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施瓦辛格的专访费时9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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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杰客与妮可-基德曼
当记者的问题具有充分的情感或充分的理智，被采访者就会被打动。情感交流讲究营造温馨氛围，而理智交流则包含更多的较量内容
作为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名字似乎只与“轰炸大使馆”、“朝鲜半岛”、“反倾销”、“两岸”等名词紧密相关。这位女士的爱情生活与无关人等有何相干？
一位叫潘杰客的中国男子见到了奥尔布赖特，问她，您和前夫的离婚，是谁甩了谁？奥尔布赖特说，是他离开了我，我当时心情很不好。潘杰客体贴地说，您该有位新男朋友了。奥尔布赖特说，目前还没有。潘杰客说，这是否说明你还爱着你的前夫？奥尔布赖特想了想说，也许吧……
潘杰客在做着一档名为《21＠21》的电视访谈节目，风格类似于美国著名访谈节目《拉里-金脱口秀》。它瞄准的是当今全球叱咤风云的政治、商业、体育、娱乐及文艺界顶尖人物，面对面地交谈，询问他们的“人性故事”———是“人性”，而不是其他。
奥尔布莱特、贝聿铭、骆家辉、张德培、妮可-基德曼、大野洋子、阿诺德-施瓦辛格、前NBA篮球明星丹尼斯-罗德曼、另类华人歌手孔庆祥……目前潘杰客已经完成了将近20位“21世纪的世界级顶尖人物”的采访，从2005年1月7日开始，每周一期，在东方卫视周末黄金时段播出。
潘杰客说，“除了本-拉丹和萨达姆，上至美国总统，下至各个国家各个行业的精英，都在我们的网络中”。
然而约见世界级名人，首先要通过名人手下工作人员的筛选，然后才能进入名人的选择范围。一个中国大陆的、还没落地的电视节目，靠什么打动人呢？
“最主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国际化的团队。”潘杰客说。
“如果要找美国人，必须是美国人去找；找欧洲人，必须得欧洲人去找。我们的团队里有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而且我认为，他们都是这些国家里的精英人物。”潘杰客说。
郑宇盛，韩裔美国人，哈佛大学本科荣誉毕业生，毕业后被选入美国白宫西厅工作。
“为了把他(郑宇盛)挖过来，我去了美国好几次。因为我们是哈佛校友，又志趣相投，最终他终于加盟了我们的团队。”
约施瓦辛格，郑宇盛耗了九个月时间，去年3月的某一天，郑宇盛通过电话告诉施瓦辛格的手下说，我们的节目定位是让“21世纪的中国观众关注21世纪的世界级顶尖人物”，然而节目尚在策划之中，还从来没有播出，计划播出时间是……”
必须说实话的原因在于，不论你说不说实话，对方都会找渠道来详细考察你。“如果你漫天飞舞，胡说八道，他们马上就可以给出一个判断：这是一个草台班子，谁知道你还有什么其他目的？”所以说，说实话除了可以树立正派形象，还有保险价值。潘杰客说：“对世界级的嘉宾，你永远不能撒谎。”
不让对方一口回绝就是胜利，郑宇盛做到了。接下来是漫长的沟通，“九个月下来，电子邮件得有几百封，因为打电话是一种骚扰。而电子邮件爱看就看，不看就算了。”
2004年7月的一天，潘杰客在美国采访贝聿铭。施瓦辛格办公室打电话来说，可以接受采访，但只有10分钟时间。
“当时我们在东部，而施瓦辛格在西部，而且我们这里的采访还在进行，不可能为了这10分钟横跨美国。于是我们就咬着牙明确告诉对方我们的困难。对方马上就说：算了！当时我们好后悔啊！”
从美国回来之后，郑宇盛又开始施展平生所学，不断与施瓦辛格办公室联系。
两个月后的一天，施瓦辛格办公室突然打电话到北京，说明天极可能安排15分钟时间接受采访。就算潘杰客立即飞往美国，也不可能及时完成采访。当潘杰客试图讨价还价时，对方说，这次就算了。
转眼到了11月，施瓦辛格办公室终于安排出合理的时间。可又出事了，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有传言说施瓦辛格曾派副州长参加了陈水扁的就职典礼。
一个月后，误会澄清了，可施瓦辛格又没时间了。
去年12月初潘杰客去美国采访妮可-基德曼，眼看着施瓦辛格在洛杉矶的家，却不得其门而入。
没想到从美国回到北京的第三天，施瓦辛格办公室打电话来说，过来吧，一切都安排好了。潘杰客才又带着人飞过了太平洋，与施瓦辛格进行了30分钟的亲密接触。
“施瓦辛格特别坦率，而且兴奋。他是第一次接受中国电视媒体的采访。我们采访了很多嘉宾，都是生命中第一次接受中国电视媒体的采访，包括妮可-基德曼。”潘杰客说什么情况下，高端人士乐于展示自己“人性”的一面呢？潘杰客认为，当记者的问题具有充分的情感或充分的理智，被采访者就会被打动。情感交流讲究营造温馨氛围，而理智交流则包含更多的较量内容。
潘杰客说自己不很喜欢温馨的、家庭式的聊天，而是更喜欢单刀直入，问一些有可能使对方感觉不舒服的问题。
妮可-基德曼在接受了潘杰客的采访后，“她本人非常高兴，她的经纪人也非常高兴，还主动向我们推荐其他影星。”
采访妮可-基德曼时，潘杰客是温柔的。因为潘杰客的劝说理由是：“中国有13亿人口，也许是你的影迷最多的国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你本人的生活和个性；如果你上了我们的节目，你在中国将拥有完整的人性形象……”既然给了对方这样的心理预期，再临场尖刻就等于背信弃义了。
从目前来讲，《21＠21》还远远没有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妮可-基德曼肯于上《21＠21》，肯定是潘杰客的荣幸，却不一定是妮可-基德曼的荣幸。
从潘杰客的讲述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双方实力的差距：“我们去采访时，妮可-基德曼正在好莱坞拍一部电影。美国人对电影、体育明星的崇拜，远高于对总统的崇拜。她周围人简直把她当上帝看待……她两个月的报酬是2000万美金，每秒那得多少钱？而我们的采访持续了40多分钟。”
然而面对高端人士，温馨的、家庭式的聊天往往会使采访陷入被动。有的名人特别倔，无论记者问什么问题，他都当你不存在，一直滔滔不绝地沉浸在自己想说的问题之中。还有的名人特别虚，无论记者问什么问题，他都貌似配合，但一句“干”的都没有，满嘴套话。尤其是成名已久之人，往往会想当然地认为，记者是出于崇拜而专程前来致敬的，哪怕你只是觉得他很好玩而已。
很显然，一味轻松温馨至少是缺乏娱乐性的。“等到我们掌握了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就会暴露真面目。”潘杰客半开玩笑地说。
尽管掩饰得很严，但《21＠21》的“真面目”已经有所暴露了。面对约翰-列侬的遗孀大野洋子，潘杰客就很猛：“(你展示一些有冲击力的东西)目的是为了获取人们关注？是这个目的吗？”
“艺术本身是不会沟通的，它本身没有目的，所以需要有一种沟通的方式，一种触及人的心灵和智慧的方式。”
“有人指责说，甲壳虫乐队的解散是由于你和约翰的婚姻引起的，你怎么回应？”
“现在人们不这样谈了，现在人们知道，乐队不是因为我的原因解散的。女人是很容易被责备的，尤其是一个刚刚走进他们的亚洲女人。”
“很多人指责你，说你用约翰的名义赚了很多钱，你怎么回应？”
“我为慈善事业捐助了很多，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亿万富翁，我没有那么富有。”
为了了解87岁的贝聿铭先生对死亡的看法，潘杰客问了三个问题，从暗示到明示，最终图穷匕见：“如果说再过100年，您希望后人对您的作品的评价是什么？”
“不一样，我总觉得现在变化很厉害，全世界都在变化……100年我就想不到了，而且你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答，我也答不了。”
“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您心生畏惧的？”
“我现在已经87岁了……所以三年前我就决定停啦，把没做好的工作继续下去，新的工作我就不接。所以你问我未来吗，我就不想了，想得心里面不大舒服。”
“作为87岁的您，相信您对死亡一定有自己的看法。您对死亡的理解是什么？”
“你看怎么说了。精力有限，你到了相当年纪，你自己要知道自己有一个限度，知道限度很重要。英文说这是limit，人要知道这个limit，限度不知道啊，将来有时候会痛苦的。”
潘杰客解释说，自己的父亲也刚过了87岁生日。“我父亲就说，再过几天我就老死了。我们家对死是不忌讳的。我特别想了解老人对死亡的看法，我想观众肯定也想知道。”本报驻京记者 陈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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