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维权会上要求涨薪一倍 导演制片冷漠应对

　　日前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纷纷指出，中国电影身患营养不良症，而问题的症结直指现有的剧本创作。全国政协委员王兴东认为，制片方“浇花不浇根”，忽视剧本，压低编剧片酬的行为，直接导致电影质量下降。无独有偶，青年编剧程青松昨天向记者透露，今年年初在北京香山举行的全国编剧维权会议上，国内编剧纷纷呼吁应尊重编剧的劳动，要求集体涨薪。

　　[事件解读]

　　内地编剧涨薪维权

　　青年编剧程青松昨天向记者透露，今年年初在北京香山举行了一次全国编剧维权会议，就发出了编剧联合起来提高剧本稿酬的倡议，具体措施就是号召编剧们将稿酬提高一倍。据悉，上世纪90年代初，王朔、魏人（《编辑部的故事》编剧）就发起过一次编剧涨薪的维权活动，他们希望这是第二次，据悉，有全国数十位编剧参与了这次签名活动。

　　[编剧现状]

　　片酬低于国际标准

　　中国编剧们的报酬究竟如何？有人作了这样的统计，在电视剧领域，国内编剧一集稿酬多在6000元到一两万元之间，上了一万元的编剧就已经是“腕儿”了。《康熙微服私访记》的编剧邹静之的稿酬为4万元一集，海岩一般在3万元以上。《雍正王朝》的编剧刘和平为2.5万元到3万元一集。还有众多编剧枪手，通常只能拿到一集4000元左右的报酬。

　　在电影领域，除了刘恒、芦苇、李樯这三位著名编剧有百万身价之外，大多数普通编剧的酬劳只有十万元左右，国内目前电影普遍投资上千万元，编剧的片酬占总投入还不到1%。这种状况与国际通行的惯例很不符合，在好莱坞，编剧的收入在总投资中比例至少占到4%以上，通常还能享受卖座影片收入2%的分成。

　　修改权遭恣意侵犯

　　除了收入偏低，中国的影视编剧们还面临着其他种种尴尬：作品成功，走上前台的多半是导演和明星；作品失败，编剧们都往往逃不开被追究责任，而与制片方签订的合约，更是难以全面公正地保护编剧的利益。

　　《神医喜来乐》、《李大钊》等影视剧的编剧周振天表示，按照合同规定，剧本质量要达到投资方要求，但质量认定标准却十分模糊，完全由投资方说了算。由于条款中牵涉方众多，因此编剧对剧本的修改权遭到恣意的侵犯。剧本审查过程中谁都可以给编剧提意见，很多时候剧本未经商量就给改了，甚至不通知编剧。

　　在这方面，创作了《中国式离婚》、《中国式结婚》等作品的著名编剧王海鸰也深有感触：“投资方和导演对剧本总是进行‘二度创作’，如果剧作成功，投资方和导演会说这是他们‘再创作’的结果，如果失败，则一切责任都是因为‘剧本太烂’，编剧根本无处喊冤。”《生如夏花》编剧秦溱认为，现有的编剧合同格式，明显倾向于制片方的利益，制作一部电视剧本，编剧和投资方一般要经历谈构思、列分集大纲、订合同、获取定金、写剧本、后期修改、再拿部分定金、跟组拍摄、获得全部报酬这一过程。投资方对支付编剧报酬时限切分得越细，对每一个环节越有主动权，编剧随时被“炒”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导演看法]

　　涨薪？

　　●“编剧片酬要由收视率决定”

　　●“涨薪只能使部分编剧下岗”

　　编剧要涨身价，制片人和导演怎么看呢？

　　张纪中认为，编剧的身价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比如原创的和改编的，酬劳自然差别很大。但芦苇、刘恒、李樯能拿到上百万元，说明他们有实力写出让投资人有信心的剧本，这是市场的选择，没什么不好的。

　　赵宝刚则认为，如今的编剧良莠不齐，好多人的本子是需要第二拨，甚至第三拨编剧再去改的，“这样加起来的钱，跟我给一个要求高价的优秀编剧的钱是差不多的。”赵宝刚还笑说，如果真的所有的编剧都联合起来统一加价，那结局只能使一部分编剧下岗了，“本来就不一定用你，再一加价，我就肯定不用你了。”在赵宝刚看来，编剧片酬高低关键看编剧好坏，电视台播出的收视率最说明问题。给编剧多少钱，也不该只是看投资了多少钱，而是得看电视台买片子花了多少钱。

　　在高希希看来，编剧的片酬完全由市场决定，“你写的剧本市场认同的话，别说翻一番，翻十番都没问题；但如果你写的东西没有市场，拍出来没有收视，你要翻人家也不肯啊。”高希希拿跟他合作过数次的王宛平编剧打比方，“可以这样说，假如十元钱投资一部影视剧，我会给她至少两块钱。”

　　[编剧热议]

　　涨薪？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大部分人还在找活干呢！”

　　对于这项倡议，一些编剧却认为，象征意义可能大于实际意义。电影学院教授，《紧急迫降》的编剧郝建认为，要保护编剧的权利，目前最要紧的是把合同上那些白纸黑字先落实，“连合同上写的片酬，都保证不了，呼吁提高片酬又能怎么样？”郝建认为，片酬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概念，其数目高低不仅要看编剧个人的能力，还要看整个市场的大环境，很难用某种倡议进行规定。有人提议搞编剧工会，但郝建觉得，这也很难一下子就提高普通编剧的片酬，“进编剧工会肯定有门槛，不是谁都能进的。”

　　海岩认为，目前这个市场编剧是供过于求，大部分编剧还处于找活儿干的状态，这也导致编剧很难和制片方谈条件，“如果他提出了要求，人家很可能就不用他了。”

　　本报记者余姝

　　（Robby／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