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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18岁的时候已经是中国最有名的少女。前不久在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屋喝咖啡，还有一个人向她走来，“你是春树吗？我看过你的书”。
在公众的眼里，春树被塑造为一个惊世骇俗的“叛逆、另类”的女孩子。在不久前的《时代周刊》的封面照片上，身着朋克青年的代表着装黑色皮茄克的春树，茫然而呆滞地凝视着正前方。
刚刚过完21岁生日的春树有着一张削瘦的脸，棱角分明，眼睛很大，双眼皮。褚红色的短发，粉红的吊带背心，牛仔裙。她语速飞快，话音爽朗，偶尔会开心大笑，看起来，她和街上的花季女孩差别不大。
在这个商品社会里，她被包装成为“作家”出售。喧嚣麻木的时代需要的是尖锐和忧伤的作品，但她还只能靠体验和经历来写作，分量还不太够。当下写手最难能可贵的应该是，不诗化自己的经历，不夸大尖叫和高潮。但她还没有来得及理解节制的可贵。
她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因为“缺少美学和文学上的训练”。春树是天真的，也是聪明的，她多少也了解自己同书商、媒体和读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与对峙。她略有微词，但还是顺应了这样的游戏规则。
于是，她应运而生。
她的第一本书《北京娃娃》在2001年出版。出版商是年轻的沈浩波。在媒体的大规模炒作下，小姑娘春树陈述“真实、伤痛、不羁”的生活经历，以“叛逆、残酷的青春”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该书成为年度畅销书，直逼卫慧、棉棉等第一代“美女作家”。
她的第二本书交给了另外一个书商张晓波。
第三本书，春树交给了东方出版社的一个编辑。
“我总是遇到不大好的好人，和不大坏的坏人。”她说。
“我一直希望能上一个好大学。”
春树的思维极为跳跃，她承认自己缺乏一定的“逻辑性”，而这样的言语和行动，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某种孩子气，类似于内地朋克乐队的满不在乎的气质。
提起往事她约略有些不快。她轻轻皱着眉头。“我缺乏耐心。”然后她点燃一根香烟。
即使被《时代周刊》亚洲版视为中国新一代的“激进分子”、“垮掉的一代”的代表，即便她的第二本书沿用该说法，宣称她因为“叛逆”而成为当下的“文化偶像”，春树认为自己并不是十分“另类”，也不是十分“叛逆”。
虽然她也会引用“垮掉派”诗人凯鲁亚克的诗句，但她承认自己并不了解他们的作品。虽然她知道“残酷青春”这样的字眼，却没有看过大岛渚的《青春残酷物语》。虽然杂志封面上她身着“朋克装”，但其实那也并不是她的日常打扮。
她虽然喜欢摇滚乐，却仅限于几支朋克乐队，小说中大量引用内地摇滚乐队的歌词，但对于他们之间的音乐上的差别，她也并不十分了解。虽然她偶尔会提到北京摇滚乐手的聚集地“霍营”，事实上，她只去过那里两次。她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很少夜不归宿。
然而春树有着她内心的传统和柔软，她喜欢睡觉、听歌、散步、与朋友聊天，和一个北京孩子差别不大，这和书商、媒体所描绘的叛逆另类形象，有着出入。春树认为媒体夸大了对80年代后的描述。
春树小时候在山东农村长大，8岁才随着母亲回到北京的军队大院。“小时候的时光非常快乐。我有两个哥哥，整天带我玩，一个是本村的，一个是邻村的，特别宠我。我们粘知了，拍烟盒纸，打扑克、下河钓鱼，真的是好玩极了。他们是特别纯真的人。”
“事实上，在职高退学之前，我一直是一个好孩子，我还是我们学校的宣传委员呢！”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考大学，可是当时职高、中专是不允许考大学的，我连这条路都断了，当时觉得很绝望，就退学了。”
“我一直希望能上一个好大学。”
“在性上，我并没有什么禁忌”
虽然在《长达半天的欢乐》里，她描写“春无力”与男孩子的QQ聊天：
“你做了吗？”
“你湿了 吗？”
但实际上，在现实中她可能要传统一些。
“性和爱，在理论上是可以分开的，实际操作会比较难。”
“我喜欢长恨歌、梁祝、罗密欧与朱丽叶，新白娘子传奇。”
“我有时候是一个疯子，为了爱情、理想，一旦需要，我可以做出任何事情。” 她笑了笑，自嘲地说，“为了真理。”
“上初中的时候，我喜欢的一个男孩子无意拍了我的肩膀。我觉得浑身发抖。就是怎么想念他，也决不肯跟他说一句话。”
到了后来，春树有所改变。“我有许多男友，在性上，我并没有什么禁忌。有些也不是我的男友，我从来不带他们回家。”
她依然记得十五岁时的一场恋爱，她在酒吧认识了一个外国男孩子。她把他的一句话翻译成：我丢失了我的小女孩。
事实上，那句话的意思是：小女孩，你迷失了你自己。
“我知道我英语不大好。”她狡黠地笑，“但是我没有改过来。我喜欢我原来的翻译。”
天色有些暗了下来，西单“中友百货”开始打烊，很多人涌出了大厦。
她要到马路对面去打车，“今天，我爱上了一个人。”她笑着说，与我挥手告别。她着急去见他。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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