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情感起伏是基本线索

　　2009中国电视何去何从？

　　媒介之王的地位正受到网络环境的冲击与撼动，如何面对它最大的竞争者也是合作者——网络、视频，正是电视将要思考的问题。

　　文/胡赳赳

　　2009年2月的一天晚上，导演陈凯歌在北京万达广场无何有咖啡店会朋友，在聊到电视时，他说：“我不看电视。”他笑着补充道：“听说知识分子都不看电视，我也就不看了。”

　　既便是在《新周刊》2008中国电视节目榜的推委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个人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少。

　　现在，你能想象到电视观众的标准照：一个被动的图像信息接收者，对着闪闪发光的荧屏，沉溺于肥皂剧或综娱节目，偶尔患上摇控器抖动症。

　　这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从电视发明第一天起，它从新锐事物变成普罗大众的文化，乃至于演化成李宇春或《百万富翁》这样的奇迹，在中国不过50年，在世界不过83年。

　　电视还年轻，但为什么未老先衰？

　　谜一：电视，主流媒介的倒退？

　　喻国明给了一个数据，中国网民的数量达到2.98亿，约占总人口的22.6%。“从传播学上来看，一旦新的媒体形式覆盖率超过总人口数的20%，我们就称它具有主流影响的媒体。”答案不言自明，媒介之王的地位正在受到来自网络环境的冲击与撼动。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的喻国明说：“电视将迎来它最大的竞争者，也是合作者，那就是网络、视频。”

　　但这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悲观——电视唱衰论从未缺席过，一些人认为电视王朝的衰落指日可待。虽然说电视业危机四伏，但仍然充满着变革与融合的可能。正如尹鸿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有了电视，电影并没有消失，它们成为一种并存的形态存在。电视和网络的关系也是这样。并非有了网络，电视就成为一种古典方式。”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解释说，网络仍处在增量之中，而电视只有存量，网络会挤压电视一部分空间，但不是全部。他对电视产业的判断是：竞争加剧、成本上升、效益下降。

　　这位传播学者曾称2006年的电视是“软媒介”(乏力)、2007年是“冷媒介”(不火)。面对2008年的中国电视，他称“多灾多难，大事连连，电视功能得到难得的释放”。

　　“这是一个直播年，”尹鸿评价道：“08年算是大年，特别是电视新闻的大年，充分体现电视媒介的特征：其全覆盖性、共时性和情感诉求能力，超越了一切媒介。这同时也说明中国电视不是没有能力，而是看有没有机遇。”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发现，网络很多热话题还是电视给的，“春晚前三个月，就开始网络讨论，春晚完了，又后续讨论三个月。”这就去了半年。在他看来，艳照门事件也是网络和电视明星的互动。还有文怀沙事件，“电视抛出这个话题，网络放大，电视再接过去。其实这件事在圈内也是人所皆知的共识。”

　　他认为，互联网不能独立存在，将依赖电视，“电视依然是最主流的媒体”。

　　从一些人看电视的习惯也可以反映出，电视，必须悄悄地发生改变。“我的作息时间刚好和《鲁豫有约》的播出时间吻合：上午10点首播，夜里1点重播。所以，差不多可以把这档节目比作我的早茶或夜宵。”这是号称“中国电视的最大FANS”《新周刊》，其执行总编封新城说的一段话。电视的“黄金时段”不再一成不变，一线城市堵车的高峰是晚上8点和11点，那是人们晚宴和回家的时间，而这部分人，却是最有活力和消费能力的。“电视人口”——如果有的话，必须跟上城市化的脚步。“你影响了多少人？”要置换为“你影响了谁？”的命题。

　　在刘长乐位于钓鱼台的行政办公室，在新浪网工蜂般的新闻采集间，在李宁总部的会客厅，电视都像背景画面一样，在无声地闪烁——电视是用来摆设的；而另一部分关注新闻的人，早已经训练出来一心两用——电视是用来听的。

　　谜二：电视人怎么了？创新何为？

　　不创新，毋宁死。这是多少电视人的职业信念。

　　结果呢？还不是沦为山寨版和被山寨版。

　　胡智锋也许是对电视人最富同情心的学者，他说，中国电视人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巨大的压力。

　　“2008年是中国电视50年，50年来的中国电视非常辉煌，很不容易。”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锋用“三品”来概括中国电视发展的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以宣传品为主导，满足意识形态；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以作品为主导，生产符合电视特点和时代要求的电视内容，推出了一大批作品；90年代后期到现在，是以产品为主导，面对市场化、产业化，满足观众需求。”

　　宣传品、作品、产品这三者的形态到现在，互相纠葛、互相博弈，“同时作用于电视人的职业状态，所以压力空前巨大”。

　　一切以收视率为指挥棒，所以陈丹青会纳闷，央视《读书时间》那样好的节目，为什么办着办着就没了？在产品状态下，电视人是挣钱了，但快乐感和做作品的成就感却少了。

　　胡智锋发觉，电视人创新、想做好作品的压力，也传递给了他这样的电视研究者。“创新不考虑动机是不行的。内容和形式来回翻跟头，不是创新。对社会心理的推测和判断，大众需要什么，都需要根据当下的情况、现实的需求来考虑。”他忠告说：“没有任何一个创新是我想创新就能创新，有多少人能专心致志地坐下来呢？”

　　《南方周末》执行总编向熹看到了电视边界的自我突破，他认为，只有从体制边界、人才边界、资本边界和创新边界层层突围，电视才有新的机会。“打通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的人才壁垒，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早前，《21世纪经济报道》与中央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的合作，亦是一个成功案例，而南方报业集团的整体战略还包括《南方周末》与电视形成合作。

　　尹鸿说，目前，中国电视的形态创新完全进入低谷，因为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已不明显了。制作水平方面的差距则受限于制度、财力等诸多因素。

　　张颐武教授表示，跨界将会是一个趋势。经济危机下，提供给文化的空间小，使文化产业的边界有压缩。原来的资源变少了，整合与跨界就变得可能，这时候，“整合、叠加，才能撑起这个场子。”他举例说，春晚的“英伦组合”就是一例，“匪夷所思的想象会越来越多。”

　　央视才子陈氓盛年去世，曾引发无数人的追念。电视人压力空前巨大：创新无果、边界挤压、竞争加剧。电视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值得同情。

　　谜三：电视文化抑或电视消费？

　　2008年，中国电视迎来了中国人的情感归属。多少人面对电视机流下激昂与悲壮的泪水，阶层与群体之间的鸿沟与偏见趋向消弥。“时势造电视。”尹鸿总结说，“前无古人，后不知有没有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