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彬与李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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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广电大楼外观
《大长今》剧照
《还珠格格》剧照
人民群众和决策者永远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就是决策者或是领导者要永远永远在某些方面走在群众的前面
我们怎么能和央视竞争呢？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嘛……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央视越办越好，我不希望湖南卫视办得比央视更好
这是我不长的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40分钟。
在这40分钟里，他不断地质疑我采访的意义、所提问题的价值。无论抛出什么话题，他都以一种缓慢低沉的调子、柔和的湖南口音给予否定，并不断地纠正我的问题。这比咄咄逼人、口气强硬，更能敲打提问者的职业自信。
在他看来，要在几个小时里探讨湖南广电改革这么一个宏大的话题，和谈论魏文彬这个人，都是荒唐的，可笑的。同时，他毫不掩饰早年对记者这个职业心存的一点轻蔑，虽然，他也曾“莫名其妙”地当了两年记者，并由此一路通达到今天。
他就是魏文彬，湖南广电局局长兼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电视湘军一号人物，一个创造许多奇迹的人。湖南电视10年的改革风云，都在他的挥斥方遒下一路挺进，他也因此被国内外同行封为“中国媒体产业化先驱”。
中等身高，普通相貌，黑色带绿的卡其布外套，领口露出一件半旧的深紫红色线衣。这样的装束，以一个在位10年的厅级干部的身份来看，有些不够气派。然而，当他往小会议厅沙发上一坐，一种雄踞一方者惯有的威势便逼面而来——他是“魏局”，这个电视王国当然的首脑和灵魂。
这种威压感，很有些倨傲的意思。这或许因为，迎面而坐的提问者的性别、年龄，以及一张显然没有任何沧桑可言的面孔，让他觉得找不到酒逢知己、棋逢对手的感觉。他甚至都懒得给予礼节上的应付。
当分钟划过三分之二个圆弧，魏文彬燃起一支又一支烟，深深地吸着，俄而吐出。蓝色烟雾中，他的面容变得认真而郑重。谈起湖南广电十年改革思路，气象恢弘，纵横开阖；对于自己所做的重大决策，自信坚定。这时，他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强者的意志。
他出语精彩，善做类比；不屑套话，痛快利落。
他是个情感丰富的人，易动情，会落泪。兴之所至，也天真烂漫——模仿起人瘫在沙发上看电视呆如木鸡的难看样子，诙谐生动。而触及那些无法释怀的人与事，那些过往的得与失，他会发出幽幽的叹息，沉默，颓然，悲凉之外是深深的无奈。
骨子里，这是一个视功名与事业重于一切、百折不回，甚至不甘承认失败和错误的人，然而，不经意间，记者竟瞥到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人生抉择，也有一丝怀疑和困惑。
厅级官员中的“异数”
1950年，魏文彬出生于湖南桃源的一户农家。在动荡年代中断学业，下过矿，挖过煤，在矿区子弟中学教过书，后来被推荐到湖南师范大学工农兵学员班。没有门路、没有背景，这个中文系里最拔尖的农家子，毕业后依旧回到矿区编着一份矿工报。
50年代像一个烙印刻在了魏文彬的身上。“小时候，老师教我们学雷锋，我们是真学，理解也学，不理解也学，从不会去想——为什么会有雷锋这样的人？我告诉自己要做雷锋那样的人，在境界上，我就真能够接近他。”
“一粉碎‘四人帮’，发现我们原来信仰的东西全都错了。原先心目中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全都破坏掉了，全毁了。除非你是个白痴不去想，只要想，就会非常非常痛苦。
“我记得很清楚，报纸上刊登出陶斯亮写的报告文学《一封终于发出去的信》，那时我二十多岁，已经工作了。白天我不敢看报纸，晚上悄悄到办公室，把门关得严严实实，手捧着报纸，一边读，一边号啕大哭。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哭，就是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心里想，大概是哭我们自己的命运，哭我们的民族，哭我们的国家吧。”
幻灭的理想，被欺骗的青春和热情，让青年魏文彬学会了一样东西——思考和质疑。很多原本“神圣”的清规戒律，并非是不可挑战、不可撼动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矿区的小窝成了一帮文学青年的聚集地，喝米酒，高扬着文学、社会和理想。他写的小说，曾得过湖南青年文学奖，后来一度还在省作协待过。
“那时我甚至不喜欢新闻记者——记者是专门写豆腐干文章的，是专门说好话，歌功颂德的。只有作家才是厚实的，真实的，自由的。”
然而，命运是一件如此不可捉摸的东西，它总是偏离我们的愿望，莫名地、不讲道理地把个体推向一个看不见的方向和目标。
虽然心底里瞧不起记者这职业，魏文彬偏偏还是干上了这个行当。在湖南广播电视台他业务出色，由普通记者做起，没有任何背景和后台，调入湖南电视台后，赶上1980年代的一场内部改革，天时地利，几年间，从新闻部主任做起，不断升迁，副台长、第一副台长，一直做到台长。魏文彬被公认为“出类拔萃”，而他自己则用“稀里糊涂”一笔带过。
55岁的魏文彬，依然棱角鲜明，是一堆四平八稳的厅级官员中的“异数”；二三十岁的魏文彬，骄傲清高，提着笔杆子睥睨官场，“当时写小说就喜欢挖苦这些当官的，我不喜欢他们，认为事情搞不好就是这些人无能。”
一个个性张扬的理想主义者，多少还带些愤世嫉俗的气息，是如何度过这些年的，不为人知。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应该不像他的履历表上写的那么简单。他曾在私下场合说，他对体制的观察和理解，以及在体制内的生存能力，就是这个时候磨砺出来的。
“观众的需求是一个富矿”
1993年，43岁的魏文彬被上级任命为湖南省广电厅厅长，同时兼任湖南广电厅党组书记、湖南电视台台长，顿时集湖南省广电行业所有权力于一身。委以重权的知遇之恩，让魏文彬心潮澎湃，“当时，我下了死决心，非把湖南的广播电视搞好”。
他想了解国外的电视台是怎么发展的。找来资料，研究了一个月。“一看，就把人吓个半死。美国报纸的产值早就超过了钢铁业，一个好莱坞撑起了一个洛杉矶，人家的传媒集团一年能赚几百亿美金。这种刺激和伤害，非常非常大。”
“我发现我自己从事的是一个朝阳产业。观众的需求是一个富矿，谁找到了，谁就挖到了金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媒体作为一个产业来看，它有巨大的空间和广阔的市场。什么是产业？产业是和市场血肉相关的。产业是商品，只有变成商品的时候，它才是市场经济。”
1990年代初的中国面临着另一种饥渴。刚刚解决温饱的人们手中握着八小时之外的闲暇和温饱之外的几张闲钱，有些不知所措。由于精神产品匮乏，一时间“十亿人民九亿搓(麻将)”，洗脚、按摩等消遣娱乐方式在街头巷尾流行起来。在青少年中，港台流行音乐、影视剧具有巨大的冲击力。
饱暖思淫欲。魏文彬感到了一种忧虑：“这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个国家如果文化商品缺乏，一定是个缺钙的民族，是苍白的，是要灭亡的。一个民族如果需要靠舶来文化去养育它， 它就会灭亡。”1990年代初，他曾多次呼吁建立文化产品的海关和码头。
“我这人骨子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还是很深，天生地、天然地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连在一起，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入党以后，把自己和这个党联系在一起。这讲起来，可能高了一点，但骨子里真是这样的。”
于是乎，魏文彬就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神圣的事业，于是乎，越是觉得自己将要从事的这场改革意义非凡。“在这样一个清晰思想的指导下，我还害怕什么？所以我能以身相托，以身相许，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场改革，才有了这么一场全面的大建设。”
沉寂两个月之后，魏文彬把他一整套思路和盘托出，这就是所谓的“一二三四一”：一个中心、两个转变、三大任务、四大目标和一个保证。“一个中心”，就是以宣传为中心，强调“大宣传”的概念；“两个转变”，就是体制上从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理顺厅台之间、广播与电视之间、有线与无线之间、省台与地市台之间、宣传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为集团化发展打下基础；经营上从僵硬的计划型向产业型、市场型转变，立足广电的黄金主业；“三大任务”是：建中心，上卫星，建网络；“四大目标”是：创办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一个保证”，则是以高素质、高质量的人才队伍为保证。
在1990年代初，这无疑是一个“胆大妄为”的构想。中国的媒体，一直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这个叫魏文彬的人，竟公然把它当作商品，而且还要当作产业来对待。考虑到政治风险上，“大产业”3个字一度被人悄悄地从“四大目标”中抽了出去。
无论是上星、落地、搞影视基地，还是集团化、产业化，随后十多年间的改革和建设，湖南电视一直是围绕着魏文彬于1993年提出的这个构想。在湖南广电系统，他的“产业化意识”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在坚持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增加了电视娱乐和服务功能。以市场和利润并重的电视湘军，开始一路挺进。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电视业在市场化道路上还没有走到真正的起点，但湖南广电的改革已经使方向渐渐明晰。
“是大逆，不是小逆！”
上台伊始，集湖南广电行业所有权力于一身的魏文彬，在湖南广电系统几乎可以做到令行禁止。但是，他很快发现，要把一个单位整体盘活，他一天下一百道命令也做不到。思考再三，他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单位最重要的不是权力，是机制。机制比权力重要。”
魏文彬明白，文化产业，归根到底是一个创意产业，而创意的核心元件就在人的脑子里。人才是他面临的最大问题。然而，旧有体制的种种弊端，造成了人才的大量闲置，“单位里有许多千奇百怪的事情，一个人是否被重用，不是看他业务水平如何，而是看他和领导有没有搞好关系。能干的不能干，受不到重用；不能干的，使劲干，坏事。”对此，完全凭个人奋斗从基层上来的魏文彬，有着比别人更痛切的感悟。
1995年起，魏文彬的第一轮改革开始启动，他试图把权力这根筋从广电系大大小小的单位抽出去，用效益和质量来做纽带，重新组合连接。
然而，这势必会触动一个机构原有的利益格局，引起强大的反弹。在老的湖南电视台内推行改革，魏文彬阻力重重，进展缓慢。于是，在旧有的体制外，探索一种全新的机制，成了魏文彬改革攻坚的第一个突破点。
湖南经济电视台成了他的第一块试验田。从内部体制到运作模式，这个全新频道的一切都是新的。台长一职首先实行公开招聘，过五关斩六将，当时仅为科级干部的欧阳常林胜出。
欧阳常林披挂上阵后，魏文彬房子、资金统统都没有给。他对这个新台长说，“办公桌你都别搬我的，我可以借两百万给你做启动资金，但你是要还给我的！”但是，他清清楚楚地给了欧阳常林三样东西：频率、担保和权力。“我最大限度地放权了，能放的都放得干干净净。我只保留了两个权力，管好台长，管好导向，其余全都不管。”
欧阳常林带着一班人关在宾馆里研究国外各类电视节目。经过半年精心策划，经济台新节目第一周的收视率就迅速攀升，然后就成了全省收视率最高的栏目。以贷款2800万起家，头一年经济电视台创收3000万，第二年6000万，第三年创收1个亿。
以经济电视台的改革为蓝本，娱乐频道、生活频道，一系列的新频道陆续诞生，湖南电视台的改革也很快跟进，一批大大小小的“欧阳常林”冒了出来——他们胆子大，思路新，约束少，以市场为目标，在彻底的制片人制下，创造出大量鲜活新颖的节目。短短两三年内，湖南电视业“折腾”出一副生机勃勃的全新格局。
湖南广电集团的中坚，不乏业务上有才能、性格上叛逆的能人。这些有“缺陷”的人才，在多数地方常常因为性格乖僻、不好管理而受压制、被否定，在体制内一事无成；然而，从魏文彬那里，他们找到了包容、呵护和聆听，也因而也对魏文彬心怀感激和忠诚。一位早年失意时被魏收留的频道负责人，回忆起和魏文彬交往中的点滴，一向张狂的他竟然宣称：“我就是魏老板的忠实信徒！”
“我得出一个结论，知识分子什么都不要，只要理解，知识分子什么都不怕，就怕不尊重。别看他讲起来滔滔不绝，玄而又玄，一尊重他，就一通百通。”在魏文彬看来，这就是他启动改革的秘诀所在。
“这一系列的改革，不敢说惊天动地，但是确实有些大逆不道。是大逆，不是小逆。‘大逆不道’是什么意思？可能一般人不太理解，我知道。我当初就不怕，就知道是大逆不道的，但是我做了。如果不是对旧的用人机制深恶痛绝，有切肤之痛，我是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的。”
十多年来在体制上处心积虑、革旧创新，魏文彬认为自己其实就做了两件事情——无论是内部改革，还是搞大建设、打造物质平台，目标只有一个——吸引人才。如今，在这个原本经济总量有限、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内陆省份，一批优秀的电视制作、经营人才聚集在一起，已经营造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小气候”，“湘军”之名令业界折服。
“过去这里是一片荒山，
什么都没有”
“霸蛮”，是湖南人性格中最重要的特征。倔强、刚直、强悍、豪侠等，以及“特别独立之根性”，都可以看做霸蛮精神的内涵。这是一种英雄和强盗相结合的双重气质，譬如曾国藩，原本不过是一文臣，原本并不懂带兵打仗，偏偏创造出晚清最强大的一支湘军。
魏文彬身上确实有着这么一种霸蛮的气质，他以一种“不撞南山不回头，撞了南山更不回头”的劲头，强力推行其“大逆不道”的构想。
1993到1994年，魏文彬刚上台时的民意，多少与原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如今的江苏省副省长仇和相似。湖南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农业省，为了筹集资金搞大事业——上星、落地、搞影视基地、搞集团化、产业化，魏文彬向银行筹借巨额贷款，并下令职工集资。几把雄心勃勃的“大火”，一度烧得民怨沸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湖南广电系统，一提起魏文彬这3个字，一些人就会恨得牙痒痒。
所有大刀阔斧的改革者，一开始似乎都是倍受争议的。如果没有湖南省委宣传部、省委领导力挺魏文彬，如果当时出了任何闪失，或许就没有后来的“湖南电视现象”，也就根本没有今天的娱乐盛典“超级女声”。
这是魏文彬人生最孤独的时期。在周遭一片骂声中，他以一种精英的姿态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悲情，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狂热地投入到长沙郊外2000多亩的工地上。
“大概有两年时间，我一直有一种幻觉，整个脑袋里都是一片房子。我到外面出差，肯定是从工地上出发，出差回来下了飞机就直扑工地。当时有多少困难！2000多亩的工地，几千人，政府给予的支持有限，我们什么都没有！
“没有办公楼，就在农场的一间房子里办公，我们把它叫做指挥部，其实里边只有一个床铺，上面有3件东西：一件雨衣、一双胶鞋和一个手电。那几年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穿着雨衣、胶鞋，打着手电在工地上，还踩过水泥，哪还像个厅长。我知道，厅长不是我这个风度的，不是我这个样子。”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魏文彬的家庭濒临破裂。至今，魏文彬还是孑然一身。10年后，功成名就了，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男人喃喃自语道：“我几乎失去了我所有的东西。”
钱，依然是魏文彬最大的困扰。1999年3月，湖南广电集团下的“电广传媒”在深交所登陆，“中国传媒第一股”顿时引起一场业内大震动。魏文彬坦白，这完全是迫于无奈。“外面说什么我们资本运作，以小拨大啊，其实市场运作的这份机制，都是现实逼出来的。”
今天，置身这个庞大的金鹰文化城，面对这个囊括了广播电视中心、影视拍摄基地、影视会展中心、影视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影视旅游娱乐景区的多元产业群，记者依然怀疑，这会不会是湖南广电未来发展的一个陷阱？这会不会是魏文彬冒进的一个错误决策？
2004年，湖南广电的资产如今约70亿，利润不到4亿，80%以上的收入来自广告，多元化经营的前景并不明朗。据说，为这个“铺开的摊子”四处融资，是这几年魏文彬主要的工作。
但魏文彬依然信心满满，依然激情洋溢。他的梦想，已经被证明了一部分，剩下的，还需要未来证明。
人物周刊 ：建2000多亩的一个产业群，这么大一个构想，难道你就没有担心过可能会失败？
魏文彬：(缓慢地、坚决地摇头)后果我肯定是要考虑的。如果我明明知道做不到，这样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肯定是不会去做的。这可是一个城呢，投资几十个亿，当时2000多亩，现在总面积已经有2600多亩。
过去，这里是一片荒山，什么都没有，只有零零星星几家农户，路也没有，水也没有，电也没有。如果一开始我就认为是做不到的，我就不可能去做。我是充满激情地去做的，而且，我坚信是一定做得到的，而且，我是觉得非做不可的。当然，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人物周刊：这个庞大的项目在领导层得到了多少支持？
魏文彬：我告诉你，我的任何决策，在领导层都是一致通过的。当然，到领导层，决策人已经很少了，也许就是几个人，这些同志可能不一定全都理解，但是他们全都支持我。
人物周刊：是什么支撑着你把这种破天荒的改革推行下去？
魏文彬：这里没有任何诀窍。如果多数人都不赞成你，你该干啥就干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做成了，群众看到了，理解了，承认了。一定是这样一个规律。
至于头上这顶乌纱帽，不是我买的，也不是我捡的，是党给我戴的，是这个时代，是这个机遇(给的)。所以，面对同事，面对群众的时候，我就不会想去保护它。什么时候一阵风吹掉了，那就吹掉了。我一开始做事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
人物周刊：对于群众舆论的一片反对呼声，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魏文彬：我可以告诉你，当初我做的几件大事，包括上星、建这个中心、上市，多数人都不支持、不赞成，都想不通，因为这样做太超前了。
过去，毛主席说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人民群众和决策者永远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就是决策者或是领导者，要永远永远在某些方面走在群众的前面。如果决策者始终和群众一致，就没有领导和群众的区别了。
当你的思想跑得很远很远，远远走在前面的时候，你做起来阻力就非常地大。(长叹，然后沉默)他们不理解你，不支持你。如果一件事情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不要去埋怨群众，因为他们和你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他们只是站在他们这个角度，看到这么一点点。差别就在这里。
人物周刊：能谈谈你在这个期间的内心感受吗？
魏文彬：昨天我和别人谈起这个，我都讲到掉眼泪。心里很难受，很悲，我失去我的情感，失去了……(沉默)，几乎，失去我所有的东西。
搞基本建设，投资刚刚花出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会吃多少年的苦，会遭多少年的罪。上下都不理解我，我还遭人骂，人家说我好大喜功，这些话我都遇到。当年刚刚拿到投资，在市里一个办公楼里，我给我最初的几个建设者，指挥部的几个人，讲过一番话，现在想起来，心里都砰砰直跳。那一次，我是动了感情了，听的人都掉了眼泪。我说，“同志们，我拜托你们一件事情，我们从事的是一项很伟大的事业，我希望大家不要犯错误，不要在大建设、大招标，和各种包工头、各种商人打交道的时候犯错误。我说“千万不要我们的楼一幢一幢地矗起来，我们的人一个一个地倒下去，这是一场恶仗，希望大家好自为之。”我怕啊，怕他们为了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出事。
当时，我有两个愿望，第一求菩萨保佑，上苍保佑我身体健康，如果命中注定我得癌症的话，那么在中心建成之前不要得；如果我不小心犯错误，上级处分我的话，那就让中心建成以后再处分我。应该我自己讲出这两句话，我自己是感天动地的。
(叹息)我怎么会把这个事情做成的，我自己都讲不清楚，讲起来很费我的神，不堪回首。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企图去完成一个原本需要几代人去完成的事业？这么大的代价，你个人认为这样做值得吗？
魏文彬：我刚才和你说了这么多，你还是没有完全理解我。如果我是一个群众，我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你问我有没有困难？有没有风险？会不会身败名裂？(这些)我都没有想过。但有一个回答我是清楚的，你问我会不会做成？我一定会成功！
“挑战央视？我没有这样的居心，也没有这样的野心”
突破广电行政性和区域性的障碍，走出湘水，一直是魏文彬和电视湘军的冀望。这意味着，原本由央视一家独享的盘子，将由几家争食。几年间，湖南卫视一直位居地方台上星频道的收视率之首，在全国迅速火爆的几档娱乐节目给了“老大”不少的触动和压力。央视不得不对娱乐栏目进行重新调整、包装，并开始重新打量这位来自地方的“争食者”。
2005年，一档名叫“超级女声”的节目，使得湖南广电和央视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在举国上下为“超女”疯狂之时，央视的一些名主持、名嘴们纷纷站在道德的高度上，声讨“超女”的低俗；另一面是多数媒体以及各大网站、BBS的庞大网民群体力挺“超级女声”和湖南卫视，同时用尖锐的言辞发泄着长期以来积蓄的对央视的不满情绪。2006年4月，历经“批文”悬念，“超女”在广电总局重重规范下跌跌撞撞地再度启幕。
超女热潮之后，对央视和湖南卫视两家竞争态势的追踪和研究，成为大大小小媒体的重点内容——财经媒体盯着两家的广告收入，各大报章的娱乐文化版也纷纷拿这两家热播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说事。“PK”，这个“超女”中诞生的新词，一时成为联结两家电视台名出现的频率最高的词汇。
2005年末，正是全国各家电视台揣着成绩单、四处争夺广告客户的时候。根据2005年央视-索福瑞资料显示，1到9月间，全国卫星频道收视率，湖南卫视排名第4，紧跟在央视综合频道、三套和八套后边。
2005年11月9日的北京，是湖南卫视2006年广告招商会的最后一站。9天之后，央视黄金时段广告招标会也将在这里举行。对此，湖南卫视广告部表明姿态：“央视是巨无霸，客户都集中于北京，我们可以沾沾央视的光。”小心谨慎的程度可见一斑。有意思的是，一位研究媒体购买结构的学界人士如此评价：央视在2005年末这次招标会上的姿态有所改变，“谦逊了很多”。
于是，关于湖南卫视和央视的关系，自然成了本次采访难以回避的内容。一提及这个话题，方才肆意洒脱的魏文彬立刻又拘谨起来，几次明确表示不愿谈这个话题，在记者一而再追问下，他才做了极为慎重的回答。
人物周刊：对于湖南卫视和央视的竞争，您的观点和态度是怎样的？
魏文彬：为什么你们媒体都喜欢提这个问题？我不敢说我不是有意回避，但我基本上不太愿意去回答。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关心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因为你们确实引起了央视的紧张。
魏文彬：(笑)，这个不奇怪啊，能引起央视一系列的重视，这是个好事嘛，不要说是紧张嘛。良性竞争很正常，没有坏心眼在里面。我相信，央视泱泱大台，也希望下面的地方台有些东西可以让它借鉴。
我们怎么能和央视竞争呢？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怎么能和一个三十几岁的成年人去竞争呢？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嘛。而且，如果要谈和央视竞争的话，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央视越办越好，我不希望湖南卫视办得比央视更好。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希望湖南卫视办得比央视更好呢？这个很难理解。
魏文彬：因为，毕竟央视是我们中国的国家电视台，我是中国的一分子，我希望它越办越好，(如果)它办得不好，我也会有意见的。
人物周刊：但是，如果市场有一天就是选择了你们呢？
魏文彬：嗯……你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市场怎么会抛弃央视呢？
人物周刊：不是抛弃，我是说，如果湖南卫视在市场竞争上胜出了？
魏文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10年内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人才和资源上，包括政策上的资源，湖南(卫视)都不可能超过它。
你是要我说真话吗？我觉得，湖南卫视和央视同在一片蓝天下，某一些节目有一些竞争是好事。我不希望观众们有这样的心态——希望一个台行，另一个台不行，或是在这两个台里只选一个。我没有这样的居心，也没有这样的野心。
人物周刊：这么说来，是公众和媒体把你们当作央视的假想敌，希望你们扮演这样一个挑战者的角色？
( 一边的工作人员：其实舆论这样心态也不好，要湖南广电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这其实对湖南也没有好处的。)
魏文彬：央视肯定会有些节目办得不好，这也是很客观的。它有十几套节目，泱泱上万人，要每一套节目都办得那么精致，每一套都天下第一，这不是很可笑吗？央视有些节目办得不是太好，而碰巧有些地方台节目办得比它好，这不是很正常吗？第三，央视是国家电视台，是需要维护国家利益的。
它有一些地方是让人不舒服的，譬如所有资源都垄断在它手里，垄断在手里了还颐指气使，大家肯定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是，我们只是希望它改进，而不是要打倒它。
央视的个别记者、个别栏目如果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也并不代表央视的领导。赵化勇(中央电视台台长)就曾和我说过，你们湖南的“超级女声”办得很成功。
“我最大的困扰，是寂寞”
55岁的魏文彬，依然个性张扬，在一堆四平八稳的官员中，绝对是个“异数”。从先前的湖南广播电视厅厅长，到如今的湖南广播电视局局长，魏文彬坐在湖南广电业一把手的交椅上，已经整整10年。“为什么我一脚踏进来以后，就再也没挪过窝？”在前边谈起10年改革的时候，他曾如此自问，却忘了回答。
一位曾在湖南电视台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透露，魏的个性和傲气，曾为他招致不少麻烦，“很不入一些人的眼”。由于“不恭”，他曾意外遭到“弹劾”。正处于个人事业、名望巅峰期的魏文彬，“一下子整个人蒙了，百感交集”，一夜间跌入万般尴尬的境地。一位接近他的人回忆：“这场意外的挫折，对他个人的震动和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广电厅系统员工的强烈要求下，湖南省委决定，魏文彬以厅党组书记身份履行厅长的职责。决议一下达，魏文彬把厅里所有干部召集到会议厅，发表了一段威慑力十足的讲话。应他要求，讲话录音整理成文件后传达到厅里各个部门。
“我一介书生，受到同志们如此的厚爱。留下来是我自愿的，但是我告诉你，魏文彬掉了一票，千万不要以为我掉了胆子，今后工作上还是一是一二是二，工作上该批评还是批评，如果不把工作搞好，我该处分还是处分。”
散会之后，所有人站起默默送他下楼、上车。一路上，回忆着刚才的情景，他默默开始流泪：“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客气过。你说，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击溃呢？外面，还会有什么东西可以诱惑我呢？”
改革者以悲剧收场，一向不乏其人，而多数变革的努力也是无疾而终的，仅仅用“奇迹”或是 “侥幸”这样的笼统字眼，很难解释清楚魏文彬凭什么能走到今天。
这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个体。作为改革者，存在着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的魏文彬，一个精明强悍的魏文彬；而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还有一个另外的魏文彬——有现实的策略和智慧，知道为了目的必须学会妥协和平衡，始终能在权力体系中为自己赢得信任和支持。
对于他处处力求平衡和妥协的做法，新生代的“湘军”中坚们对这位性格素来强硬的“大当家”有时也颇有些不理解：“有时，真觉得老魏让步让得太过了，太保守了。”
这或许就是一个成功的改革者最重要的奥秘，期间经过多少痛苦和漫长的磨砺，不是外人所能想象的。“我吃过很多很多的苦——有自己找的，也有别人给的，都不是你所能想象、你所能理解的。” 他双目正视记者良久，戛然而止。
现实和理想之间，个性与对现实的妥协让步之间，在不同利益的平衡和周旋中，魏文彬有多少无法言说的心曲；功名与寻常的幸福快乐，成功和与之相随的代价之间的取舍，又有多少无可奈何。
人物周刊：您认为，在变革时期，一个媒体的改革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魏文彬： 这是让我作为一个行业的领袖来勾画。我来说这个话就不太好，这应该由你自己来把握。
人物周刊：坐在这个位子10年，您的个人体会呢？
魏文彬：起码，(叹息)应该具备政治家的睿智，起码应该具备企业家的头脑，起码应该具备艺术家的敏锐吧。我来说这个话就不太好。
人物周刊：您会怎么评价自己？
魏文彬：不该是我来说这个话。我把这个权利交给你。
人物周刊：您是个非常强势的人，但在面对外界的时候，似乎有谨小慎微的一面。
魏文彬：我绝对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人生短促，我过去常说一句话，人生不满百，常发千年忧。用不着这么拘束。不洒脱是我们国人的一个毛病。为什么不洒脱呢？这么瞻前顾后，这么谨小慎微，这么畏畏缩缩？好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想透了，人都是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匆匆而过，一百岁也就这样。干什么要这么畏畏缩缩呢？就是真错了，那就错了，干吗要藏着掖着？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缺憾是什么？
魏文彬：困扰我最大的，是寂寞。有时候，真是寂寞无言啊。
人物周刊：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吗？
魏文彬：不能说是高处不胜寒，你别和我提这个词！如果是伟人，那就是高处不胜寒，但我不是。也许，我自己真走入了一个误区，也有这个可能，也许是我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觉得自己是个行者，永远在旅途上，所以经常感到很寂寞。
寂寞，是我最大的苦恼，但可能也是一种境界吧。怎么从寂寞中、痛苦中解脱呢？我有一种比阿Q要好的办法，这不仅仅是指寂寞，还有痛苦。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有时候生态环境不太好。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遭人误解和恨。对人对事，我是包容的，你对我越坏，我就对你越好，看你最后会怎样。但是，中途这个过程，是很难受的，万般无奈，有时真是苦不堪言，不堪重负。
有一天晚上，我走在马路上，看着天上的星星，还有远处的山，我就想，一百年后，我们都化为灰烬了，但是，那颗星星还在，那座山也还在，那我还有什么解不开的呢？还是回家睡觉吧(大笑)。本刊记者徐琳玲/发自湖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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