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星：浙商文化，一场情与墨的交融

　　张艺谋选择在一幅幻化莫测的巨型长卷上，书写中国的百年历史，向世界重新定义中国。浙江的变迁许是这幅巨作中的某一点墨，但是在今天，陈国星导演将这个墨点晕开，渐渐展露在人们面前的，已是一幅同样震撼的画卷，这一次，陈国星要图解的是一个中国人充满好奇的名词——“浙商”。

　　与其把他称为著名导演，这一次，我更愿意将他看成是一个画家，一个端坐在某个江南水镇角落里的画家，用手中的画笔，勾勒出一幅色彩浓重的泼墨画，又或许，是一幅别具情调的淡彩风情画。

　　命题作文：主旋律色彩的泼墨画

　　在来浙江之前，陈国星对浙江人的认识只来自于“茅威涛事件”：有一年，他与茅威涛一起作为中国艺术家访问意大利，结果在入境时，茅威涛被莫名地拦在门外，究其缘由竟然是因为“浙江人”的身份。“因为浙江人太聪明，从比萨斜塔到

罗马斗兽场都有浙江人的影子，于是那时候意大利就限制浙江人入境。”如果说那次经历让陈国星领教了浙江商人的影响力，那么这一次，他看到的远不止这些，而这一切都得归功于省委宣传部、省广电集团给他下的这道“命题作文”。

　　“我是应浙江省领导的邀请来这里‘打工’”。显然，在接到这封“战书”时，陈导早已深谙这次任务的特殊性。“这是浙江省‘精品文化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又要契合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大潮，是一次意义非常的任务。”

　　故事讲述的是在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之间，我省一个民营企业家族——沈氏集团的发展轨迹，在资源紧缺、环境恶化、贸易壁垒、竞争严酷的生存和发展道路上，如何在“转型的浙商”过程中完成浙商自身的转型，同时，作为扶持企业的政府机构也正面临着转型。如果将《十万人家》比作是一幅色彩浓重的泼墨画，那么，陈国星要做的，就是怎么运用好手中的调色盘，将这一幅色彩略显沉重的泼墨画变得轻松与明快些。就像国画艺术中的“墨趣”，关系着整幅画的基调与气势。

　　投资方为了能让陈国星更深入地了解浙商、体验生活，特地给他派了专车，一个市一个市地跑，一家企业一家企业地走访，又与当地的民营企业家促膝长谈。虽然是“临阵磨枪”，但也及时有效，在短短几天里，陈国星熟悉了对他来说曾经非常遥远的缝纫机和丝绸，他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发现之旅。“我与很多浙江的企业家成了好朋友，发现他们大都是白手起家，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地闯出来的。这为我们丰富剧本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陈国星说，“为了求精，我先不急于开机，把剧本做完美了才是第一步。”所幸的是，作为投资方领导的程总本身就是一名资深编剧，他给陈国星下达的指令每一个都非常专业。“我非常有幸能和这样的领导团队合作，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这样我工作起来就很明确。”

　　“有些地方不能改，比如一些关键人物的设置上。”在这二十多天的闭门创作中，编剧小组秉着“精益求精”的原则将原剧本中一些不妥的部分一一舍弃。如何把这幅在气势恢宏的泼墨画中将各种元素搭配完美，让整幅画显得立体深邃，让陈国星思忖许久。

　　“原剧本故事的封建色彩相对重了些，原故事中的老爷子是一个典型的专制家长，但是我想，经历过改革开放这一代的老浙商不应该是那样，他们更应该是开明与豁达的。”另外，在原剧本的人物设置上，陈国星也删去了几个不必赘述的角色。“一是故事发展不需要，二是在选择演员上也可以省下不少心。”

　　一边拍一边改，两位编剧干脆住进了剧组，“每天晚上我一拍完，就扎进编剧的房间研究下一场的剧本，睡了两个小时之后我又得叫我的场记去敲编剧的门，把他连夜赶出来的剧本打印出来，让演员们现背现改。”那些天，跟着受累的还有现场制片，因为他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场景会在哪，剧组的工作忙成了一团。“在这个戏里我病了好多次，打了六次点滴，我拍戏从来没有这么累过，这是我最累的一部戏，但我觉得值”，现在的陈国星如释重负。

　　画外人：浙商们是鲜活的参照

　　早前在重建剧本架构的时候，一直有几个人密切关注着《十万人家》，可以说，他们既是普通观众，也是故事里的人。比如万事利的老总沈爱琴。

　　“当时我们一直和杭州万事利集团的沈总和李总有联系，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反馈意见，可以说，我们戏里的很多情节，都是从他们那得来的。比如说剧本中写到河流被污染是因为传统的工业方法，其实编到那的时候我确实还不知道后面怎么写，结果他们给了我一些建议。我去参观了他们的工厂，他们告诉我，现在只要一个滚轮就能把图案都染上去，我看了以后就决定把这个编进来，这个就是浙商的转型。从国外引进最新的理念、最新的技术，浙商怎么克服困难，调整产业模式，一步步地从濒临崩溃的边缘重新崛起。”

　　在这幅浙商的浮世绘当中，沈家三兄弟的行业也具有典型性，老大的房产事业、老二想用投机生财、老三的丝绸产业。但是，在创作中，导演陈国星与很多普通群众一样犯了一个概念化的错误，把从事房地产的老大写成了“奸商”：“坦率讲，开始我们考虑得没有那么细致，这关键是我们对生活还是不了解。后来浙商朋友给我反馈过来说，这么写不对，尤其是浙江的商人真正成功的更多都没有离开房地产，房地产是多种经营的某种必然趋势。”提出这个建议的《十万人家》的出品人之一楼忠福，他是一名成功的浙商，陈国星说，“是他让我们决定房地产这一块一定要写，而且要正面写，我受益匪浅。”

　　画中人：走进《十万人家》的演员

　　随着剧本中跳出一张张人物的脸庞，导演陈国星寻思着：他们应该闻着稻花香、喝着长江水长大，他们应该是透着秀气的江南人杰……于是，找演员成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当时领导给我的指令是，最好找南方的演员，要不就找长得比较南方的北方演员。”

　　陈国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由南方演员焦晃来饰演剧中的沈老爷子。“但当时他有话剧任务来不了。”后来选择杜雨露，陈国星说，这是他慕名而去的。“我非常希望由他来演，虽然请他也有点难度，因为他也很忙，为了他我们专门把他的戏压缩成7天拍完。”

　　选用王志飞出演男一号，陈国星是听了太太的建议。“我想沈万家一定要有时尚感，而且那个演员一定是要有演技和独立创造角色的能力。”后来，陈国星专门看了他太太推荐的那部由王志飞主演的公安戏，看完，陈国星就定下了他。“跟他见了几次面，聊了很多，他本人也很有兴趣，来了之后他对剧本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

　　定下王志飞之后，女主角也随之浮出水面。考虑到剧中韦娟与沈万家的对手戏最多，于是，王志飞本人的意愿也成导演选择女主角的一条重要参考意见。“颜丙燕与王志飞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合作，当时也是演夫妻，所以她是我们的最佳女主角。”后来，黄建新导演也不谋而合地向他推荐颜丙燕，“他推荐我看颜丙燕的获奖影片《爱情的牙齿》，她从16岁演到30多岁，后来我一查，发现她是个跳舞的，我觉得正好，因为韦娟得有南方人的灵秀，又有北方人的智慧。现在，我觉得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大家一致认为颜丙燕的表演是最好的。”签下颜丙燕的时候她还没有封后，事后陈导一直为自己的眼力深感骄傲，“就像大排量车的消费税突然提价了，但我是提前买的，很赚。就像现在再请颜丙燕，她就很贵了。”

　　从剧本成形开始，梅同春这个角色一直困扰着导演。她特殊的身份象征，让这个人物很难在既定的框架下有所出彩，最后导演选择了他曾经在华表奖的评委席上投了一票的范志博。

　　“小范身上没有现在许多女演员身上有的浮躁，这个人很本份。剧本上的梅同春是个镇党委书记，我们不可能弄一个交际花，不可能弄一个很热情奔放的女演员演。同春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她固守着自己的爱情理念。”虽然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领导，她也拥有着和普通女孩一样的爱情经历，但是在这类题材的电视剧中，同春肩上担负更多的是政府职能转型的重任。“在剧本里给她的台词有很多都是不好念的，都是一些官话，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女演员得会说这种话，说出来以后很亲切，甚至有些别扭的话她说出来你还觉得挺好听。所以我跟她说，你要演好这个人物，要不然这个人物容易招骂，尽管对这个人物有不同的评价，但是由她来演我觉得还是最合适的。”

　　自由发挥：浪漫的写意山水画

　　待到每一张脸谱跃然纸上的时候，《十万人家》开始了它的故事：沈氏集团经历变迁、家族遭遇巨变、曾经一度彷徨、最后勇敢地走向了辉煌……也许看起来有些史诗般的壮观，也许听起来也有些交响乐般的大张挞伐，但是回头看，承载这一切的却是长江脚下一个不起眼的小水镇，在这里，人们过着祥和的日子：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小桥和流水的老人，在镇头上卖着臭豆腐；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蚕农们正支着船桨把一船船的蚕茧运往小镇以外的广大天地；在这里，传统商人们从激起的一圈小涟漪，逐渐发展到如今的狂澜，其中的曲折历程也许早该让这个静谧许久的水镇沸腾，但是，待到繁华落尽，它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平和。

　　浪漫，在这样的时空里应该是保鲜的。就像剧中主人公的爱情一样，或许曾经拂意与迷失，但破镜重圆后的情感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正如导演陈国星所说，“爱情是不可或缺的，它是每部作品中的调味剂。”也正因为这一处的温馨，让电视剧在主旋律之外，呈现出另一种不同的色彩，清新的，带着一丝恬静。也许这就是国画中另一处耐人寻味的地方，笔情。作者用细线勾画出人物的轮廓，山水的线条，流畅的、舒展的。

　　“虽然爱情不是主线，但是它确实是吸引很多女性观众或者年轻观众的一个重点，而且在这样一个环境非常诗情画意的意境中，谈一场恋爱是最适合不过的。”导演陈国星莞尔一笑，发出一声“啧”的声音，显然，这个北方男人也已经沉醉其中。

　　画面中，浙江南浔的古朴风情，就着婉婉流泻出的缎缎丝绸，与翠绿的桑叶下静静栖息着的蚕宝宝相得益彰。抛开家族企业的纷纷扰扰，抛开扣在头顶上几顶厚重的帽子，这时的《十万人家》应该是一幅温馨淡雅的写意山水画。

　　留白:遗憾的艺术

　　也许到这里，这幅《十万人家》的巨型长卷就该画完了，于是，作者通常会端详整幅画的留白之处，这是一道非常讲究的工序，虽然留有空白，但蕴意实比画的内容更为深远。就像梅同春贯穿全剧的旁白一样，虽是三言两语带过，却是无尽的时间与空间的转换。

　　“这个形式也是跟整个故事相呼应：她从这里走出去，然后重新走入钱塘镇，由她带出这些故事，带出水乡的今天非常合适。再一个，用这样一个叙述方式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在叙述上也不必拘泥于时空上，电视剧在时空上往往是很难转换的。”

　　整幅画卷是陈国星用70多天时间创作完成的，回头重新整理思绪时，他说，遗憾与欣慰同在。就像作画一样，影视创作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比如，“在梅同春身上的遗憾最大些，说实话，我一直找不到这个人物的感觉。后来我见到一个在本村长大的女干部，特别泼辣，和我们剧本里的完全不同，我就觉得这个人物确实本来是应该很泼辣的，而且是越草根越好，张家长李家短她都知道。所以这个人物还是没有找准，离生活比较远，生活中没有这样一个人，加工的成分有点大了。”

　　还有，因为拍摄时，剧组已经错过蚕宝宝吐丝的季节，所以镜头里的蚕蛹是剧组从蚕丝研究所的冰箱里借来的死蚕，桑叶也是研究所冷库里的标本，“都通过电脑做出动态效果来的，包括后来彩色丝的颜色也是电脑特技的效果。”

　　陈国星对自己的要求甚高，“正因为是精品，我更要不断给自己挑刺，正所谓完美是无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