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是不可复制的。常规的电视形态仍在文化与消费之间摇摆。张颐武评价说：“2008年的电视剧没有2007那么强，《李小龙传奇》创造了收视率，但不是那么有趣，比较平。现在电视剧的数量是充分供给，也形成了一种看电视剧的文化，一种是买碟看法；一种是三个晚上，换不同的台，把10集都看完。六七十个频道都在放差不多的电视剧。”

　　“年轻人其实也依赖电视的。”《丑女无敌》的播放正逢经济危机，这种职场电视剧使得不太好找工作的年轻人有了心理释放的出口。

　　“人们需要无重负的欢笑。”张说，这种喜剧式的放松是电视之于大众文化最好的功能。“以前，大家上股市看数字就能获得快乐，现在都有时间看电视了，电视的安慰作用在文化里就能体现出来。”

　　他以春晚两个最受关注的魔术和“小沈阳”为例，来说明电视药方的功用：“刘谦的魔术是提供幻想，超越现实；小沈阳则是忘记焦虑，化解现实。”一个是超越，一个是化解，这就是电视要做的事。现在钱柜也“嫌贵”了，能提供做梦与慰藉的，就是电视。

　　可是，“好的节目显得比较孤独”，向熹这样表述他对电视节目的看法。一方面，好节目冷清、冷遇，另一方面，数量也比较少。电视有时候真的显得不那么有文化。无论是满足文化这一端，还是满足消费那一端，电视都面临着它自身属性的调整。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幸用“调整期”和“迷茫期”来解释他眼中的电视业。“海外可以学的学得差不多，需要更多原创的东西。”金融危机也许是个好时机，“观众从某种意义上会增加，因为闲了，这时电视要抓住回来的人，把节目办得文化层次高些、雅致一些，把电视作为充电课堂的一面发挥出来。”

　　韩国影片《老男孩》中有一句台词：“电视既是表、又是台历、又是学校、又是房子、又是教会、又是朋友、又是爱人。”留给电视的生存空间还很大，关键在于电视的自我选择和电视人的自我修养。

　　谜四：2009，中国电视怎么办？

　　跟新生活一起去兜风的，有汽车、电脑、PDA、手机、GPS，但不一定有电视。

　　专家们一致认为，金融危机对电视业而言，不见得是坏事。因为“有闲而回到电视机前的人会增多”。虽然对广告有影响，但不会削减得太快，因为还是要拉动消费。

　　2009，中国电视怎么办？《南都周刊》总编辑陈朝华看到了好的一面：“2008年电视剧涌现了一批有相当制作水准的作品，比如《中国往事》、《闯关东》等，它代表着中国电视剧逐渐在进入一种精耕细作的年代，粗制滥造的现象直接影响收视从而受到有效扼制。”他同时提到了自己的担心：平民选秀，综艺节目的开发等，广电总局的政策还是过于严格，对较好的地方卫视没有给予有力扶持和区别对待，而是在整治市场的时候一锅端，比如超女、快男的停办让观众颇为惋惜。

　　让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地震期间所有电视人迸发出来的新闻理想与激情，在电视新闻中感觉到了久违的人性视角。陈朝华说：“电视业要产生真正的影响力，不能靠电视剧，不能靠选秀和综艺节目，还是要靠扎实、敏锐独到的新闻报道。”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则认为，2008年的中国电视行业，有了更多的担当，体现出更成熟的专业理念和公共服务精神。“内容为本，公众利益至上，而非一味地做大做强。”这是陆晔对电视业的忠告。

　　收视率主导的中国电视产业正常吗？陆晔说：“如果是商业电视，收视率主导就很正常。但是我们不是商业电视。更何况，商业电视有自由竞争的商业规则，也有广播电视行业作为公共信托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的传统。商业电视也常把公共利益作为行业发展最重要的说辞，而非一味强调自身收益。”

　　胡智锋的预测来自于大势：“2009年还是保稳定。金融危机、就业问题、内需问题等等，危机四伏、矛盾集中。外部环境也不好，作为火车头的美国疲软了，中国也会有反应。”他说：“中国电视的职责是满足与服务社会心理机制的需要。舆论监督会比较严，而慈善、就业、服务、电视剧和纪录片会有空间。”他也谈到常规电视节目很难出彩，“这将会是平移、平稳的一年。”

　　张颐武则认为“山寨模式”在2009年仍会大行其道。年轻人去网吧消费不用花多少钱，但这些是不可低估的创意人才。

　　尹鸿也意识到，2009年的电视节目将会“越来越干净”。也不一定是政治上的，明星产品代言会减少。电视将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减少负面信息的流通。

　　喻国明说：“2008年情感的起伏是电视基本的线索。”他反复提到“砥砺”一词，在砥砺中逐渐成熟，“开始变得不那么浮燥了，有所谓根的感觉。”他认为，电视在2009年会更加起到社会平衡器的作用，在观念、状态、情感上起到调节的功能。对于《新闻联播》播出温家宝总理演讲被干扰事件，他归结为“观念的胜利，心态的放松”。

　　不管电视形态怎么变，电视人一如既往朝前走，他们请观众猜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