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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3月25日晚21：15央视3套
下集4月1日晚21：15 央视3套
在电视作为一个文化载体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后，我们就开始在它的影响下，逐渐对这些鲜活而生动的视听资源产生心理依赖。而主持人这个行当，也开始在我们初始时的新鲜眼光里，慢慢成为打开电视机之后不可获缺的必要前提。他们拥有文化的头脑：只有在他们畅快淋漓的讲述中，你才可以体会到幕后不为人知的琐事，与潜在的镜像符号。他们拥有表现的魅力：他们简单的笑容与紧锁的眉头，都会激发你意识间喜怒哀乐，随时在他们不特定的肢体语言中，把自己的身心全情地投入进去。
可以说，他们是我们眼中实实在在的明星，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曝光率最高，与我们最亲近，既踏实同样也是最敬业的一个群体。我们总是在思索，这些几乎与我们处于零距离却分隔在两个空间的人，到底有着哪般的不一样。而一样来自于茫茫人海中的他们，又是怎样能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繁复工作中，保持着自己最饱满的激情。
为此，《艺术人生》栏目组破天荒地请来五六十位来自中央台和地方台的主持人，并对临时搭配起来的六组王牌组合进行了妙趣横生的访谈。在他们的唇枪舌剑中，你将领略到他们最自身行业的认知，与不懈的精神追求，并在他们畅快淋漓的自我剖析中，发觉到他们对人生信条以及对理想的信赖。
杨澜VS白岩松：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信条
杨澜与白岩松联袂开启了第一个话题，两个生长在同一面旗帜下的两张王牌，以自身并不相同的认知诠释着主持人这个行当的责任与意义。白岩松的严肃个性还是改不掉，一开口就坦言自己对“艺术”这两个字还担负不起，却惟独对后面的人生二字有着深邃的认识。他如此评说主持人这个特别的职称，说用句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在电视传媒中，有一个行当的分工是要靠出头露面、不停说话来干工作、挣工资，这个行当就叫主持人。
杨澜显然很赞同这样的开场白，她自己就不止一次在评论中说过：主持无艺术可言。虽然这样的话中“戏说”的成分明显居大，但从侧面也能看得出他们对自身职责还有着更高、更远、更完美的精神追求。杨澜觉得主持人这份工作就是在讲故事，要把这个故事讲得好听，让大家都爱听，这就是主持人目前循循不息在做的事业。主持人这个行业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在一个栏目负责露脸、负责领奖、同时也负责捱骂的人。每一点点小小精彩的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
杨澜记得第一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做《正大综艺》的时候，就收到很多来信，翻开一看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在骂她的。观众们说，杨澜你为什么要这么大声的笑，要知道那个时候屏幕上只能微笑着面对大家，如果笑得太投入，就意味着失去了东方女性应该有的文雅。结果还有一些观众在信里批评说，你为什么总是不敢笑啊，笑得还不够，使得好像这个节目看上去还不够活泼。自己当时捧着来信时百感交集，虽然面对批评自己总是有些无所适从，但是还是要吸取意见做个最真实的自己，因为，自己的职业，是自己内心中的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
白岩松将自己的主持生涯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93年的2月份自己在电台工作时，崔永元突然给他打了个电话，说电视台正在做一个节目，缺一个策划，结果自己二话没说想都没想就去了，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策划生涯。《东方时空》开播前几天的时候，制片人给他订了一张去山东的火车票，他完全懵了，不想却是制片人让他去山东采访《东方之子》。那是后来《东方之子》第一期节目，他一头雾水地跟人家讨教，采访时该怎么看摄像机呀，摄像师转头就说“你管这些干吗，你过去在报纸不是采访过。你采访你的，是电视找你，又不是你找电视……”结果就是这样他才由策划变成了主持人。
白岩松回溯起一番对话，是曾经有人问他认为最好的主持人是什么样，他说希望是十年后的自己。这番话可以说正是他自己的理想，努力做出最完美的自己，给自己制定一个最为完美的目标，显然已经成为他的人生信条与做事的动力。他把主持人比喻成竞技场上的运动员，象是足球明星，假如有机会像球星退役、球员挂靴一样，也会有自己一个告别赛的话，那时候如果还能享受所有人恋恋不舍的掌声，才是一个最好的主持人所该有的理想标准。
曹可凡VS张越：电视需要深刻
曹可凡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里步入主持人这个行列的，那时侯他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读书，突然上海电视台要办一个栏目叫做《我们大学生》，需要有一些大学生的主持人，当时他就去报名参加考试，经过初试、复试，最后进入决赛，经历了一系列繁杂的考核才成了这个栏目的主持人。他曾想做一个认真敬业的内科大夫，却没想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让自己多年的修炼泡了汤，好在在新的人生岗位上自己做的还算如鱼得水，否则自己或许会就这个问题纳闷上一辈子。
张越做主持之前是个老师，原本的理想也不是当老师，也不是当主持人，而是想当作家、唱歌剧，或是当个厨子。后来是在《半边天》节目里做了一次嘉宾，表现极为不错，就被制片发掘出来当了主持人。最初的时候，自己什么也不懂，不知道应该化妆，也不知道应该换衣服，只穿着一个大T恤衫，每天就是披头散发，鼻青脸肿的就去了。结果做完节目下来，栏目的制片人很正式的跟她谈了一次，说您又不是去菜市场买菜，能不能穿一件正式的衣服。可那时侯的张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正式的衣服，都是习惯穿着大毛衣和T恤衫过日子。
无论是《可凡倾听》还是《张越访谈》，都是以文化角度去认真解读自己的采访对象，不仅要有着平和冷峻的心态，而更需要一种面对批评与压力的耐心。我节目里边，他们都是充当了一个倾听者的角色，自己就像在别人的生命里一次一次的蹉跎，最终成为让人们相互理解、相互温暖的桥梁。当今的电视，留给人们深刻思考的余地已经不多，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作为支持人而言就是一个原则，该严肃的时候就严肃，该调侃的时候调侃，一定要对症下药，力争在尖锐的交锋中，寻找一切可以深刻挖掘深刻剖析的可能性。可以说，两个人的话语平凡，但是意义颇深远。也正是这种不被我们所追捧的深刻，搭建了我们与其他人沟通之间最不可获缺的心灵桥梁。
董卿VS王志：十年磨一剑
王志毕业以后就到了电视台，第一次出镜时连个正脸特写都没有给到，只是用家用摄像机对着别人的身影与自己的手，让自己好不郁闷。有了机会进《东方时空》，却在压力下总是无法给予自己自信，因为自己毕竟还是个持外省户口的北漂，根本无法在穷日子里考虑自己今天到底是先吃饭还是该先穿衣。自己最终杀出重围，王志坦率说自己只是不想轻易放弃理想，不愿意在困惑中把自己随便抛弃掉而已。因为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你没有理想，就等于终结或是停止，无法把生活继续。
王志认同小崔的想法，就是做上这一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心理健康，千万别增添一些无谓的心理负担。2001年离开《新闻调查》的时候，整天就曾想，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啊，每天你所看到的事情都是那么沉重，随时有人来敲你的门，打开门就有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这种全身心的心理冲击让人没法不沉重。但是作为新闻工作者来说，应该以特别苛刻的责任感来要求自己，正因为你是主持人，所以你应该跟别人不一样，你应该付出，毕竟你有这样的理想，必须背负这样的社会责任。
董卿仍旧还是老样子，还和漂泊在城市里做着“漂”似的的租房户。过年了，自己无法不惦念一下自己的家。但是真要走进那个家门，确实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轻而易举。从接到春晚通知，然后到投入到整个春节晚会的筹备工作，一直到无数次的排练，一直到年三十的晚上和大家见面，她是体验了很多的忐忑的情绪和心情。
刚到北京那一段时间里，是一份理想让自己支撑过来，那时候住在六里桥，住在地下室，还请了个做饭的保姆，每天还得要记帐，每个人凑多少钱请了一个保姆。那时候虽然艰苦，但是心里却是快乐的，因为内心深处，还有份理想去支撑。自己曾特别特别的迷恋这个理想的过程，就像一种飞蛾扑火般的那种狂热与执着。
十年来，董卿仍旧记得莫伯桑在小说《人生》中的一句朴实的话，把它像真理一样信守着。他说：“生活永远不可能像你想像的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像的那么糟，无论是好的，还是糟的时候，都需要坚强，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像，我有时候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让我泪流满面，但是有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一段路，不论是任何一种状况吧，我非常真心地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力量来自于你们。”
沈力VS陈铎：为了忘却的记忆
沈力老师是共和国的第一次做电视播音的人，陈铎老师也是主持人这个行当中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字号了。可以说，在年轻一代人的心目中，他们可能没有什么火爆的人气与影响，但是在整个行业里，他们却是当之无愧的师者与前辈。
沈力觉得眼前的这些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好的时代，成功在一个开放的时代。都有着非常好的机遇，也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他们的知识与自我的努力，才让广大群众逐步接受并认可，年轻是值得羡慕的，但是更值得老一代人敬佩，因为他们把自己的魅力无限度地发挥到了小小的银屏之上，让这个资讯膨胀的新时代电视文化如此的精彩纷呈。
陈铎的想法与沈老师是一致的，在为年轻人的感慨与兴奋中，深深体会着新中国的电视业发展的全过程。他们经历了中国电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黑白到彩色，从单一频道，到多频道，到加密卫星，到数字分析。当年是电视台也就100多人，演播室只是很小的一个房间，现在却是大厦崛起，整个队伍已经是几十万计，光主持人全国就已经有了两万多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队伍。
两位前辈叙述着当年的经历，对比着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自己从年轻翘首期盼到了现在，一切一切的蹉跎岁月都是在甘苦中酝酿着理想的甜美。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琐碎记忆，似乎就是昨天的剪影一般历历在目，鲜活得让我们惊诧。也许两代人不是在一个共同的理想追求中继续自己的人生事业的话，很难讲如今突飞猛进的电视事业能够这么蓬勃而茁壮地发展下来。
崔永元：十年我变了没有
已经很少在银屏上露面的崔永元，终于大大方方地坐到了舞台的中心。他坦诚向人们叙述他的困惑，叙述他的抑郁与委屈。因为常年的失眠困扰，他患上了极为严重的抑郁症，很多时间里想法都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了，甚至可以随随便便地想到了死。疾病折磨着小崔的精神，可是他转回头来想到却是社会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他希望人们不要疏远了得这种病的人，更不要歧视这些人，应该鼓励他去看医生，医生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韩国的李恩珠，早前给人以震惊的张国荣，还有海明威，都是患上抑郁症而自杀的。但是转念一想其中原因，是不是他们身边还是缺少人们的关注，尤其是朋友们的关心呢！小崔唠叨着他人，解释着自己，都说人生继续下去的动力就是理想，小崔现在最初级的理想就是让自己能够像正常人一样有个好觉睡。
崔永元自言走进这一行十年里，从没有把自己当个明星人物看待。只是觉得主持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虽然好多主持人做着做着就变了样，但是自己却从不敢有什么特殊的想法。从1996年开始《实话实说》，一直到今天，坐着跟你谈话为止，他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己没有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没挣过一分黑钱，都是规规矩矩地挣的台里的工资。自己最大的变化也无外乎是失眠的症状越来越严重而已，心态却还没随着自己的名声有什么特别显著的浮动。以前的朋友还是那么铁，以前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以前的话自己半句也没忘，台里的大小规矩自己一点也没敢敷衍。
十年前自己与十年后的自己，只是一个时间上的落差而已。崔永元觉得还是十年后的现在更快乐，现在是在苦恼中找快乐，自己虽然在别人眼里已经功成名就了，却依然还揣着个责任感。因为自己是在媒体里工作，要知道媒体会影响很多人，很多孩子都是看着电视长大，他们的很多思想观念包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自己做人的态度和方法，都是从电视里面学到的。所以这份责任才神圣，所以这样的快乐才让自己更安心。
眼下的崔永元整天都泡在老电影里，每天都在跟儿时的偶像打交道，自己的一切烦恼都在忙碌起来烟消云散，因为他知道这个难得的心气是因为自己心里还有着理想与责任。十年风雨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当年的青涩与现在的激情自己都不曾忘，无论自己以后摆在哪个位置上，自己都会一如既往地把胸中的理想作为自己人生的激励。
元元VS袁鸣：拼搏
我们认识袁鸣的时候，还是她在《东西南北中》与《中国音乐电视》热播的时候。一直到杨澜走了以后，她去接了《正大综艺》。她笑说尝试过很多各种不同类型节目，音乐也好，综艺也好，益智节目也好，还有跟朱军一块做的旅游节目，做什么节目其实对她来说都不重要，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还年轻，大学刚毕业。对自己来说，就像孩子一样，你张开了眼睛就特别想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每做一个节目，都是一种新的体验，对自己来说，这个过程高兴都还来不及，只能拼命地去寻找乐趣，拼命地去寻找那些让你觉得最刺激的事情，这些事情其实慢慢的，慢慢的可能形成一种积累，慢慢地支撑自己就走到了今天。
元元是在1986年上高二的时候，就有了这么一个远大理想，就是要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那个时候《我们这一代》栏目正面向社会在中学生里面挑选业余主持人，所以自己就跑去参与了考试。中学、大学，自己真正走进这个圈子，可谓是费尽了百般的周折。到了今天，自己觉得当年留给自己最大的财富就是执著的理想和勇敢的心，人生即将考验你，你就要时时做好这样子的准备，有的时候，你稍微坚持一下，努力一下，结果就会很不一样。
两个人都是在年轻时的憧憬中熬了过来，经历了重重的艰辛，却一直没把自己胸中的理想轻易丢卸。虽然都是女孩子，却赢在了超强的韧性与毅力上，最终成功时的掌声遮掩了经历的风雨与曾有的委屈，那些不过是人生的一段路程，一个在拼搏中成长的人生轨迹而已。
理想
人生的理想，在你不断跌倒与爬起的过程中，见证着你成长的一点一滴。也许完美的表现并不存在，但是能够做到让自己心安理得、问心无愧的话，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为他们送上百分之百的喝彩。主持人们担负着工作与职责，更担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我们在他们的故事里感受着人生理想的升华，更在理想的歌声中理解他们的欢笑与泪水。
在这个春天里，《艺术人生》象一个温暖的港湾一样，把即将驶出港口乘风破浪的“桅帆”聚拢在上海这方“龙虎”地。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主持人们即将在这个港湾里庆祝自己的节日，更在彼此的相熟的人生轨迹当中寻获自己的精彩，把胸怀的理想放飞。也许你更应该关注这一瞬间他们不经意之间裸露的人性真实，在一点点意外与惊诧中理解他们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秘密。宋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