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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小说家的周梅森，近年来名字频频出现在荧屏上。从《忠诚》到《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由他担当编剧或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都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并且在各地卫视一播再播。不久前，由他自己担任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我主沉浮》又投入了拍摄，在这部电视剧中，周梅森再次担任制片人。就在这部电视剧的前期拍摄完成之际，我们采访了周梅森。
一直想做一部当代作品的经典
问：《我主沉浮》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拍摄，它讲述的是个怎样的故事？是什么触发了你写这个故事？
答：《我主沉浮》是以我国25年改革开放为背景，以一个省级领导班子为叙事主体，塑造了省长赵安邦、省委书记裴一弘等一批高级干部形象。作品深入到了经济运作、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等经济生活的核心，揭示了资本和资本运作的秘密。
我对当代生活一直非常关注，《我主沉浮》是我精心打造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涉及到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站在一个宏观的背景和角度上来表现25年的改革和发展，不是以哪一个省哪一个市为背景的。
问：你这三部曲的后两部准备得怎么样了？三部曲是否都是同一个主题
答：主题是一样的，但是人物故事各不相同。第二部名为《我本英雄》，小说已经写了一大半。第三部也已有了总体思路，都是以这个省的经济大事为主要线索的。因为这25年非常复杂，是中国变化最大的25年，我尝试着把这段历史展现出来。
问：《我主沉浮》与你以前的那些作品相比，有什么不同？
答：它的规模更大，立足点更高，人物也更多。三部曲大概要用100集来完成。以前的作品主要追求一个故事上的好看，但是这部戏的制作非常巨大。比如灯光、摄影设备，比《国家公诉》强了一倍多，光道具一项就花了40多万。我们整个戏都在上海拍摄，浦东一些从来没有开放过的地方，对我们全部开放。这部戏，外部的壮观和内部的精致我们都很注重，我们一直想做一部当代作品的经典。在编剧手法上，我们也有很多新的创意，效果非常成功，既惊心动魄，又很有历史的厚重感。
商业因素的考虑非常重
问：在拍摄过程中有哪些让你非常难忘的事？
答：太多了。在我们这个剧组，无一不敬业。比如导演蒋绍华，在拍摄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儿子突然得了脑膜炎，但他坚决不愿意走，一边流泪一边拍戏。拍到接近3个月的时候，他又心脏病发作，硬支撑着，直到大家全部“罢工”，才硬将他“逼”走。再比如，扮演裴一弘的何麟，一次他和我开车一起回剧组，一路上他戴着耳机，我以为他听音乐，就提醒他开车时当心，别走神。他笑着把耳机摘下来给我听，原来里面全部是他录下来的与每一个对手的台词，他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背台词。有时候，台词长达一二千字，他都能说得一点错误也没有。还有吕凉。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表演都令我非常感动。
问：三部曲这样庞大的拍摄计划，其中有没有商业因素的考虑？
答：商业因素的考虑非常重。小说完成后，我再改编成剧本。剧本既要体现小说的原著精神、思想分量、历史厚度，同时又要非常好看，这是我作为编剧的自我要求。而我在做制片人的时候，也只有一个要求：好看好看再好看。思想和艺术如果没有一个好看的情节，观众是要关电视机的，这个意识我是相当清醒的。所以，在拍戏的时候，我就告诉导演和演员，大家一定要有“这根弦儿”。
在《我主沉浮》中，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剧本上虽注意到好看了，但文字和画面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有一段150分钟非常好的戏，但它减缓了情节的节奏，我坚决把它全部剪掉。在可看性上主创人员都很费心力，这部戏大约有十几处地方会催人泪下。
做制片人让我找到了写作时的感觉
问：这部戏是你第二次当制片人，第一次是《国家公诉》。为什么想到要自己做制片人？
答：资本和艺术一直是一对天敌。电视剧是一个资本运作形式，不仅仅是一个个体劳动。它有两个特性：一是资本运作形式，二是综合劳动成果。作为一个综合劳动，每一个艺术家如编剧、导演、演员、摄像都有自己的艺术追求，这种艺术追求是非常宝贵的，是需要支持、保护和鼓励的。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追求必须达到一个统一，统一在资本和艺术的最佳选择点上。而我做制片人，既是艺术家同时又能掌握资本运作，我就能找一个最佳点：必须做得非常精致、好看，非常符合市场要求和老百姓的审美同时，又不能让艺术无限扩张，导致资本无法承受。
问：你做制片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答：找到了我写作时的感觉。它意味着这部戏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上，相当于我写剧本掌握着自己的笔，而这个笔就是资本，我能调配资本，能够按照我的意图来实现一部戏在目前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最佳状态，这是我非常欣慰的。投资方上海电影集团以及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电集团都对我的经营管理能力毫不怀疑。我觉得，任何一部拍得好的戏都必须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也必须对这部戏负全部责任并且有能力负责。我现在就起了这么一个作用。
问：制片人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工作，涉及整个剧组的方方面面，对你来说这是新的领域，你如何把握？
答：我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做过房地产，办过公司，搞过经营管理，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做制片人，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在我介入电视剧之前，我其实很瞧不起电视剧，第一次是为央视写《人间正道》剧本，我还曾想过放弃。之后我就一直做编剧，在这个过程中我越陷越深，到了《绝对权力》，我开始做艺术总监，与投资方一起参与演员选择、画面研究等，到了《国家公诉》我做了制片人。我一直在不停地学，所以后来一上手，也没碰到太大的困难。另外，我的搭档蒋绍华也非常优秀，他本来就是制片人出身再转行做导演，本身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俩的结合在戏的创作过程中都没出任何问题。
问：你既是原作者，也是编剧，还当制片人，这三个“角色”之间是否会互相“打架”，你如何调和这些矛盾？
答：这种矛盾其实是我自己角色之间的调和。
做小说的时候，我不会考虑电视剧也不会考虑将来需要投资多大，只严格地按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要求做；做电视剧的时候，我就会把小说当作一堆素材，严格按照影视剧本身的规律进行创作，不只想着赚钱；做制片人时，我是按照电视剧的制作规律来运作，只想尽可能完美地把我的作品呈现出来而不是把赚钱作为第一目的。
问：你一身担“三角”，会不会影响你的小说创作？
答：有两方面：第一，它当然会有影响，包括资本的运作、拍摄过程等方方面面。第二，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吸收到大量的信息，包括导演、演员及各个工作人员都能给我带来关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信息，对我小说的创作是有好处的。
把握分寸其实就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认识
问：有些人认为，你的作品是反腐题材，也有说是主旋律作品，这些内容也都出现在你的作品中，你认为你的作品该如何定位？
答：我觉得定位为“政治题材”比较确切。当然，反腐作为目前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和现象，我作为一个表现当代生活的作家和编剧，也是不能回避的。我的作品不仅是反腐，《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出来以后，很多观众反应它们“真实得令人咋舌”。所以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正确地把握这些东西。我觉得我的作品在推动政治文明进步、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是起到了应该起到的作用的。
问：在你的作品中，总是免不了涉及一些腐败现象以及阴谋斗争，这些素材是怎么搜集来的？
答：应该说，我做的是艺术创作而不是新闻纪实。我深深地扎根在生活中，和时代同步前进。生活中发生的事情都能引起我许多思索，我是将它们揉碎再重新制作出来。
问：作品中也不免会涉及一些敏感内容，你如何把握这些题材的分寸？
答：把握分寸其实就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认识。我的作品中写了很多很尖锐的矛盾，但是我的立足点是社会的“检测工”，我不是想砸掉这个“机器”，而是发现了问题然后说出来，由社会有关部门进行修理。我还代表了老百姓的眼睛，对25年改革开放是真诚拥护。所以这些问题不管多么尖锐，我都没有否定改革开放。我的一些作品涉及腐败现象，但是我对反腐却是充满信心的。
我的作品中也塑造了一些舍身为民的官员形象，这是我生活中确实看到过的。塑造具有崇高人格的形象，就是竖一个标杆，这也有些进步作用吧。
以后想创作历史剧
问：你的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有不少是领导干部，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你是如何熟悉他们的生活的？如何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的？
答：我曾在政府部门挂过职，当过徐州市政府的副秘书长，那段生活给了我很多感受，也让我得以近距离、深入其中地观察领导干部的工作状态和许多工作当中的例行秩序。如果指望看领导的采访稿或者看他电视上的讲话来写小说，是不会成功的。
我也有不少当领导的朋友，从县到市的各个地方都有，而且他们都是对我说真话，包括对改革的思索，对生活的真知灼见。这些人都是非常有责任心，有思想。而我的读者和观众中相当大的部分也是国家公务员。我并没有专门为哪一部作品而去做他们的采访，我很清楚这种专门的采访既枯燥也不会产生故事。我和他们都是真心交朋友，我把心交给他们，他们也会真心待我。
问：你将来还会尝试其他题材的创作吗？
答：我希望在《我主沉浮》三部曲之后，可以做点历史剧。
问：你从小说家进入电视领域再到制片人，这两个行当分别给你怎样的收获？
答：我并不是有意地离开文学去做电视剧，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我觉得我很幸运，即时地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入影视界。我的每部书的发行量都在十五万以上，有的甚至有几十万，这么大的发行量，与电视剧的火爆播出不无关系。另外，为什么中国影视的艺术水准越来越高？就是因为许多优秀作家进入了影视圈，像朱苏进、刘恒等一大批作家都是如此。
但是在我的认识中，文学还是“正宗”的，我非常看重。我希望有一天我死后，这些书还能留在书架上。而电视剧，它能带来经济利益，但最终是相对短暂的。尽管两方面，我都重视，但我对自己的基本定位仍然是作家。郑重 潘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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