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高满堂
导演花箐、编剧高满堂和主演陈宝国（从左至右）在发布会现场合影。
在明星中心制的市场环境下，还有一种编剧叫“高满堂”。他们的作品近乎品质的保证和情怀的追求，他们以多年积累的口碑在抗衡着这个已不太追求作品质量的市场，虽然力量有限，但还能让业界看到一丝希望。眼下，由高满堂编剧的二战题材剧《最后一张签证》正在北京卫视、江苏卫视[微博]热播，这也是他继《闯关东》、《钢铁年代》、《老农民》到《温州一家人》、《于无声处》等作品后的又一次拓展和尝试。
聊创作
首写二战题材 钟情历史事件
不论是传递中国文化的《大河儿女》，还是聚焦农村生活的《老农民》，抑或是展现山东人背井离乡的《闯关东》，细数高满堂以往的诸多经典作品，不难看出，他尤其喜欢重大历史题材，而《最后一张签证》同样也取材于重大历史事件，他对此表示：“我的创作基本会选择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比如《闯关东》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口大迁移，《温州一家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通过做生意走向国际化，而《最后一张签证》则取材于78年前的二战。”
谈及为何聚焦二战欧洲战场时，高满堂不仅感慨万千，还深表遗憾：“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78年前中国领事馆向4800个犹太人发放了签证，牵系着千万个家庭。欧洲很多文化学者和上年纪的人都了解这段历史，并评价我们中国人有情有义，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中国人却很少，这让我感到特别遗憾。所以我要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还原出来，让大家知道中国人的伟大，也要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向国际。”
除了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最后一张签证》在剧情上也颇具传奇性，高满堂对此解释称：“有人会说传奇性就是狗血，比如外交官打入敌人内部窃取机密等桥段，实际上这都是娱乐化的表达。民国时期的外交官是有纪律的，绝不能胡来，每走一步都很慎重，否则很有可能被驱逐，造成国际影响。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就必须拿捏好分寸，千万不能写得很狗血，把一个历史事件给糟蹋了。”
三次远赴布拉格 海外真实场景拍摄
艺术来源于生活，对于影视剧编剧来说，深度了解故事创作背景是极其重要的。“每写一部戏，我都要去一线进行深入采访。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绝对算得上是高满堂能创作出诸多经典作品的秘籍所在。高满堂在采访时表示，他在写《闯关东》的时候就曾有过丰富的采访经历，虽然当年闯关东的老人们都不在了，但还可以采访他们的后代，进行艺术上的沟通。
为了更好地了解二战的历史，高满堂在创作期间先后三次远赴布拉格，亲自探访犹太人生活过的地方，比如集中营、大使馆、犹太人纪念馆、博物馆等，目的就是进行实地采访，了解当地生活。“电脑上的资料是没有感情的，只是方块铅字，看到犹太人成千上万的公墓、十字架，看到远处黑白门的监狱、集中营以及当年焚烧用的大烟囱才能真正感受那份寂静。当我踏上那片土地，我觉得我的每根汗毛都能立起来，那种感觉特别恐怖，这是看资料所感受不到的。我就是到了那里才提炼出这部剧的一句话：我无限崇拜生命。”
除了创作前期的实地考察、采访之外，《最后一张签证》还采用了全真实的场景拍摄，高满堂对此表示：“我们这部戏99%的场景都是在国外拍摄，并且没有一个是搭建的场景，全都是真实的场景。我们在设置场景的时候还是很有压力的，因为每写一个就要多花一笔钱，而且为了追求画面的质感，其中还有很多大场景的描写。捷克政府也是全力配合影片拍摄，除了封闭街道，还封闭火车站。当地很多犹太组织自发免费参与拍摄，只为还原最真实的历史。”
评行业
IP开撕无意义 追求有意义
从《家有九凤》到《错爱》，从《闯关东》到《北风那个吹》，从《钢铁年代》到《雪花那个飘》，高满堂的作品无不体现着一种民族史诗般的悲壮与豪情，但细心的观众也会发现，在这如洪钟般鸣响的音色里，其实还暗涌着一种浪漫的旋律。高满堂至今编剧600余（部）集，涉及农村、年代、革命、励志、古装、伦理、家庭、历史等各种题材。而他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金牌编剧，对当下影视行业“IP盛行”、“小鲜肉满屏”、“收视为王”、“韩流风靡”等现象并不隐讳自己的不满。
面对IP改编的争议，高满堂表示：“撕来撕去，就像两条疯狗一样，毫无意义，没有骨头也没有肉，不必要撕，都在苟延残喘罢了”；面对高额的片酬，高满堂则吐槽：“一部剧投资1个亿，小鲜肉占5000万元，更高的占7000万元，剩下3000万元包括导演、制作等各项费用，我想这部剧的拍片质量真是不敢恭维。”而在高满堂看来，改变现状的方式除了靠行政命令，更重要的还需要市场调节，当观众、电视台对小鲜肉的热度降下来，片酬也就恢复正常状态；而面对收视造假等，高满堂则使用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这潭水不干净，年年喊打，却年年没打着，就像当年中国足球的黑哨一样，如果能从足协副主席到教练员再到裁判员都治理一下，我相信解决收视造假的问题，就不会遥远了。”
在采访过程中，高满堂用“娱乐至死”四个字来形容当下的影视剧行业，他对此补充道：“观众认识鹿晗[微博]、李易峰[微博]，却不了解历史。现在市场上有不少历史剧、抗战剧，但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喜好，随意扭曲历史事件，我对此真的很气愤。我们最起码应该尊重历史，秉持正确的艺术追求，能给后人留下一些真实的、珍贵的、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而这也是我创作《最后一张签证》这部剧最主要的目的。”
北京晨报记者 冯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