有一个就是习惯性到话筒前就用气息，咬字清楚，这让人就架起来了。就像电影演员一样，演技不好的演员表演痕迹就很重，真正演技好的就放开了。这就是我说的心理位置。主持人应该多听、多想，在现场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好话筒，克服自己的一些不利的条件，语言和观众的心理要吻合。”

　　这些年并没有人指出春晚主持人的问题，即便把主持人当成一个话题，也都是细枝末节上的问题，比如口误方面的问题。除了卢静指出的主持心理学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人们忽略的问题，那就是春晚从一个三四百平方米的演播室进入了2600平方米的演播大厅，空间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对节目表现方式的影响乃至对主持人说话风格的影响都很大。主持人站在巨大的空间，本能地就会提高嗓门。但是春晚舞台毕竟不是话剧舞台，世界一流的扩音设备反而让主持人显得有些傻乎乎的。

　　当然，像倪萍这样有过舞台表演经验的主持人在春晚的舞台上也是饱受不少非议，因为她很容易煽情，并且，她的煽情风格被后来的主持人继承下来。对此，卢静解释了为什么倪萍喜欢煽情的原因：“观众对主持人的评价可能有一点是理解不了的，实际上跟这个人的性格、说话习惯都有关系。大家都说倪萍煽情，她并没有认为她是在煽情，一个是因为她学过话剧和表演，再一个她是山东人，山东人善于表达。可能心里有一分，她能表现出十分来。有很多人有十分，才表现出一分。她老觉得委屈：‘我是真心的，我不是煽。’她演员出身，容易动情。但是观众为什么不容易接受？因为她在这个语言把握上更多地用了话剧和舞台上的表现方法，忽略了麦克风在电视机传出来的效果。现场可能很好，但是电视机前是一个冷静的现场，可能就不合适。就是观众的情绪还没有到呢，她的情绪先到了。这就是两个不同步，真正好的主持人应该是场内场外同步的，我们很多主持人把握不好分寸。虽然她也很真，但方式上预热预得不够。另外不能够去说教，应该用最朴实的话，用灵魂深处的东西一点点预热。有时候激动不激动，不是你说了算，是观众说了算。这就是定位不准，也是整个主持人的问题，不光是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