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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筹拍到制作完成历时3年的电视剧《长恨歌》终于于3月28日在上海率先播出了。3月16日，一个关于电视剧《长恨歌》的艺术研讨会在巨鹿路的上海作协那座古典幽雅的小洋楼里举行，赵长天、徐锦西、王纪人、毛时安、宗福先、王晓玉、陈子善、李亦中、钱乃伟等20多位文艺评论家、作家、学者和导演丁黑、策划贺子壮、编剧蒋丽萍围桌而坐，热烈讨论。
“一个极棒的女人的故事，背后是一个城市的故事。”(林华)
“这部剧必然会引起众说纷纭的。不同层次的人对它会有不同的解读，会有不同的收获。”(王晓玉)
“王安忆的作品恨难改编，以前改编的电影话剧都部成功，但这部电视剧让人吃惊。”(赵长天)
“这个电视剧将海派文艺推上了一个新台阶。”(钱乃荣)
“这部电视剧在挑战电影了，它的视觉细节，细节的真实，电影都没有做到如此考究。它(对老上海)是一种精细、考究的复原。”(李亦中)
“这部戏拍的是上海女人、上海男人、上海味道，反映了历史风云、女人风韵、上海风情。”(储时健)
电视剧《长恨歌》的精雕细刻和精致唯美受到了与会者一致的惊叹和赞扬。但不止一个与会者担心：这样的精雕细琢，这样的细腻和厚重，习惯于看火暴情节的普通观众们能买帐吗？“这个剧要多播几次，看一次是不够的，会越看越有人看，复播的收视率肯定比首播好。”林华向策划人贺子壮建议。
确实，散文似的《长恨歌》需要慢慢品，慢慢嚼。它的味道不在故事的大开大合、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而在乎行走在上海弄堂之间的款款姿态，摇曳在四十年代舞会之中的万种风情。
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
她的故事并不离奇。只要细心寻找，在上海，王绮瑶们还是那样地生活着。
人
“她在我心里已经几十年了。”程先生如是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会留在这个男人心里几十年，若即若离？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会让她在自己心里住了一辈子，不离不弃？
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概括《长恨歌》，就是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情感故事。一个名叫王绮瑶的上海女子在与四个男人的情感较量中沧桑寂寞的一生。这个王绮瑶，漂亮得让每个第一次见到她的男人都眼前一亮，无论是隐忍的程先生、霸气的李主任、热情的康明逊还是猎奇的老克腊。这个王绮瑶，接二连三地掉进完美爱情与精致生活繁复纠葛着的美丽梦想中，虚实之间已经哀婉终老。这个王绮瑶，眷恋在一座过去的城，却跌落于那个时代无可挽回的结束，感伤之外已然有了传奇的精神。
编剧蒋丽萍说：“王安忆的这个小说我特别喜欢。她设置的王绮瑶这么个人物和其他四个男人的关系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把社会的、情感的、历史的、世俗的东西都往里面装。”蒋丽萍也是上海女人，也愿意烫时髦的钢丝烫夹杂斑驳的灰白色垂下长长的耳环来追求上海女人骨子里所膜拜的时髦精致生活，但爽朗自省的她不是王绮瑶们。王绮瑶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更多是沉醉着的逆来顺受，尽管有时候她们也心比天高。
导演丁黑说：“为什么王安忆敢说，王绮瑶是上海精神的代表，就在于她身上有任何一个咱们都能够接触到的上海人的主要性格特点：她的聪明，或者说算计。但是她精明什么呢？像王绮瑶最后落在非常虚的感情上、她要的一种味道上。但是你在看待这种内在精神的时候，不能不钦佩，因为她始终有理想，尽管她理想并不高大，比较世俗化。”丁黑是个陕北男人，与生俱来的细腻和谨慎使他准确地触摸到了这个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典型上海女人。对于王绮瑶们的性格和命运，他理解但不赞赏，认同却也批判。
无论如何，王绮瑶的一生已经施施然地走过。那一抬头的惊艳，那一垂首的盘算，那一浅笑的优雅，那一回眸的清冷。每个人心里都有那样的一个王绮瑶，但王绮瑶只生活在那样的一个上海。
王绮瑶由内地年轻演员黄奕和香港演员张可颐分别扮演少女时期和成年后。由于导演的把握，两个演员的过渡十分自然，有评论者赞之为“无缝对接”。所有评论者都认为张可颐的王琦瑶比黄奕的更出色，更具有上海女人的风情，她的那种不动声色的优雅从容和暗含精明拿捏得十分准确。一个香港演员在演绎上海风情时超过了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女演员，这似乎是对上海演员的一种打击，对此，丁黑的解释是：“张可颐在英国读书，在香港生活，她接受的是西方文明的教育，比如她走起路来腰板必定是笔直的，坐下来也必定非常端正，这和我们要表现的那种上海生活比较接近。黄弈生活的时代缺乏这个。”
情
“如果没有你，我会怎么过？”老唱片听起来粗糙喑哑的音效，回旋出的是朴素的爱情质感。但这种爱情如果想摇摆进王绮瑶的生活，常常需要戴上华丽的面具。
如果说情陷李主任是年轻时的少不更事和虚荣张狂，那么王绮瑶应该从这段被诅咒的爱情中学得更真诚地面对感情和更踏实地迎接命运，但她没有。如果说情迷康明逊是成年时的热情如火和浪漫至上，那么王绮瑶应该从这段被遗弃的爱情中学得更理性地看待感情和更成熟地选择人生，但她也没有。如果说情动老克腊是中年时的一无反顾和飞蛾扑火，那么王绮瑶应该从这段被戏弄的爱情中学会更优雅地使用感情和更耐性地体验生活。直到这一次，她才领悟了牵手的涵义，牵起了程先生的手，开始享受这一种细水流长的爱情和白头偕老的日子。
关于程先生，男人评价：“他善良到懦弱，有些时候甚至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不像个男人。”女人评价：“‘程先生’会成为新的代名词，一个形容好男人的新名词。”的确，做这样的一个男人——卑微地为爱情眷恋一生贡献一生——与传统教育中顶天立地事业为先的男子汉大丈夫格格不入。但是，拥有这样一个男人——贴心地为女人跟随一生守护一生——与女性心目中老实细心懂得尊重别人的优质男人分毫不差。
“从我们塑造这个人物来说，程先生是一个带点理想色彩的男人，这么的善良，我们想为女性造这么个男人。”蒋丽萍坦率地曝光了程先生的这个小秘密：“大家只看到表面他的善良和软弱，其实他看似软弱的东西恰恰把他对生活的一种韧性一种承担以及对自己理想的一种执着表现出来。程先生的理想很小，他就看重王绮瑶这么个人。但因为各种原因，他和她走不到一块，这是他的缺憾。他要把这个缺憾承担起来，不改变自己的理想，不改变自己的善良，而同时一直对这个女人保持着梦一样的追求。这实际上对主人公的考验非常大。我们当时设想，这样的人物只有在上海才有可能出现。上海男人对女性有一种尊重，不是怕，是一种尊重。”果然一谈起程先生，每个女人都有滔滔不绝的溢美之词。
但作为男人的丁黑在肯定程先生的坚韧之外亦不无建设性地指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程先生有点自私，他为了自己的理想，坚持在王绮瑶身边，却让她一生都不得安宁。”
“让不同层次的人在这部剧中有得到不同的读解。”丁黑一直这样强调这个戏的创作初衷。至少在程先生身上，这样的苦心已经有了回响。
梦
“你的梦永远都不会实现。”这是被李主任冷落的妻子小嫣红对王绮瑶下的咒。王绮瑶注定要中这个咒。
都说“程先生是王绮瑶的底，王绮瑶是程先生的梦”。程先生的梦不大，就是一个王绮瑶。其实王绮瑶的梦也不大，就是她要的一种生活味道：优雅的，随意的，浪漫的，精致的，甚至只是一杯咖啡的香味。“她只想过自己的日子，但是，想过自己的日子真难啊！”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丘明正研究员这样替王绮瑶感慨道。这种感慨，源于王绮瑶想要实现的梦成长在一个错误的年代，她无力挣脱巨大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变革，只能沉默地悲哀。
都说王绮瑶的身后蕴藏了一个真实的上海，她的梦也只有在上海才有可能升腾为一个梦。“上海人所有的行为、情感都是形而下的，化为物质行为，化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像北京人，一下给弄成哲学了。上海人充满实际，但他们实际中充满理想。”丁黑敏锐地捕捉着上海人的特质，在他看来，王绮瑶就代表着上海。只可惜，无论是在逝去的上海还是现在的上海，王绮瑶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她的梦总是在虚实之间错过。当她把梦落于实际的时候，她憧憬的是浪漫；当她把梦寄于虚妄的时候，她需要的是现实。
一座城市和一种创作
这么久以来，上海一直坚持着它的风情。这么久以来，丁黑也一直坚持着他的细腻。
记忆
如果用颜色来记录城市给人的印象，上海这座城，无疑是彩色得最化解不开的。尤其漫步在被老上海人称为“上只角”的徐家汇等城区，各式光鲜的高楼广厦和各样经典的老式建筑交错。当你贪婪得呼吸够老式庭院里靡靡的怀旧空气，马上可以转场到时尚MALL里自在血拼；抑或当你厌倦了现代文明的喧嚣与跋扈，即刻躲进旧式门庭下体味当时的古典与优雅。
如果一座城市没有记忆，那么它必然也是了无生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一座充满生命乐趣的城市，因为它有完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生活在它的天空下很多人尽管生存条件有限，却尽量让自己的日子显得有趣。比如，在王绮瑶的记忆里，生活在上海是被那些新奇的片场、豪华的舞会、每个角落都藏着秘密的富人公馆、轰动的“上海小姐”选举以及暗涌的爱情所贯穿的，这种记忆太过深刻，以至于她用了大半生的时间来缅怀和眷恋。比如，在程先生的记忆里，生活在上海是被香浓的咖啡、德国产老式相机还有一见倾心的王绮瑶所牵引的，这种记忆太过琐碎，以至于他一辈子的时间都耗费在敲开平安里三十八号的门请她吃西餐、参加舞会、看评弹。
所以，《长恨歌》里的上海，更多是一种被哀悼的记忆。
“无论是外地人对上海人的痛恨，还是羡艳，上海的存在特征确实是无可抹杀的。”作为外地人，丁黑对上海的印象非常深刻：“你来买个东西，碰到个售货员，你都能感受：她对待外地人的眼神话语，在轻轻呵护里透着极大的蔑视，小心翼翼地讽刺你。上海人的精明都写在了脸上，不像北方人，比如所谓晋商，你永远不知道他那张平淡的脸后面写的是什么，深不可测。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上海人精明吧，其实也挺可爱的。”
复活
关于《长恨歌》，导演丁黑很早就看了小说，并下结论：“这拍不了。它的文字是非常有迷惑性的，让人觉得什么都有，其实真要拍起来的话什么都没有。”但几近十年之后，他再拿到电视剧《长恨歌》的分集梗概，有点惊喜：哎，这成啊！丁黑毫不吝啬对编剧蒋丽萍的赞美：“我为什么觉得蒋丽萍对这个戏的贡献非常大呢？她把原作中很多被弱化的故事点拎出来，同时又不脱离原作的精髓，把它外化成为可视的东西，通过影像来完成它弥漫在作品里的味道。她找了一条通过塑造人物性格去实现对味道的追求，通过强化故事来实现对味道的追求。”
作为上海人，事先蒋丽萍和所有人一样，对于丁黑这样一个北方汉子来导演这部地地道道的上海戏也曾经心生质疑，但结果令她满意：“对于这部戏总体上我非常认同。他们这么个对上海生活完全陌生的群体，剪辑、美工基本上都是陕北人，但是能把上海味道处理得这么好，非常出乎意料。反过来说，在上海也未必能够找到像他这个年龄的导演能够把握这么好的。他对剧本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意见。有时候甚至仅仅是感觉，但他的感觉满好的，他是我接触过的导演当中很少的那种对人物、对文学的把握比较准确的导演。”
导演和编剧都坚持在以情节冲突为生存准则的电视剧创作中尊重并坚持原著小说中弥漫的上海味道，并以大量的细节完成了这种味道，达到了小说塑造的质感。丁黑一以贯之的唯美、细腻影像风格和蒋丽萍精炼、极富人物与地域性格的对白完美结合，于细微处一点一滴地复活了以前所有以上海为故事背景的所谓“上海戏”所没有过的上海风情：笨拙的老式升降电梯、遥远的无线电广播、精美的明星画像、三十年代的上海地图等等，甚至“胜利牌”留声机上的商标都清晰准确。
“这部戏的风格就是世俗化的精致和精致的世俗化。”丁黑斩钉截铁地说。而这两个准确的偏正短语所概括的正是看似五花八门的上海。
复活上海并不意味着赞美上海。当记者试图将《长恨歌》贴个老上海的小资标签时，一直先用“对”来回答提问的丁黑却表示了否定，他恐怕这样会带给观众一种误解。“大家看了这个剧可能会觉得这个非常小资，但我们这个团队自己并不小资。我们对小资这种态度抱有一种客观的看法，这种看法说不上是赞赏，更多的是理解、认同，但是，肯定是有批判意识在里头的。”包括对蒋丽萍的评价，除了改编能力，丁黑更赞赏她的“不自恋，这个不自恋是指对上海这块地域不自恋。她有非常强的批判精神”。
至于这个被精心复活了的上海是否能够被观众接受，丁黑非常忐忑。
坚持
从剧本筹划到制作完成，花了整三年时间创作完《长恨歌》后，丁黑一直休息了大半年。现在回忆起这个戏制作过程中的艰苦，他还是有点后怕。
“一般摄制组的前20天是磨合，20天到两个月末是最好的状态，一超出三个月这个班子就很难带了，因为它已经超出了正常生理和心理的范围。”
而《长恨歌》光拍摄就整整用了半年的时间。
“没开拍之前我就特别清楚这个事的艰难，所以跟工作人员合同都签得特别长。我也特别清楚自己的拍戏风格，跟所有人也都说得特别清楚：这不是一个好活，得事先有心理准备。但好多人最后说：操，我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也没料到是这么个‘不是好活’呀！所有人后来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了，病了两三次。”丁黑说自己在现场不爱发火的原因就是觉得大家都不容易，而关键的矛盾在于“我们其实是在有限的成本里头拍出这个成本不可能拍出的东西，所以只有向自己潜力挑战，拼命压榨”。
在这种极限的状态下，艺术上精益求精的丁黑很坦率地承认“瞬间的妥协念头肯定会有”，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以至于在结束半年后今天他还没敢接新戏。有点拍“伤”了，心理上还没有缓过来。而且对于求完美的他来说，拍到精致如此，在他的内心重依然有着很多遗憾：因为人力、财力等种种原因而造成的无可奈何的缺憾。
今天的丁黑，有的是欣慰——这部剧的艺术价值是毫无疑义，但也有着深深的惶恐——目前他最忐忑不安的是普通观众对《长恨歌》的接受程度。“别看这些评论家们一致叫好，但他们代表不了普通观众。”在停了满耳朵的赞美之声后的丁黑异常清醒，他说他最怕 “人家吃惯了红烧肘子，你给端上一盆高汤，哪怕味道再好，营养再丰富，再花时间、花精力，结果人家还是不要。”所以，他很惶恐。
即便如此，丁黑还是愿意坚持自己精致的艺术风格：“大家老说电视剧不是艺术，要什么艺术。我现在觉得这个观念特别混乱。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为了让大家好看的手段，因为电视剧毕竟是一个所谓形象产品、情感产品。当然，运用的艺术手段是否恰当，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用得过于高深，过于晦涩。但你不能说你不要艺术。而且我觉得中国老百姓真是宽厚。那么粗制滥造的东西，他也毫无怨言地下咽了。”说到最后，一向平和的丁黑稍稍有点激动了，“最怕你特别真情地想把一些感动的东西分享给大家，人家却说你是个傻X！”
丁黑说自己有点完美主义。他是个聪明人，知道阿Q精神，也懂得自我安慰。当自己耗费大量心血创作的作品即将呈现于众的时候，他还是止不住的紧张、担心、忐忑不安，甚至表示观众的反映足够影响到他的自信。“自己折腾自己。”他只好这样自嘲，亦自省。文/孙庆 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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