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在中国抗日的烽火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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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在拍摄现场
大家都在思念着诺尔曼，都在思考着他最后的话：人生很好，很值得为它活上一回，但也确实值得为了某一个目标去死一回……
撰稿／杨梓鹤
2005年，一个特别的年份。
1月20日，我接受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邀请，担任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导演的工作。当时，投资方要求年内完成全部制作并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此时，剧本尚未完成。至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对剧本慎之又慎的我，竟会如此冲动地接了一个没有完成的剧本，并且立下了“军令状”。
2月7日是春节。当全国人民们围坐在电视机前热看“春晚”的时候，我却躲在自己的书房里只与诺尔曼相伴。书桌上堆满了关于他的资料，发黄的书页，复印的纸片，厚厚的传记。中国人写的，外国人写的，他自己写的，到处都是他的照片，幼年的、青年的、中年的。一闭上眼，晃动的都是他的样子。
那天我写完了最后一集，窗外漫天大雪，看着灰蒙蒙的天空，我想到了那样的场面：“在那个下雪的早晨，诺尔曼走了。两手空空地离开了所有爱他的人和他所爱的世界。66年过去了，中国人一天也没有忘记这位加拿大朋友。尊敬他，如一个英雄；爱他，如自己的兄弟；追随他，为人生的楷模。”
春节过完了。我和助手们都熬红了眼睛。不到20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国内剧本的初稿。随着剧本的写作，诺尔曼在我的心里日益活跃，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乃至发脾气时的表情和动作都是那么清晰地呈现在我的心里。还有延安医院、松岩口村、小豁嘴双喜、叶院长、方医生、毛主席的窑洞……一个个场面、一个个人物的诞生都是那么令人兴奋和感动。
是诺尔曼的灵魂一步步引导着我，走进他，也走进自己。
3月9日，第一次去加拿大。
蒙特利尔市刚下完一场大雪，寒冷、泥泞。来接我们的是当地制片，犹太人，丹尼。他开着一辆沾满泥点的吉普车，不修边幅，看上去像斯皮尔伯格的兄弟。他车开得快，讲话的速度也快，好像全世界人都该听懂他的美国口音并都该按照他的指示办事似的。
“这4天的计划非常紧张——第一天看景，要去15个地方；晚上跟第一助理导演汤姆见面谈剧本。第二天面试演员，早上9点到晚上7点，一共40多个；紧接着跟加方工作人员见面，提出拍摄要求。第三天，去更远的地方看景，往返一整天，晚上继续跟美术讨论。第四天还是看演员，大约40个。第五天返回中国。离开前，要确定绝大部分演员和场景……”丹尼不停地说着，不时打电话，不时指指点点提示我看周边的建筑。这个精力充沛的犹太老头，一下子把我带到全方位的紧张状态中，仿佛“听、说、读、写”的考试同时展开，而我的眼睛也像猎人发现猎物似地兴奋起来，“那个建筑我要拍，还有那个，那个……”工作的兴奋和紧张，使我完全没有了时差，没有了困倦……
从接这部剧开始就决定了2005年必定是个辛苦年，是个缺乏睡眠年，是个东奔西跑年，是个争时间抢速度年，还是个充满激情和挑战的年。
4月1日，山西开拍。
山西祁县的大山里依然很冷。一百多演职员裹着大衣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扮演伤员的战士们被装扮好了带到拍摄现场。我一看，总觉得哪儿不对劲，仔细一看，战士们脸上化了伤痕妆，但身上的军服却是新做的，起码不够残破。
“所有伤员的衣服都必须有战场上的硝烟、肢体都被打烂了，军装不可能这么完整！都扯成碎片！”一声令下，服装组、化装组、副导演一阵忙碌，把部队派来扮演伤员的小伙子们重新“打扮”了一番，崭新的服装都被撕成碎条、缺胳膊断腿的、头部、眼部、脸部、烧伤、炸伤、枪伤、刀伤……经过化妆师、服装师、道具师的精心“打扮”，各种程度的伤、残可谓以假乱真，令人毛骨悚然。
我真佩服那些扮演重伤员的战士，冒着严寒穿着被我“勒令”撕成碎片的服装，忍受着冰冷的、黏糊糊的“血浆”，或被蒙着双眼、或被吊着手臂、或蜷着腿，保持一个姿势，不动，一呆就是一整天。有些战士皮肤过敏，起了成片的疹子，但他们毫无怨言。他们知道这些苦远远比不上诺尔曼60年前吃过的那些苦。
4月5日Treval来拍戏了。
Treval，这个加拿大小伙子是我从八个候选中挑出来的。他的外貌并不是最像的，但他在面试时的表演打动了我。当我看着他的眼睛决定把这个角色交给他时，他激动得眼圈都红了。他说这个机会对他这样的年轻演员来说简直太难得了。不仅能演具有挑战性的角色，还能到遥远的中国去，简直是上帝赐予他的机会。
可是过了不久，山西的风沙、干燥和紧张的工作，就令他疲倦了。
他说：在北美从来没有人一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从来不会在无遮无拦的烈日或风沙中进餐；从来不会上没有洗手池的厕所；从来不会连续7天工作……
我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北美人就是这样工作的，他就是诺尔曼·白求恩。
戏拍到第30天的时候，Treval的经纪人从加拿大打来电话，要求剧组放他回去休假。还有15天，中国部分就全拍完了。我们都劝他再坚持一下。但是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我很担心Treval这一走何时才能回来。更担心回来之后，他是否还能保持状态。所以，我要在他离开山西前把最重要的戏拍完，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诺尔曼之死”。
那是Treval离开中国的前一天。一大早，我们就到了现场。这一天，全组的气氛都因为要拍摄的内容而变得十分低沉。照明师静静地用黑布遮挡了门窗。屋子里一片漆黑。道具师默默地布置现场，化妆师静静地完成了Treval最苍老的病妆，服装师静静地检查着每一个群众演员的衣服，摄影师静静地坐在机器边等待。小屋子里闷热、压抑，除了演员低沉的呼吸声，听不到任何工作人员的声音。我的眼睛一次次被泪水浸湿，喉咙经常处于哽咽的状态。这是我最不愿意拍摄的一场，仿佛自己也亲身经历了那样的生离死别。突然，外面狂风大作，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大风把房顶上压着黑布的大石头掀了下来，屋子里顿时一片煞白。那样的狂风在当时那个季节已经不多见了，难道冥冥中真有天意，难道连老天也在为诺尔曼的死而哀悼？
记得那天收工的时候已是深夜。大家互相搀扶着从崎岖的山上下来，依然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显得十分疲惫和忧伤。我知道，大家都在思念着诺尔曼，都在思考着他最后的话：人生很好，很值得为它活上一回，但也确实值得为了某一个目标去死一回……
5月11日，离开山西。
只身一人，我又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班机。我知道，更为艰难的第二阶段拍摄开始了。(作者为影片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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